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１月３日和４日，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无线２６台以直播方式在美国华人电视节目《话越地平线》栏目内播出了题为《话溥仪》的对笔者的专访。现场观众也提到罗振玉、王国维与溥仪的关系，但受限于时间，没能够展开来谈。其实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证明罗振玉和王国维在政治信仰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有渊博的学识和伟大的学术创造，但他们也是肯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献身的真正的封建遗老。
罗振玉年轻时科场不第，因此并未在晚清仕途上谋得高位，而只是通过在社会上办教育实业得到几位地方大员的垂青，稍得进身。１９０２年１月，罗受张之洞委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主持编译《教育世界》，乃请王国维也参与其事。同年１１月，罗又接受两广总督岑春煊的聘请，出任两粤教育顾问。他上任后即推荐王前往张謇创办的南通通州师范学校任教师。１９０４年６月，罗再应鄂抚端方之聘，出任江苏教育顾问，乃创建江苏师范学堂，自任监督，遂以藤田丰八为总教习，以王为教师。１９０６年２月，学部尚书荣庆奏调罗入都出任学部参事，他也邀王同行。至１９０７年春，经罗荐举，王受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担任学部图书馆编辑，主管编译及审定教科书事宜。这就是说，直到清朝灭亡前，罗仅是学部（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教育部）的一名参事，而王则不过是学部图书馆的一名业务人员。然而，他们从内心忠于清朝，忠于皇帝，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们不愿意看到清王朝的覆灭，乃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相携东渡了。
１９１７年前后在全国出现了一股复辟清朝的逆流，这又给罗振玉和王国维带来一线新的希望，当时两人分别居住在日本京都和中国上海，在频繁的隔海通信中，论学之余最大的话题就是关于时局的看法，谈到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盛宣怀、徐世昌、岑春煊、康有为、张勋、梁士诒、梁启超、陆荣廷，以及南军和北军的对峙，沪宁路和沪杭路的畅、堵，蜀、湘、粤三省的纷乱，日俄协约的缔结，乃至银行风潮、商务股息、外汇比价，如此种种。他们更关注作为大清朝尾声之清宫小朝廷，仍被他们称作“乘舆”的溥仪，以及溥仪的师傅陈宝琛、伊克坦、徐坊、朱益藩、梁鼎芬、庄士敦，还有著名遗老沈曾植、柯劭忞、劳乃宣、陈曾寿等。在张勋复辟事件发生期间，他们传递内情，加以评论，表示对溥仪、张勋的尊崇和支持，对参与复辟诸遗老的爱护和同情，对民国军阀首脑的痛恨，以及对事件发展趋势和结果的关注等。
１９２０年１月，溥仪的师傅梁鼎芬病逝，王国维参加了上海的公祭，并撰写了《赠太子少保特谥文忠梁公挽歌词》诗三首。还为此与罗振玉通信数封，商量“梁宫傅身后事”，希望能够筹款万金，而以五百金之年息供给梁家“度日之资”。
１９２２年３月，罗振玉和王国维在通信中多次谈到清理皇室财产等宫中情况，王写道：“近闻内廷有旨召季秀皋，欲令清理皇室财产，此事自不可缓，优待费万靠不住，季高操守甚好，于财产事极有经验，然亦须现政府中人相助，则清理庄田等事方有效力。现在诸人中惟王怀庆可以任此，或亦尚肯担任，又须在鼎臣任期内为之较好。鼎臣故不足言，然他人尤非鼎臣比也。公盖与凤老等熟计之。”逊清小朝廷的命运无时无刻不牵动着罗王两人的心。
１９２２年８月８日，王国维致函罗振玉商庆贺清逊帝溥仪婚礼事：“大婚报效一事，翰怡处曾集得万元，他处恐无继者，闻有合数处人办小贡物之说，不知成事实否？”
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６日，王国维因升允（字吉甫）的推荐，作为海内遗老中的硕学，奉到逊帝溥仪的“谕旨”：“杨钟羲、景方昶、温肃、王国维均着在南书房行走。”王是在三年半之前的１９１９年１０月经罗振玉介绍而与原清朝陕西总督升允结识的。刘蕙孙回忆王入宫的背景说，北京大学当时想聘王为教授，并由马衡寄出了聘书，王回信说“当请示罗先生再定”，不久便函谢并退回了聘书，仅与罗一起接受了“函授导师”的名义。当时罗劝王不要去。王问生活如何维持？罗教他拜升大帅的门。由吉帅荐为南书房行走，溥仪批准。王乃得到布衣入值南斋的殊荣。王即准备北上，为了迁京后的寓所、治装等事宜，又多次与罗振玉通信相商，并向蒋汝藻借到晋见溥仪的朝衣朝帽。５月２５日乘船北上，２８日到天津，３１日赴北京，暂居金梁寓所，６月４日入宫觐见溥仪，即到差。随之全家也由上海搬至北京，很快便在后门火药局一带安排了居处。
