初次见面，贺社长留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位大学中寻常可见的教授，亲切，温厚，爽直。复旦大学出版社正是在这样一位学者型出版人的主持下，不仅在短短几年内突破亿元销售码洋大关，而且赢得了文化界和教育界对其精品图书的广泛赞誉。以下是本刊记者对贺先生的采访。
记：您认为，出版社需要怎样宣传和推介自己的图书？书评和图书出版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贺：显而易见，出版社宣传推介图书，既需要广告，更需要高水平的评论。必要的广告宣传，当然能为读者提供关于图书的基本信息（尤其是在一些畅销书的营销中），但是最能够打动读者并使其购买图书的无疑是对图书的深层宣传，其主要形式就是书评。书评与其它宣传方式相比，会对读者形成更大的感召；作为一种售后服务，书评还能帮助已购买图书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带动图书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好的书评在促进图书销售、树立出版社的整体形象、扩大出版社的社会影响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好的书评首先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同时应该是思想深刻的，而且必须是文字优美的。
但是，不论是广告宣传，还是评论鉴赏，它们的作用其实都是有限的，最终影响图书销售的决定因素应该是它的内在质量。真正的优秀图书无需做过多的宣传，同样能够获得市场的青睐，而那些浅薄平庸的图书即使有广告或书评的狂轰滥炸，也不一定有效果，反而会带来负面影响，既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还可能使读者产生一种逆反心理，最终无助于图书的市场销售，甚至会毁坏出版社的整体形象。
记：经过多年的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形成的品牌特色是什么，在图书的种类构成上有什么特点？
贺：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社要求得生存与发展，首先必须确立自己的目标，办出特色。作为高教系统学术性较强的大学出版社，是为支持高校的教学科研工作而建立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与社会出版社不同的出书方向和办社目标。因此，我们只能立足自己的特点与优势，走出一条综合性大学出版社的创新之路。
基于这样一种基本判断，我们确立了以出版一流精品教材、原创性学术著作为特色的办社方向。我们率先提出“要教材，找复旦”的口号，并在出版实践中围绕复旦大学的一些优势学科，开发了若干层次几十个系列的教材；同时组织出版了一大批运用新方法、体现新观念、紧密联系实际的优秀原创性学术著作，取得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和社会影响。
在教材建设方面，例如，新闻与传播学专业是复旦大学的重点学科，至今已有70余年的历史。根据这一优势条件，我们与新闻学院合作，全面开发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的教材，在全国获得了好评和一定的知名度。
我们在教材的出版上始终不断地追踪教学变化，积极关注大学课程改革，随时保有“领先一步”的意识，做好新学科教材的出版工作。例如，配合“经济学基础”这门新课的设置，我们推出了《经济学基础》一书。它既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又不同于流行的西方经济学，而是内容与体系全新的，特别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阐述，已被上海市教委列为重点教材。
出版作为一项文化事业，担负着推进文化创新、弘扬学术文化的历史使命。为了把出版社办成一流学术著作的出版基地，我们强调突出重点，注重独创，始终把眼光盯住一流专家的一流成果，把用力点放在出版中国当代学者的独创性、原创性著作方面。
依托学校雄厚的史学研究力量，我们在史学著作的选题开发和出版方面做出努力，推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或具代表性的著作。历史地理是复旦大学的特色学科，在此方面我们收获颇丰。例如，周振鹤教授主著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是一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地域差异及其形成的背景、原因和过程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著作；葛剑雄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口史》是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有史以来至本世纪前中国范围内人口历史的学术性专著。
各个学科皆有一个“重写学术史”的问题，为此，我们不断地开发各个领域学科史的选题，使我社的史学著作出版有了一个更为合理的结构和相当完整的学科覆盖面，同时也使我们出版当代学者独创性、原创性著作的特色凸现了出来。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部历时七年精心写就的专著，对思想史的建设带来重大突破，受到了学术界和读书界的高度评价。
正是由于坚持出版上的独创性和原创性特色，我社图书在全国各种评奖活动中屡屡获奖，如2002年我们就有４6种图书获得52项省部级以上奖项，被新闻出版报称为“获奖专业户”。
我社在对外版权输出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日本等地的出版界对我社的原创性学术图书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在版权输出方面收获颇丰，实现了版权贸易的“顺差”。我社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中国学术名著提要》、《中国思想史》、《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20世纪的世界》、《国史概要》等被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等接受出版，受到很高的评价，对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一些贡献。
记：复旦大学出版社今年的新书计划是什么，有哪些重点书？
贺：今年，我社为了深化精品出版力度，提出了打造精品出版“双百工程”的口号，这将使我们一贯坚持的出版原创性学术著作和一流教材的理念进一步落到实处。
这项“双百工程”，是指在今年争取出齐100种以“复旦博学”系列为主打的精品教材，进而开发200种复旦版的长销精品教材；同时，从现在起到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之际，出齐100种原创性学术精品。其中，葛剑雄教授主编的6卷本《中国人口史》将是我社今年重点宣传的大型图书；《中国史学史》、《重辑旧五代史》、《大中华汉英语词词典》等，也都作为我社的校庆献礼工程列入今年的重点出版计划。
记：您是改行从事出版业的，是否能谈谈您以往的工作经历对现在的出版工作有何帮助？
贺：与许多老出版人不同的是，我直到1993年才进入出版这个领域。之前，我过的一直是读书、教书、搞科研的生活，所爱所好则是那一份浓郁的书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受组织的任命，做复旦大学出版社副社长，继而兼任副总编。2000年，我又被任命为社长。
进入出版界之后，我便在思考如何发挥以前教学科研时积累的专业知识和人脉优势，将学术朋友圈转化为出版社的作者资源群。
1995年，我的老师章培恒教授、友人骆玉明教授潜心十年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即将杀青。乍闻消息，我就直觉地判断：这本作为“重写文学史”首批探索之作的文学史，由于在史料的引用、方法的创新和观念的解放上均有所突破，问世后必然会在文史学界引起一定的震动，并成为媒介关注的热点。
于是，我们与章先生联络，表达了我们的出版意愿。问题是，这本书作为教育部指定的自学考试教材，早已为数家出版社瞩目；我们如果要得到这本书的出版权，就必须进行艰难的谈判。经过力争，我们终于在1996年推出了这套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此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数十家媒体争相报道，成为1996年中国出版的一个热点，当年就销售7万多套。作为该书的策划和责编，我由衷感到出版人的欣悦。
《中国文学史》的成功使我更进一步坚定了自己对于大学出版社发展道路的一种理念，这就是应该密切关注原创性、经典性的学术著作，因为一部真正有份量的学术新著一定会受到读书界的欢迎。因此，1995年，当得知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正以“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为梳理和论述对象，着手重写一部中国思想史时，我们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的开拓和重大突破。葛兆光先生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坦陈意愿。精诚所至，葛兆光教授婉拒了数家出版社的合作愿望，慨然允诺与复旦大学出版社合作，使我们荣幸地获得了出版《中国思想史》的机会。
我始终坚信文化是出版之根，学术和思想是图书的价值之源。每当经过努力，看到一本本复旦版好书的问世，我的心中就会升起一份快乐，朋友们也热情地鼓励我，这让我更坚定了做好书的决心。我想，出版人或许仍然可以一如既往地为社会做着默默的贡献，但社会的进步又越来越需要出版人走向媒介注目的大舞台。我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而更重要的是，从事出版业，使我们的人生阅历更加丰富，使我们有机会听到来自社会角角落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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