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郑也夫教授在贵刊2002年第12期上对《新世纪中国大学生毕业论文精选精评·社会学卷》的批评，对于这位“性格偏执”的学者“不避得罪学术界中德高望重的长者与品学兼优的同仁”的严于自律，笔者深表敬佩。郑教授不愧是研究的“信任问题”的，在诱惑重重的商业时代，仍时时不忘取信于读者，显得弥足珍贵。
郑教授谈及的话题涉及到“学者介入出版”这个大问题，这也是笔者2002年暑期在《中华读书报》实习时关注过的。因此，愿意冒昧说上几句。
出版乃天下公器。在传媒时代，学者们的等身著作要传播广泛和久远，是无论如何离不开出版的。越来越多的教授在业余以担任丛书的学术顾问、主编或策划某丛书，为出版社出谋划策等方式介入出版。
学者介入出版又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主动介入，大多是知名学者认为出版能集中在学术和文化领域发言，能把专业研究大众化。因此，在与出版社有过若干次愉快合作后积极介入。贵刊第九期上推介过郑也夫教授著、编的《城市社会学》和《都市的角落》。后书是“选修（《城市社会学》）这门课程的同学们所做的城市社会调查的汇编”。这样的实证材料之于特别强调田野调查的社会学是不可或缺的，但它能顺利出版，我想郑教授的知名度也是城市出版社接手的考虑因素。笔者只是按照出版行业的惯例猜测，绝无怀疑《都市的角落》的水准的意思。
而学者被动介入出版，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礼俗人情的“熟人社会”是很容易理解的。参透这种公关术的出版社在邀请名家出任顾问或主编时，往往能够打通与名家有联系的方方面面，让名家防不胜防推脱无路。笔者采访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一位知名教授，他干脆无可奈何地说：“我一般很少担任学术顾问之类，当然也有，因为只是名誉性的，并不是我参与的工作，所以一般不去记住，现在也说不上，这类书如果流行于书市也与我无关。”
在正常利益驱动无可厚非的商业时代，出版社或为文化积累，为“立言”做工作，真诚邀请学界名流担任丛书顾问、主编；或赤裸裸地逐利，“拉虎皮做大旗”；或两者兼而有之。在这个所谓“注意力经济时代”，出版社营销策略上对知名学者光环的倚重是不难想到的。出版社在新书封面上打上几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为的就是让犹豫不决的购书者产生正向相关联想，掏腰包时更果断些。在这样一个礼俗社会，郑教授把西苑出版社编辑明显是套近乎的“季先生点名要你做社会学卷的主编”当真，甚至还郑重其事地写信给“有秘书给他接收信件”的季老，显得可笑或者说可爱。对这种纯真的书生本色，我无法冷嘲热讽。
在学者被动介入出版的情况下，原因各不相同，王汉生女士的无奈也是我能理解的。频繁介入出版的陈平原教授总结过介入出版的动机，原因之一就是“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帮助年轻人出书”。在出版社多少还迷信“胡子”、“权（学术话语权）杖”的情况下，年轻人出书难不是个别现象。张远山《通天塔》的出版迟到了整整十一年，他的幸运在于他用自己的实力为自己赢得了声誉，而出版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天然的“势利”。
我是理解并支持郑教授的。如果说这套丛书中的社会学卷是滥竽充数以次充优“好心办坏事”，笔者作为外行不便置喙。但就事论事说整套丛书，笔者还是希望西苑出版社吸取教训把这套书好好出下去。就笔者所学的新闻专业而言，该丛书的新闻学卷收录了兰州大学97级本科生的《南方周末的新闻追求》，是值得肯定的。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新锐女学者就曾告诉笔者，她的研究生做《南方周末》个案研究的不少，但发表、出版难，可能是“为尊者讳”吧。
此外，排除出版社可能的自我标榜，笔者愿意相信该丛书能引导本科学士一开始就养成严谨治学的良好习惯，因为书出版后就进入了挑剔的公众视野，郑也夫教授这种严师即是。至少，对一心向学的年轻人，自己的学士论文能像博士论文一样公开出版，个中兴奋是难以言表的。在今天，博士论文是很受重视的，提到某个知名学者往往会提到他的博士论文，如朱学勤教授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国家每年有“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评选，各大出版社也重视名目繁多的“博士文库”的出版；硕士论文的受重视程度稍稍次之，余杰就曾敝帚自珍地把自己在北大中文系的硕士论文《畸人群像》收入他的一本集子；至于学士论文，受到的冷落是有目共睹的。笔者呼吁重视本科学士论文。君不见大学校园里，一些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已由“剪刀加糨糊”升级换代为“（鼠标）复制加粘贴”，而且还理直气壮“我将来又不做学问！”
笔者也有过复制加粘贴的经历，但这种偷工减料毕竟让人别扭，只有看着自己呕心沥血的课程论文终于出炉了，和老师深入坦诚地交换意见，才心安。就是零星发表一些文字，虽不是心血结晶的论文，但也是颇费思量。笔者以为，通过出版彰显对学士论文的重视和肯定，有利于引导年轻人在问学途中严格自律奋发向上，至少对那些有志学术研究的学生是成立的。
郑教授所抨击的“文化垃圾多于过江之鲫”当然要警惕，一靠学者自律、洁身自好，二靠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的顾海兵先生就曾在2002年10月31日的《南方周末》上疾呼《学术评价：让“主编”走开》，“提议取消（图书）主编这样一种违反知识产权、带有封建残余的称谓”。
在图书泛滥的今天，笔者依然执拗地相信学界自有公论，学人眼睛是雪亮的。一般读者在上当受骗和奇高书价的制约下，阅读理性已经越来越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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