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作家出版社评注魏明伦的一本新碑文选集时，我对其中一篇为成都巴国布衣酒楼所作《饭店铭》的开篇之句——“巴国出诗酒，布衣傲王侯”，颇费了一点查考的功夫。
不能不承认，魏明伦此文如此开篇，的确堪称神来之笔。它既扣合并升华了“巴国布衣”这个酒楼名称的内涵意蕴，又显得典雅、豪放而富于诗意，且为后文一系列连珠妙语作了画龙点睛的铺垫。问题是，我隐约感到后半句的“布衣傲王侯”有些眼熟，好像在孙中山早年的一副联语和别的什么书上不止一次地见到过，却又一时想不起也查不出它的确切出处。便打电话向魏明伦本人请教。明伦回答说，在他的印象里，前人似乎并没有直接说过“布衣傲王侯”的话，他是受了《今古奇观》一个回目名称“卢太傅诗酒傲公侯”的启示，再联系“巴国布衣”的酒楼名称加以演化，才有了这个开篇之句。
明伦的说法并没有消除我的疑惑。我依然相信自己的朦胧记忆，觉得他在构思时可能是下意识地借用了前人的“布衣傲王侯”熟语。
首先，《今古奇观》中的“卢太傅诗酒傲公侯”，在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原著中本来就作“卢太傅诗酒傲王侯”，是编《今古奇观》的抱瓮老人在明末的动荡年代为避“犯上”之嫌，才改“王侯”为“公侯”的。这和清代乾隆年间怡亲王府的人抄录《红楼梦》己卯本和庚辰本时，将曹雪芹原稿中的“成则王侯败则贼”改为“成则公侯败则贼”是一样的性质。说明至少在四五百年前冯梦龙生活的明代中叶，人们已经习惯于将书中卢生那样纵情诗酒不畏权贵的作派，径称为“诗酒傲王侯”了。到了孙中山倡言革命的清末，其所作联语进一步将具有平民意味的“布衣”同古已有之的“傲王侯”观念结合起来，自然是情理中事。
情理归情理，不查出确切的出处仍说明不了问题。于是我一边继续查找，一边去信和打电话向楹联专家顾平旦、白雉山先生求助。顾、白二先生均告知未能查出孙中山有此联，我自己却在储之箱箧的几本对联丛话类闲书中把它找到了。
原来，孙中山在青年时代以布衣之身去求见清朝一品大员张之洞，让门房递进去一张大约是写着“弟孙文”字样的姓名帖子。张之洞见了，信手在上面批了一句：“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安敢称兄弟？”让门房退回来。孙中山随即在上面写出一个下联：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
张之洞惊其文思之敏捷，气度之过人，立刻请孙中山入内相见。
有趣的是，在查出这一联语之后，竟让我猛然回忆起以前读过的一本台湾作家高阳所著张大千传记——《梅丘生死摩耶梦》，里面似乎也有类似的“傲骨”情状描写。一查，果然书中有如下两段话：
张大千不喜欢政治，但有“布衣傲王侯”的思想。不过未傲之前，先要看看此王是不是“假王”，此侯是不是“关内侯”？如果是，根本就不值得傲了。
张大千是布衣傲王侯的格调，（所谓）“经常向朋友周转钱”的“朋友”，并非达官巨贾，而是一批掮客。
这里面两处提到“布衣傲王侯”，前面一处还加了引号，说明确是在借用前人之语。至于这前人之语是指孙中山那副下联，还是包括孙中山在内都另有所本，我不敢下断论。不过这就够了，足以说明《饭店铭》中的“布衣傲王侯”确属借鉴前人之语，或至少是与前人之语暗合。只不过魏明伦把这句话用得很巧妙，用出了新意。就像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巧妙地借用了唐代李贺诗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而别有新意一样。
人们经常引用或书写一副励志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总觉得这里面分明有误，曾试图去弄清真相。殊不知追溯到著名学者王芸生处，线索就断了。
王芸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大公报》社的一名编辑。他在工作之余，致力于研究中日关系史，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通过查阅大量资料，采访若干名流，著成并出版了一部近二百万字的皇皇巨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成为时人极推重的一位中日关系史专家。他为这部书所下功夫之大，委实令人惊叹。别的不说，单以平均每月完成六七万字定稿的写作速度，即非一般学者所能想见。当时有人向他请教成功的秘诀，王芸生便口吟了这一副书山学海联。其意，自然是在强调学习与治学首先必须勤奋和不怕艰苦。可是这副联语究竟是王芸生自撰，还是他在复诵别人之作，我所见到的材料语焉不详。但不管怎么说，这副经王芸生之口而流传至今的联语，肯定是有毛病的。
