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１日，我在陪同美籍著名华人科学家朱传榘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就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发展问题作演讲时，有幸认识了资中筠教授。欣闻资教授将在２００３年初出版一本新书《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希望尽早看到这本书。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底，我收到了资教授的《散财之道》电子版，以最快的速度读完了全文。２００３年春节刚过，我收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寄来的资教授的样书，又重读了一遍，深感《散财之道》一书视角独特，内容丰富，是研究当代公益基金会的一面镜子。主要有六方面的体会：
第一，关于美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历史地位。朱教授在２００２年５月份谈到美国历史时曾强调：虽然美国建国仅有２０７年，但还应追溯欧洲的发展历史， 尤其是英国的发展史。从美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进程中我们看到，它的发展进程基本上与美国的发展历史一致。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随着英国工业化的发展，贫富悬殊扩大? 济贫工作所需要的规模也急剧增长。在这种情况下，１６０１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济贫法》（Ｐｏｏ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ｃｔ），与此同时，伊丽莎白女王颁布了《英格兰慈善用途法规》（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ｔａ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Ｕｓｅｓ）。资教授在《散财之道》里分析了美国独立前的公益事业先驱及其思想；独立以后到南北战争的一百年；南北战争期间及其善后工作，以及现代基金会的早期雏形。这一分析，史实确凿，意义深远。尤其是谈到慈善公益事业一直存在着的两种倾向，概括而言，一种是“授人以鱼”，即是简单的赈灾济贫。另一种是强调“授人以渔”，即帮助人们自立。“鱼”和“渔”这一字之差，深刻地表明了慈善公益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历史证实，“授人以渔”的思想是正确的，同时也被称为“科学的公益事业”。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也提出了扶贫开发计划的战略设想：由传统“输血式”扶贫逐步转变为“造血式”扶贫，以解决中国农村和城镇的贫困问题。
第二，关于美国现代基金会的兴起和发展。资教授阐述这一部分的内容时，文字并不很多，但很值得引起我们非营利组织实际工作者以及研究人员的关注。资教授在谈到二十世纪后末期美国现代基金会的发展特点时，阐述的观点非常有说服力，例如，美国现代基金会的规模扩大和数量急剧增加，表明了美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根据１９４６年塞奇基金会发表的不完全统计，共有５０５家基金会，其资产难以估计。到１９５６年基金会中心发表的统计数字是１２２５９家，共拥有资产一千多万美元，其中８９％是１９５０年以后建立。到１９９９年美国共有４６０００家基金会，总资金估计为３０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我有机会参加了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办，亚洲开发银行协办的“基金会立法北京国际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资料表明，到２０００年，美国共有基金会５６６００家，总资产达到４８６０亿美元，是美国ＧＤＰ的６％。以上数据也表明美国基金会作用和地位是十分显赫的。从美国基金会的类别来分析，绝大多数基金会是由一些富人或名门望族出资成立的独立私人基金会，经营方式比较单一。但后来的基金会类别增多，管理向专业化、正规化方向发展，职能逐步多样化，同时，国际活动日益增加。
基金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与其运作机制的规范化密切相关，书中这一部分的内容非常适合于政府、非政府组织或基金会的管理人员学习。它对基金会成立程序、董事会和财政管理三方面都有比较详细的阐述。关于基金会的自律问题，也是基金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尽管政府也明确规定了不少条文，安排一定比例的基金会进行抽查和审计，但客观上难以实现。因此，基金会行业的自律是非常重要的。本书对基金会理事会、基金会中心、法律小组与独立部门、印第安纳大学公益事业中心等机构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这些机构的作用、地位和运作方式都非常值得我国基金会的同仁们研究和借鉴。
第三，关于基金会与政府的关系。资教授对这一部分的分析应引起我国政府基金会的管理部门、基金会的实际操作者以及研究人员的重视。美国的基金会究竟与政府是什么关系？各方看法不一，中美学者也同样如此。而一般美国学者认为，基金会本身就是构成美国权势集团的主要部分。同时，这又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而且特别注意保持自己的非官方性和独立性。它与政府的关系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在主要政策上配合默契。另一方面，双方又有距离，有时又存在矛盾。加之美国政府中由于不同党派的存在，也造成了政府部门对基金会的态度来回摇摆，具体政策也是在不断调整的。其结论是政府与基金会的关系是既有千丝万缕的合作关系，同时也有各自独立的运行机制。具体来讲，一部分各大基金会的领导人来自政府的离职人员，同时基金会的领导人也有可能到政府机构中任职。这种政府与基金会之间的人员流动都表明，他们的合作和对立是客观存在的。政府与基金会的合作和对立与政府政策的导向、基金会的利益、社会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利用、相互协调有很大的关系。
