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29日《中华读书报》第4版摘要刊登《纵横》2003年1月号钱江的文章《胡乔木的一封“要房信”》，文章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是我常去的地方，其中的旧书坊是光顾的重点。那里有几个摊位上常见‘名人手迹’，有时出现若干很值得收藏的东西。几年前的一次，我甚至在那里见到了胡耀邦介绍曾山到北京医院求医的手写便条，持有者索价2000元，不还价。我身边没带这么多钱，稍一犹豫，待再去寻找，已经杳如黄鹤了。”“2000年冬天有一次前去，不经意间看到了胡乔木的一个信札，是他于“文革”之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初，为增加该院3位著名学者的住房面积，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的。原信不长，是打印件，有胡乔木的签字，有李先念的字迹，我认为是有价值的，略经讨价还价，以400元获取。”“2000年2月5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乔木书信集》，共收入胡乔木书信435件。始自1945年4月9日，终于1992年9月27日。细阅之下，非但没有发现此信，而且发现书信集中没有收入作者1977年的信札。而这封信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或可作《胡乔木书信集》的补遗。”
像钱文所言，潘家园摊位上销售的“名人手迹”之举，恐非耸人听闻。笔者就听到类似情况不止一例。如前两年在潘家园的摊位上整麻袋地销售北京某名牌大学的一些名流学者在1957年运动时的发言记录。前些日又有人要核对某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为从事某项学术项目而采访某名流的记录手迹，用以证实这一记录的历史价值。
使笔者十分纳闷的是，这样一些属于有研究价值的“档案资料”为何和怎样流入了潘家园摊位的。这些“档案资料”原本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某名牌大学、某艺术研究院的，他们如果觉得不必保留，也不该作为“废纸”出售，以至辗转流入潘家园摊位的。何况这些有价值的“档案资料”绝非废纸一堆。
使笔者同样纳闷的是，现在一些“档案资料”往往成了“单位所有”，随心所欲，任意处理。设想如果要在某名牌大学查找1957年运动时的发言记录不知要经过多少关审查，结果能否看到还是个问题，然而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买来这些“档案资料”拥为己有。一方面公开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收集了“始自1945年4月9日，终于1992年9月27日”的内容，而另一方面在潘家园的摊位上用400元就获取的胡乔木签名的1977年12月2日写给李先念副主席的为老知识分子“要房信”，《胡乔木书信集》中却没有收入。
近日还有一位老学者告诉笔者，他为研究需要到某图书馆查找上世纪二十年代报刊，却层层卡压、处处红灯，未能如愿，而如果老外需要查找，则一路绿灯，这岂不实际上成了限制国人的“双重标准”了。
“档案”的开放和管理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没有学术“档案”的开放，谈何保障学术研究的公开、公正和公平，谈何发扬学术民主和繁荣学术事业。学术事业的发展要求尽快产生一部有利于学术繁荣的学术档案资料开放和完善管理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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