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５月。北京。
房门开了，站在门里暗影中望着我的，是一个瘦小的老年男子。
“您是熊秉明先生吧。”
“啊，是我。”
“我是天津教育……”
来北京之前的晚上，我们已经在电话中与熊先生取得了联系，因此，还没等我把家门报清，老人马上抢着作出了回应：“啊，你们好。你们稍等我一下啊，旁边中厅里有沙发，你们到那里等我好吧。”
当与我同来的美编已经开始向熊先生介绍起了《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和《关于罗丹》的封面设计，我还在偷眼观察着眼前这位从巴黎归来的耄耋老人。他的形象与我想像中的实在是天差地别——相貌看起来也就六十多岁的样子，精神清健；大概是因为刚刚晨起不久，头发比较凌乱，一副不起眼的眼镜下，明澈的眸子中并无一个成名既久的艺术家惯有的逼人眼神；穿一件灰布茄克，样式极普通，是大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常见的那种，而他的主人竟是来自时装之都巴黎！身躯瘦小枯干，让人怎么都无法相信，他的掌底曾雕凿翻覆出那么多石质、铜质、铁质的雕塑；让人怎么都无法想到，他就是现代文学馆中那座劲猛沉实的孺子牛铜雕的作者。惟有那挺直的腰板、筋骨瘦硬的双手，多少透露出了这个不起眼的躯体中包孕着一颗强健的、充满活力的、浪漫的灵魂。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就将要在我社出版的熊先生的两本书的封面和版式与他们夫妇进行沟通，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熊先生基本上是静静地坐在一旁，安心地听夫人与我们讨论着众多细节。看得出来，他信任夫人独到的眼光和缜密的心思。而熊夫人陆丙安女士不时的一声“秉明，你觉得这个……”，为这个春日的上午平添了一分温馨感觉。这对从艺术之都、浪漫之都归来的老夫妇，举手投足之间本有一种浪漫的人生感觉。
多年前，熊秉明先生在大陆出版过几本自己的作品，但他对出版后的编校、设计制作质量不大满意，因此，这次《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和《关于罗丹》两本书在天教社出版，他异常关注，也异常地期盼。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底，两本书印制完成后，我们对自己付出的心血还算满意，怀着既忐忑又有些沾沾自喜的心情，以最快的速度将样书寄往巴黎，希望熊先生能够睹书开颜。但谁能想到，身体一直很好的他，竟然会无缘看上一眼这两本他日夜期待的新书。
书是在１２月１２日寄到巴黎的，熊夫人随即给我发来了一份传真，一份我本来是满怀期待的传真：
李先生：
刚才收到你们寄来的书，我是含着眼泪把它捧在胸前走进屋的，边打开，泪水边不断流下。熊先生已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４日０点３０分摔倒在浴室，脑溢血住进了医院，至今已一周了，仍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还在观察，后果难料，可好可坏，尚未脱离危险期，我只有每日祈祷，盼他能早日醒来。……
１２月１４日，熊先生最终没能从深度昏迷中醒转，在巴黎去世。
作为一名编辑，熊秉明先生只是我的一位作者，我与他只有一次谋面、几次书信的交往而已，我所熟悉的，只是他的文字，只是他对艺术、对人生、对罗丹的认识，只是他１９４７至１９５１年五年间的这几十篇日记而已。但是，对于他的辞世，除了因他未能亲见这两本书的问世而带来的遗憾之外，我的心中还有一种更幽微的遗憾——为了他的身殁异乡。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在心底执拗地认为，熊先生是希望将生命的终点选在中国的。而事实上，他少年时即随父亲来到法国，中间回中国读了大学，１９４７年便又重回巴黎，一直在那里生活，一生大部分光阴是在法国度过的；尽管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经常回到国内讲学、举办展览，但我也并不知晓他是否有叶落归根的想法。这种遗憾感觉的得来，其实既是缘于我头脑中本有的传统认识——根植于斯土，花实也必落于斯土，也是缘于一种愿望，希望熊先生能用行动来平息客观存在着的那么一些声音——对于他当年留在巴黎没有回国而发出的微词——哪怕这行动是发生在他的晚年也好；因为，如果你仔细阅读了他１９４７－１９５１年间的这几十篇日记，你就会从字里行间感觉到熊秉明对艺术的那份挚爱，感觉到他当年在“回国还是留法”问题上艰难的思想抉择，你也就会对一个热爱艺术的青年最终的选择给予理性、客观的理解。