资教授对税法的调控作用这一段阐述很值得我们细细研究。政府制定政策，影响和引导基金会的发展和管理? 同时，政府不具体关注公益组织的内部运作、人事、组织等问题，也不下令某几个公益组织合并、解散或没收其财产。政府特别关心并经常进行日常监督的是：这些基金会是否严格遵守税收制度，有无滥用免税的优惠，以及权利是否过大而失控。因此基金会与政府的关系也是随着基金会在社会上的作用和地位的变化而改变的。当然基金会在处理与政府关系方面很值我们关注，即非政府组织的自我规范，也就是上文曾阐述的自律问题。以我个人所见，这种非营利组织的自律，具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一是维护基金会的权益，另一方面则是监督自律。这既扩大了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上的影响，同时也提高了它们与政府打交道等方面的能力。
第四，关于基金会的国际作用以及与中国的关系。我个人认为资教授的研究成果不仅对我们从事非营利组织实务的同志有益，而且对研究中美关系、中美百年的民间交流和合作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项研究对我们从事非营利组织工作的业务人员了解美国基金会运作模式非常有帮助。例如：美国社区基金会，扎根于某个社区，是为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而建立的，他们宗旨和服务对象非常明确，他们并不从事跨地区或跨国家的业务。
当我们寻求与美国基金会的合作时，需要认真地研究基金会的宗旨、服务对象、服务区域和规则。不少基金会有从事国际业务性的任务。例如，比尔·盖茨２００２年在印度，一次性捐赠１．２亿美元，用于资助印度的对抗艾滋病研究项目，同时他投入４亿美元用于商业投资。关于如何开展与美国基金会的合作，这本书也不失为一本对非营利组织管理人员、研究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非常有实用价值的工具书。
美国基金会的国际作用和影响是明显的。它是二十世纪整个世界风云变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就美国现代基金会对中国的影响、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而言，这本书也具有很高的价值。美国洛克菲勒基金支持和创建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在海外工作中单项出资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项目。众所周知，协和医院在当今中国仍是集教学、科研、医疗为一体的一流医院，这种影响是长远的。再例如，美国福特基金会自１９８８年１月１日在中国建立办事处，至２００１年９月，该基金会在中国资助总额为１．２８亿美元，支持的领域有经济与发展、金融、教育改革与文化多样性、环境与发展、治理与公共政策、国际合作、法律与权利、公民社会、性与生殖健康等。福特基金会在中美关系解冻、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均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五，关于捐赠动机和哲学理念的理解。从资教授的散财之道的命题，我们可以看到其寓意之深。美国富人为什么要捐赠公益事业，其动机是什么？资教授写到志愿精神，“财富的福音”，基督教传统，平民主义压力，代表美国精英的理想，具体捐赠领域所体现的思想和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以上六个方面的解释是清晰的，但还有一个需要强调的因素，即美国有一个对慈善部门发展有利的法律环境，政府的导向作用。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律外部环境，富人也好，穷人也罢，捐赠的动机和理念也难以实现。１９６９年以来，美国联邦税法将慈善机构分为两类：公共慈善机构和私人基金会。由于私人基金会是由一个家庭、一个企业、数名核心捐赠者或利用捐赠基金投资收入来资助的，因此它受到公共慈善机构更多的法律制约，对私人基金会与其捐赠者、董事会成员、其他
内部人员之间的交易限制是非常严格和具体的。
第六，关于这本书对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启示。中国的公益捐赠事业还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散财之道》对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有很多启示，集中在三方面：首先，政府应加速制定非营利组织以及基金会管理的法规和条例，创造一个有利于非营利组织以及基金会发展的良好法律环境，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中国扶贫济困、法律援助、残疾人事业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作用。其次，弘扬中国扶贫济困的传统理念，坚持“授人以渔”的方法，建设非营利组织步入自我管理、自我制约和专业化运营的发展轨道。最后，非营利组织必须与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建立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例如，今年５月２０～２２日，中华慈善总会等十余家中外民间组织和国际机构将联合召开“跨国公司与公益事业高级论坛暨展示会”，这就是建立这种合作关系的一个契机，这也表明非营利组织愿意与企业开展合作，共创中国的文明社会，为全面建设中国的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总之，《散财之道》一书，观点鲜明，文笔流畅，知识面广且内容详实，实用性强，很值得一读，愿有更多的读者对此书感兴趣，也祝愿资教授能够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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