王国维入宫后就开始了围绕“圣旨”和“奏折”的生活。
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４日，溥仪颁“旨”，王国维“着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１７日王致函罗振玉，告以“帝师”朱益藩?紫阳?关于南书房“入值”办法的意见：“南斋入值办法，前日晤紫阳，紫阳已发表意见，不以分书为然，但以每人所长者上闻，由上随意发问，即亦闲谈一切，亦无不可。盖即以此意定局也。上体小有不适，系肝家不和，故尚须数日后请旨，恐入值亦须略迟十日耳。”约半月后方确定，每日上午入值，每六日入内一次，觐见请旨。
１９２４年１月７日，溥仪颁“旨”，赏赐王国维“在紫禁城内骑马”。
１９２４年３月３日，溥仪命郑孝胥为总理内务府大臣，掌印钥，赏头品顶戴，令其全权整顿内务府，继于５日又命金梁为内务府大臣，协助郑氏整顿内务府。然而，整顿工作未见成效，宫中积弊难除。身处宫外的罗振玉也时时关注着宫中的动向，他反对郑和金的整顿措施，王国维则频繁写信给罗，每信必详述宫中重要人士，如溥仪及其生父载沣、岳父荣源，如“帝师”陈宝琛、朱益藩、庄士敦，如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宝熙、郑孝胥、金梁，如南书房行走柯劭忞、温肃，如内务府堂郎中佟济煦等之言行举止。从中可以看出，宫内外遗老中间派系复杂，罗、王与升允、柯劭忞等立场相近，既反对郑孝胥、金梁，也不满于陈宝琛、朱益藩，而对溥仪的忠诚与引导则更是第一位的。他们尽量要使自己的意见达于“上闻”，希望溥仪的言行举止都能符合“帝王的规范”，为此他们非常严格地对待每一篇将呈递的“奏折”。
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８日，王国维向溥仪呈递《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内云：“今有一策，有保安皇室之利而无其害者，臣愚以为莫若开放禁城离宫之一部为皇室博物馆，而以内府所藏之古器、书画陈列其中，使中外人民皆得观览，如此则禁城之内，民国所辖地面，既有文渊阁之四库全书，文华、武英诸殿之古器、书画，皆我皇室之重器，而皇室所辖地面，复有皇室博物馆陈列内府之重器，是禁城一隅实为全国古今文化之所萃，即与世界文化有至大之关系，一旦京师有事，万国皆有保卫之责。”数日后，王又上书溥仪，论说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他把孔子、老子的学说与“西学西政”作了对比，并联系近世以来中外国情，得出结论：“盖与民休息之术，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土尤为对症之新药，是西人固已憬然于彼政治之流弊，而思所变计矣。”两封奏折，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政治理想。
同年６月２５日，郑孝胥的整顿计划失败，辞去了总管内务府大臣的职务，其所掌管的印钥转归绍英，金梁也随之而去，王国维的预言言中了。
同年７月３１日，有人主张将清室房产交给上海的哈同经营管理，王国维即以哈同家族的内情，告知陈宝琛、郑孝胥等，从维护溥仪的“皇产”出发，表示坚决反对，并致函罗振玉详加说明。
同年，王国维还曾奉命代溥仪拟“谕葬张勋碑文”，他就此事致函罗振玉：“忠武碑文已缴，闻紫阳意亦不以维文为然。维本附函言，如有违碍及须改易处，请其签出掷下，然未得其复，大约须由他人再拟矣。”
同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指责清室出卖产业，散失文物。王国维非常不满，当即致书沈兼士、马衡，怒而辞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职务，并要求将胡适、容庚索去拟刊登《国学季刊》的文稿，宣布“停止排印”。
同年９月２日，罗振玉来到北京，暂寓王国维家，他已奉到溥仪诏，入值南书房。不久，溥仪谕命检查审定各宫所藏古彝器，罗乃于觐见时面荐王同任检查事，随即从宁寿宫始查验，继而检查养心殿的陈设品，这是两人同在清宫中为逊帝服务的实例。然而，才过去两个月，在北京政变中控制了政权的冯玉祥将军，提出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并经黄郛摄政内阁会议通过，１１月５日即派部将鹿钟麟将溥仪驱逐出宫，罗王两人“南书房行走”的生活，也随之结束了。
溥仪出宫那天，王国维侍行左右，未敢稍离。事后他致函狩野直喜叙述那天的情形及当时的心情说：“一月以来，日在惊涛骇浪间。十月九日之变，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比至潜邸，守以兵卒，近段?段祺瑞?、张?张作霖?入都，始行撤去，而革命大憝，行且入都，冯氏军队尚踞禁御，赤化之祸，旦夕不测。幸车驾已于前日安抵贵国公使馆，蒙芳泽公使特遇殊等，保卫周密，臣工忧危，始得喘息。诸关垂注，谨以奉闻。”据狩野回忆：“听说王君遭逢此事，悲愤慷慨，泪如雨下。”
