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惑明智为主旨的思想活动总是以怀疑为基本动力，所以学术研究离不开相关的“问题”。这不成问题的问题眼下之所以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是由于在一个时尚化的时代，我们的学界也未能免俗地正在成为一个文化作秀的舞台。“问题”总是显得有点沉，“怀疑”的严肃姿态也往往会动摇种种道貌岸然的规矩，这对于已习惯于轻歌曼舞、热衷于以“天下”作舞台开展一场全民性欢乐总动员的人们，无疑是彻头彻尾的不识时务的另类。那些仍然固执己见的思想者，于是便只能成为文化圈内的失语者；诸如此类真正触动心弦的学术问题，自然也就从热闹如庙会的话语喧哗中缺席。作为一种代价，伪学术正在冠冕堂皇地构筑一道当代中国蔚然壮观的人文景象，伴随着学术工业的发达，大面积登场的观念沙尘暴日益在破坏我们的精神生态。一方面是真正问题意识的匮乏，另一方面却是学术著作前所未有的高产。这一充分满足经济学所要求的“低投入高产出”现象，与其说是标志着华夏思想文化的振兴，不如说是一种学术腐败的典型症状。
如此这般的言说只是一种耸人听闻吗？我倒但愿如此。事实上，一直以世人皆醉吾独醒自视的文人墨客常常是最为昏聩与愚蠢之辈。知识的增长与学问的培养并不必然伴随道德良知的提升与精神视野的开阔，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曾几何时，若没有一大帮顶尖科学家的推波助澜，以及一大批著名文化人的鸣锣开道，“第三帝国”的崛起也不至于如此地顺利。这让我们有理由对苏格拉底将获取知识与培植善性相提并论作出质疑，并将波普尔提出的“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的说法，看作一个有待证伪的命题。为何以开启人们心智为宗旨的人文思想居然不能对思想者自身产生效用，就像一个以医术高超名满江湖的华佗传人到头来却不能解救自己的病痛？无论如何，这总有些说不过去。这种构成一种莫大的反讽情形本身，无疑是对人文事业最致命的颠覆。而从中涌现的“人文学术何为？”的困惑，应该是当今以一派喜洋洋的繁荣景象遮蔽思想的苍白的中国人文学界，首当其冲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但没有必要因此而对“知识分子”的群体性没落，再进行说长道短，只要我们还其以凡夫俗子的本来面目，承认他们与芸芸众生一样拥有功名利禄之心。所以说“世人都说神仙好，就是功名忘不了”。那些以超凡脱俗的布道闻名遐迩的大师们，其功成名就的标志无不是他们所拥有的巨大世俗利益。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就不能将眼前这种局面归咎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反倒是应该说颇具古人的风采和真传。所谓“学而优则仕”，知书识礼一直在中华传统中被推崇为“正经事”的一大奥妙，便在于书中自有“黄金屋”与“颜如玉”。一旦学问做好了、名声搞大了，不仅能充分满足食与性这两大基本需求，而且还能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达到自我实现的境界。所以，不同于西方知识分子总是希望能扮演“为真理献身”的圣徒的角色，中国的饱学之士早有“著书只为稻粱谋”的自白。像陶渊明这样能“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前提，是他还不到找米下锅的地步。这就意味着，构成真正的人文学术问题语境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知识论，更重要的还有复杂的伦理学。因为不同于聚焦于自然规律的科学探讨，面向现实社会的人文研究很难回避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所构筑的屏障、无视它们作为一种权力形态的存在。因而，能否在压力之下保持一种求知问道之心，这对于人文言说的意义非同小可。
在人文著述中，让知识论君临一切独步天下的做派，无疑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取巧，常常只是为那些无关民生的高谈阔论进行哗众取宠的表演提供了方便。所以，对于当今的人文学术，不仅要重新强调“问题意识”，更有必要追究其“问题动机”，作出一番所谓的“知识社会学”考量。在一个不仅没有英雄、而且连凡人都已遭解构的后现代生存状况中，再要想拥有那种超越既得利益的客观问题、将对真理的“解蔽”托附于话语主体的超功利立场，这已是一个不负责任且不好玩的玩笑。只有驻足于这样的知识语境，我们才能够理解何以同样以“左派话语”命名的知识人，在欧美学界体现出一种批判的“反体制立场”，一旦“本土化”后却成了为主流话语鞍前马后地伺候的文化英雄。也才能明白，以一名本土中国学者身份对西方思想的批判，一不留神便会被纳入“民族主义”阵营弄得一头雾水。而那些入了籍或拿了“卡”的“华裔美国教授”对其新大陆的痛斥，因为能各取所需两全其美那才真正叫做“酷”。所以，尽管正在流行的“知识社会学”的内涵博大精深，有一点无疑应进入其关注视域，那就是当人们试图提取一个人文研究的问题意识时，有必要对言说者话语语境的生成背景进行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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