布尔代勒在《雕刻与罗丹》一书中写道：“年轻的学生，你一旦打开这本书，不要寻找无益的装门面的话。你要在字行中找出我的生命的平凡岁月，生命的历史。我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对美的热烈的追求。”
１９８２年，熊秉明将他在巴黎学习雕塑初期几年间的日记按“关于罗丹”的主题进行选择、增删，编定出版，由此，这些经过加工的日记便面临着一个如何被读者解读的问题。对于这些艺术札记般的日记，太多的人被其中对罗丹以及他对艺术的深刻认识所折服；而对其日记的形式，人们认为，它们不纯粹属于写给自己看的私人性日记，其写作有突出的主题和明显的思想表述目的，它们也是写给别人看的。
那么，费尽心力选择、增删、修改日记的熊秉明何不做一专书专论罗丹呢？何必要保留日记这种片段且零散的形式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日记终究是日记，即便它记述了再多学术的、思想的东西，其内里也还依然涌动着一条明晰的心灵暗流。作者要给读者看的，不只是自己年少轻狂时对罗丹的种种认识，更有自己在那一段特殊时期——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５１年间——的生活之路、艺术之路和心灵之路。如果我们只将熊先生的这些日记作为一本艺术笔记、一本“罗丹印象”来读，虽算不上“买椟还珠”，但至少是忽视了这些文字中一些非常宝贵的东西。
咀嚼一下一个艺术青年在异乡追求理想时的日记中所蕴藏的深味吧！
１９４７年，爱好雕塑的熊秉明来到巴黎，攻读的专业却是哲学。初到这浪漫的艺术之都，他兴奋而急切地寻找着自己需要的一切养分，以一种虔诚的朝圣目光痴痴地注视着身边的一切。１０月２３日，他在图书馆读到了诗人里尔克初到巴黎时写给妻子的信，诗人在信中发抒的感受，似乎就是他此时内心的声音：
颤栗着的力量从雕像内部涌起，大欢喜浸入你，这是我所从未想像过的生命的强力……过去的恬静憩息的时刻、森林里和海滨的日子、生活的引诱、作过的梦，都能算什么呢？在这一片森林与海之前，在这一个坚定而沉重的眼光所含有的不可述说的充满信心的平静之前，在这样一座健康与笃信的建筑物之前？……
他是一切，绝对的一切！
这个“他”就是罗丹。一个是自己喜爱的诗人，一个是自己崇敬的艺术的化身，读到这里，熊秉明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罗丹用了那么多千变万化的雕像，给我们看人世可悲可喜可歌可泣可爱可怖的种种相，并且让我们看见生命的真实和艺术创造的意义。在罗丹的双手和塑泥的接触中，里尔克看见创造的进行、创化的秘密、神的创造的实证，于是懂得诗的意义和诗人的使命。
他说的这些仅仅是里尔克所看到、所懂得的吗？显然，诗人也帮助熊秉明找到了自己的使命，看到了人生的前景。
不久，１１月１１日，沉浸于罗丹雕塑的熊秉明在日记中解读《行走的人》时写道：
《行走的人》迈着大步，毫不犹豫，勇往直前，好像有一个确定的目的，人果真有一个目的吗？怕并没有，不息地向前去即是目的；全人类有一个目的吗？也许并没有，但全人类亟亟地向前去，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雨果说：“我前去，我前去，我并不知道要到哪里，但是我前去。”
熊秉明所学的专业一直是哲学，但对艺术的爱好使他心有旁骛；这种旁骛我想一定曾令他对自己人生的道路产生深深的困惑。“庸人自扰”是书生的通病，他们总爱追问人生的终极，总爱在行动前试图对未来的一切进行自认为理性的思考；但当熊秉明来到了巴黎，一切的一切改变了——罗丹那舍却了头颅的《行走的人》使他似有所悟，雨果的一句话让他顿悟玄机。不久，熊秉明便放弃攻读哲学，改学雕塑，“亟亟地向前去”了。
然而，熊秉明潜心雕塑的生活并未平静多久，１９４９年，随着他两年公费留学期限的临近，回国与留法的抉择又摆在了他的面前。并且，在他内心深处，对于究竟该将自己的艺术之根扎在中国还是西方，心中也有深深的困惑。从对艺术的追求的角度考虑，正处在学习期的他更倾向于留在法国继续提高技能；但看得出来，在他的周围以及他的内心深处同样有另一种声音，在质疑他脱离民族土壤的艺术追求，在要求他回到即将解放的新中国。在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５日的日记里，熊秉明矛盾痛苦的心情清晰可见：