曾在日本创办《文字同盟》而当时正在北京《顺天时报》社工作的桥川时雄，回忆溥仪移居醇亲王府的情形说：“我听到急报，早上八点左右赶到王府，陈宝琛、朱益藩他们在门外转来转去，进到里面只见宣统帝张着大嘴魂不守舍地坐在椅子上，对面王先生一个人跪在那儿哭。”桥川又说：“他对冯玉祥非常憎恶，搜集了‘二马’（即‘冯’）的左一个右一个的坏话，送来要登在报纸上，要是没登载的话，他还会写信来催促说：‘前天我要 听花登载，怎么还没载呢？’事情就是这样！”王国维还几度欲投护城河自尽，皆因家人监视而未果。
“逼宫”之际罗振玉在天津，听到消息，“急诣司令部请司令官为介往见段祺瑞，将陈说大义，令发电止暴动”，至翌晨，“附车入都”，急驱车往见王国维，听其“详言逼宫状，为之发指眦裂”。罗在《集蓼编》中继续回忆道：“因告予上谕已派贝勒载润及绍英、耆龄、宝熙及予为皇室善后委员。与国民军折冲时，鹿钟麟派兵一营围行朝，名为保卫阴实监视，群臣须投刺许可乃得入，向夕即出入不通，时夜深不能诣行朝。侵晨乃得展觐，上慰勉周挚，为之泣下。是日初，与鹿钟麟辈相见，先议定诸臣出入不得禁止，及御用衣物须携出两事。会议散，鹿等乃封坤宁宫后藏御宝室，愤甚，欲投御河自沈，寻念不可徒死，乃忍耻归寓，抚膺长恸，神明顿失，时已中夜，忠悫急延医士沈王桢君诊视，言心气暴伤为投安眠药，谓若得睡乃可治，及服药得稍睡，翌朝，神明始复，盖不眠者逾旬矣。自是遂却药不复御，盖以速死为幸也，乃卒亦无恙。”可见罗、王两人愚忠的言行和心情都是一致的。
离开“南斋”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仍然是“奉诏”而动。
１９２５年２月，王国维奉溥仪诏，而接受了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之聘。早在１９２４年秋，清华大学拟参照宋、元以来的书院制度创办国学研究院，并由校长曹云祥出面，因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推荐，敦请王出任院长，他婉辞以谢。继而由胡适面托溥仪，恭请代为劝驾，其时溥仪正避居于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乃命左右师傅代拟诏书，王不便拒绝，遂奉诏赴聘。
同年３月中旬，王国维觐见时已移居天津日本租界内张园的溥仪，并与罗振玉晤面，对“行在”中人事纷繁颇为反感，他在致蒋孟苹的信中写道：“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他在信中还透露了自溥仪出宫以来，“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的感觉，表示要“收召魂魄，重理旧业”。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１５日，王国维致书罗振玉，询问“千秋进奉”事。因为１１月１３日为溥仪的“皇后”婉容的生日，遗老等必有联名之“进奉”，故王询问其个人名下“共派若干”，以便照付。信中还谈及“时局既缓和，则下月当可赴津”，可见他还是时时关注着溥仪与“行在”，总是从天津张园的角度观察时局，特别是与罗常在信中讨论这一问题。
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５日，溥仪在天津张园作寿，王国维前往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当天，罗振玉也赴园拜寿，两人相视而过，既未接谈，又未寒暄似已义断情绝，实则不然。
自１９２７年初至５月底，国内政治形势动荡，北伐军在南方节节胜利，清华园内的著名教授们都很不安，如梁启超就在连续发表的《给孩子们书》专栏文章中写出了自己的不安：“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一旦爆发，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骤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梁启超年谱长编》第１１１３～１１３７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王国维对时局的感觉一定与梁启超的感觉很接近，尽管两人的政治观点有差异，但他们的身份、社会地位和学术声望等几乎是一样的，知情人回忆王在１９２７年５月时的心态说：“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梁启超年谱长编》第１１４５—１１４６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就在梁氏想到“仓皇而遁”的一两天后，王先生也不辞而远行了。