毛病在哪里？就在上联的“路”和“径”字上。这两个字，音异而义同，出现在短短七个字的上联中，本身就显得笨拙、牵强而欠通，和下联音义皆异的“涯”和“舟”字相对，也太失水准。我想，不论是否王芸生所撰，只要是经他之口传出的，这么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怎么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揣度该联本意，可能是转述者无意间把上联的“路”和“径”这两个字念颠倒了。它原本应该念成——
书山有“径”勤为路。
为什么把颠倒后的“径”字打上引号呢？因为还原了位置的这个“径”字，本应写作“尽”——当初念颠倒了，才错写成“径”的。现在纠正过来，顿然文从字顺，对仗工稳，几乎称得上天衣无缝了。你看——
书山有尽勤为路，
学海无涯苦作舟。
“学海”对“书山”，“无涯”对“有尽”，“苦作舟”对“勤为路”，不论声韵、词性、内涵、意境，无不字字工稳，处处贴切。这才应该是此联的本真！
可能有人一时还想不通。既是“学海无涯”，怎会又说“书山有尽”呢？这样岂不矛盾？其实，“学海”与“书山”，虽则有关，却非同一概念，二者是不可混为一谈的。学海之无涯，源于庄子的“知也无涯”，不论学习与研究，的确永无止境。而书山之有尽，则是就客观实际而言的，作为物质形态之书籍，总有其极限。别说是古人极言“学富五车”的那点儿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历史典籍、诗词歌赋不难被饱学之士所遍览，就是在今天各种著述浩如烟海之际，不也可以用几台电脑加一堆光盘，便将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型图书馆的藏书都囊括殆尽么？
所以，“书山有尽”而“学海无涯”，正体现了事物的一种辩证统一关系。
古往今来一些文学大家对前人创造的人物形象往往有所借鉴，这是人们说滥了的话题，无须我去置喙。这里只谈一件曾让我长期耿耿于怀的往事。
记不清是哪一年，在什么场合，读到一本不太著名的苏联或东欧某国的长篇小说《青鸟》——甚至全然忘记了该书作者及书中人物的姓名。我只记得，书中描写了一批革命者可歌可泣的狱中斗争。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先让人感到疯疯癫癫并因之而遭致同伴误解，后来被事实证明是最坚强最机智并为最后的越狱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的独特人物形象。
我当初读那部小说时，还并无什么异样的感觉。过了些日子，当我第一次阅读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读到里面一个感人的艺术形象华子良的故事，才忽然联想起《青鸟》中那个人物形象。于是心里一直存着一个想法，觉得《红岩》的作者或许正是受了《青鸟》中那一人物形象的影响和启迪，才触发了对生活素材作如此选择，从而创造出华子良这一艺术形象的吧。我甚至觉得《红岩》这个书名，都可能受了《青鸟》的启示。因为这部小说最初本来是叫《在烈火中永生》，当年象征重庆革命圣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原本也叫曾家岩，如果真是因“青鸟”而触发灵感，创造出“红岩”这么一个千古不朽的美名，亦可谓功莫大焉。
这当然都是一些直觉。由于年龄尚小，学识有限，同时亦由于这样的直觉与当时流行的文艺理论颇有抵牾，所以从未想过要去作细致的查考与探究。直到若干年以后，当我自己也成了靠舞文弄墨为生的角色，并有机会亲耳聆听《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先生讲述该书创作心得时，那长久蛰伏于心底的想法才豁然复苏。在讲演快结束的自由提问中，我用一张小小的纸片道出了这一郁积多年的疑问。
杨益言的回答是，《青鸟》这部小说他还从未听说过，当然也就谈不上借鉴的问题了。他还说：“当初我和罗广斌同志（《红岩》的另一作者）塑造华子良这一形象，主要是依据我们在狱中所知的真实人物为原型。至于已故的罗广斌同志有没有读过《青鸟》，该书的人物塑造是否对他有所影响，我就不得而知了。”
杨益言的回答坦率而真诚，但并未彻底化解我心中的谜团。现在看来，要寄希望于《红岩》的作者们自己去揭示此事真相，已经不可能。杨益言未读过《青鸟》，罗广斌早已离开人世，另一位隐名作者刘德彬（因遭政治运动的劫难被取消了在该书署名的资格）亦不知是否还健在，大约只能期待于专门的文学史家和文学评论家，在今后用翔实考据的事实和合乎逻辑的推理，来为我辈释疑解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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