心情坏极，好像生命全无着落，浮在虚空里。我埋头工作，而我的工作并无真实意义，好像把根向沙漠的土地里扎下去，但是碰不到水。
……我正处在精神最苦闷、最困惑的时刻，我决定暂不回国去工作，是因为觉得技能还不成熟，但是在这里学习的目的不是欧化、西化，我需要探出自己的道路，并不需要变成欧洲人。在这里继续做下去，能找到自己的道路吗？
表面看来，他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决定——留下；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又可以察觉到他是在努力地为自己的决定寻找有说服力的理由，他要说服身边的朋友，向这些对新中国满怀憧憬、热血沸腾、归心似箭的青年解释。但他更需要说服的，实际是他自己。
我自己则觉得学习尚未告一阶段，决意留下。在他们看来无疑是一错误，是怯懦和寡断的表现。我们近来的讨论与争执，当然并不能得什么结论，因为归根结底，这是个人抉择的问题。他们现在离去了，带着奉献的心，热烈的大希望。我呢，目前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充实，我的心情应当平静下来。
——《朋友的离去》１９４９．１０．３
艺术家从世界的各个角落跑到巴黎来，其实都是脱离自己的土地，拔出自己的根，变成一种孤立的荒谬的存在，在贫困、惶惑和绝望里磨练，寻找生命和艺术最后的意义，这里在通过一个极限情况来观察个人化成怎样的元素或结晶。
——《极限情况》１９４９．１０．１３
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５日，熊秉明与吴冠中、王熙民就艺术创作和回国的问题又进行了一夜长谈。第二天，他似乎坚定了自己的决心，然而，对于这个决定可能导向的人生结果，他的话语中依旧充满了听凭命运裁决的意味。他唯一拿得准的是，自己应该按照自己的兴趣、按照心灵深处的那个声音做出选择——未来是没有把握的，没有任何既定的可靠的道路可循，只能凭每个人的直觉和预感、勇气和信心去作决定。……
近代西方有很多艺术家是在异国完成艺术工作的……但也有艺术家，终生留在本土……各有不同的命运，说离开故土便缺少营养，是不一定的，正像回到故土也不一定就结得出果实。
……我自己也感到学习该告一段落了。……查德金和我很远，摩尔也很远，甚至罗丹，在我也非里尔克所说的“是一切”……我将走自己的路去。
三十二年后，当熊秉明整理这一天的日记时，面对往事，面对业已揭晓的人生答案，他的话颇为令人玩味：“这三十余年来的生活就仿佛是这一夜谈话的延续，好像从那一夜起，我们的命运已经判定，无论是回去的人，是逗留在国外的人，都从此依了各人的才能、气质、机遇扮演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艰辛，取得不同的收获。当时不可知的，预感着的，期冀着的，都或已实现，或已幻灭，或者已成定局，有了揭晓。醒来了，此刻，抚今追昔，感到悚然与肃然。”
我们习惯了从政治的、民族的、感情的角度去衡量人的行为，习惯了把一个游子是否回到他生长的故乡作为判定他整个人的重要标准，却较少关心一个人心灵深处的需要，较少从理性的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关注世界。熊秉明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中同样也有着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因此，他受了由此而来的痛苦。但痛苦之后，那个瘦小的身躯做出了决定，迈着大步，毫不犹豫，勇往直前地向前去，走他自己的路。
“罗丹”是一个符号，一个图腾，一种艺术状态的标志；对于熊秉明来说，他可能并非“是一切”，但是，罗丹所代表的雕塑艺术，所象征的法国文化，所象征的那种自由的艺术生活氛围，对于熊秉明来说才真的“是一切”。正是为了这一切，熊秉明最终将自己留在了生活的异乡。
当一个强健的生命停止了思想，停止了创造，是不是一定要对他的生命历程作一个评判呢？何必呢。有这么一本好读的日记无声地留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来仔细地读，默默地想，就已经足够了。对于这个结局，都有谁在感受着遗憾呢？真正值得遗憾的又是什么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