罗继祖先生（罗振玉嫡孙）在１９８７年出版的《庭闻忆略》一书中谈到了王国维致罗振玉的最后一封信的线索。他写道：“李元星同志（旅顺博物馆干部）提供消息，说他在旅顺博物馆从我父亲被抄去的遗物中发现了观堂给祖父的一封信，是两张红八行写的，内容他也不能全记，只记得上面写了叶奂彬（系叶德辉的字）被难及北伐即将成功云云，意思是唤起祖父的注意，但经过‘文革’，这封信，现在又无可踪迹了。这封信为什么祖父没看到而落到我父亲手里呢？当日天津邮差送信都是送到贻安堂书店，仿佛它是总收发处一样，所以信件都先到我父亲手，我父亲看到这封信的内容，可能他认为给祖父看不大好，就暗地藏起来了，事后也没再和人提。但何以这么多年一直藏在他手边，解放后忽然发露，到了旅顺博物馆，也很奇怪。但元星却言之凿凿，最近曾请他写一文证实一下，通过这封信，可以看出观堂在临死前有过种种考虑，既考虑溥仪，也考虑自己，也考虑祖父，观堂是从最坏处着想的。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北伐成功，不仅溥仪在津无恙，也未妄杀一人，出观堂所料之外。”王东明获知此事后说：“这封信，罗继祖并未看到，他估计当时久未通信，很可能是先父为叶德辉事，破例去信示警的，而他家未敢以呈罗，致保存在他父亲遗箧中，由此可见先父为人的敦厚与怀旧之情的殷笃。”（台湾《中国时报》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３日）
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清华研究院师生在工字厅召开叙别会。当天，王国维还为门生谢国桢及其友在扇面上各题诗一首，开会时他与学生谈论蒙古史料，亦如往常不拘形迹，午餐后与众作别也无异态，当晚接待访客以至送客都如常例，孰料先生心中正处在生离死别的煎熬之中。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上午８时，王国维赴学校公事室，与平日无异，９时许忽向别人借了５元钱，再雇车往颐和园，购票入内，步行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吸尽一支烟，便纵身投湖而去了。人们从遗体衣袋中找到了先生留给三子贞明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槁葬于清华莹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国维逝世当天，其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甚为悲痛，即于６月４日派其子赴京吊丧，据在清华研究院办公室工作的王第三子贞明，给其执事于上海邮务局的二哥高明的信中透露，罗本拟亲来北京清华园，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
６月７日罗振玉据情上奏溥仪，并代递了一封遗折，折中说：“臣王国维跪奏，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劣，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州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晏安……请奋干断，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殷鉴。波彼此之见，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清废帝溥仪档》，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学界众口一词把这封遗折说成是罗振玉伪造的，溥仪特赦后为了撰写《我的前半生》一书，曾在历史档案中查阅到遗折原件，并把此事写入书中：“近来我又看到那个遗折的原件，字写得很工整，而且不是王国维的手笔。”
也有一位看过全部现存逊清皇室档案及遗物的学者并不认为遗折出于伪造，他说：“遗折用白绵纸墨书，共四扣，每扣长二十二公分，宽九公分……笔者根据王国维以往的奏折和遗折的笔迹相对照，字迹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么是否是罗振玉假造的呢？经把遗折和罗振玉的奏折笔迹相对照，二者字迹根本不同，故罗振玉假造遗折一说，缺乏事实根据。”（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第７０～７１页，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笔者曾把这本书交给罗继祖先生看，老师阅后专写《观堂余絮》一文，他说：“遗折中间省略一段当是劝溥仪速离津他去以避危就安，孤臣孽子之用心，愚忠可悯，史鱼、灵均，一身兼之。溥仪倘地下相逢，不知何言以对！作者断言此折非伪，乃据以与《遗书》对勘而得，其辨别力而不逮溥仪，而矢言观堂之死为忠清则不失为‘实事求是’。”原来遗折是罗振玉命其第四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的笔迹写下的，他对此并不隐讳，其外孙刘蕙孙（《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孙）回忆说：“１９２９年我在旅顺，雪堂先生对我说起他和静安的友谊，最后说：‘他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
关于罗振玉代递遗折的目的，曾引起不少猜疑，然而这事在深悉内情的其嫡孙继祖师看来则毫不奇怪，他在《跋〈观堂书札〉》一文中写道：“祖父和王先生效忠清朝的信念至死不渝，这一点是共同的，并不为家庭嫌隙而有所动摇。所以祖父一看到王先生临终遗嘱而痛感愧对死友，在王先生一死明志，并没有‘希冀饰终恩泽’的动机，而祖父却迫不急待地代递遗折。溥仪说遗折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的手笔，这话倒是说对了。祖父对于王先生身后，特别是遗书的编纂刊行，不超过一年，遗书四集赫然在案，是尽了心力的。”（《读书》１９８２年第８期）几年后，他又在一本回忆祖父的书中写道：“祖父一接到投湖消息，又看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十六字的遗嘱，才痛感只有不忘久要，而自己反不能捐弃小嫌，万分愧对。急急忙忙代作了一份遗折呈给溥仪，这份遗折虽未留稿，内容可以估计到，一定是希望溥仪毋忘在莒，近贤远佞。在祖父认为死者的心事他是明白的，代递遗折，尽后死之责，心安理得，所以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人责备他‘欺君’。”（《庭闻忆略》第９８?９９页，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溥仪看过遗折大受感动，遂与陈宝琛等师傅们商议，发出一道上谕：“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供职南斋。因值播迁，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出于至诚。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深恻朕怀。着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醊。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以示朕悯惜贞臣之至意。钦此。”（《清废帝溥仪档》，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日本花园内设“忠悫公”灵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公祭，罗还亲撰《祭王忠悫公文》，最早发表在天津《日日新闻》上，赞颂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祭文中回顾了罗王两人三十年的交往历程：“呜呼！公竟死耶？忆予与公订交，在光绪戊戌，于今三十年矣。时公方为汪穰卿舍人司书记，暗然无闻于当世。暨予立东文学社，公来受学，知为伟器，为谋月廪，俾得专力于学。寻资之东渡，留学物理学校。岁余以脚气返国，予劝公专修国学，遂从予受小学、训诂。自是予所至，公皆与偕。复申之以婚姻。及辛亥国变，相与避地海东，公益得肆力于学，蔚然成硕儒。暨癸亥春，以素庵相国荐，供奉南斋。明年秋，予继入，遂主公家。十月之变，势且殆，因与公及胶州柯蓼园学士约同死。明年予侍车驾至天津，得苟生至今。公则奉命就清华学校讲师之聘，乃阅二年，而竟死矣。公既死，有遗嘱、有封奏，遗嘱腾于万口，封奏予固不得见，然公之心事，予固可意逆而知之也。”（天津贻安堂１９２７年刻本）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带着溥仪的“谕旨”，从清室驻北京办事处领得贰千圆赏银，全数交给了潘夫人，自己又另外送上一份在亲友中间数额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从各个角度讲，均不失三十年友谊的情分。王国维的家属子女依父亲的意愿，不请风水师择坟，也不挑选“吉日”，而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块地安葬，“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的‘谥号’王忠悫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王贞明：《父亲之死及其它》，载台湾《联合副刊》１９８３年８月８日）
溥仪给王国维颁下“忠悫”谥号后，京、津以及华北各报都以极大篇幅报导了王忠悫公殉节的新闻，但当时还没有人对他的死因提出疑问。就在这种气氛中，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尽了后死者的一份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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