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写过一篇学者与文人的比较文章，因其中有些表述没有把握，就搁置一旁没再理会。但其中有些句子仍记忆犹新，比如其中谈到，学者主要在体制内，而文人大多在江湖上，这种生存状态的不同，很大程度上也就形成学者和文人立身处世的不同。即便在学者之中，所持立场也有不同，有主要做策论眼光向上以备咨询的，有主要做时评批判社会现象为民请命的，当然更多的还是经营自己园地做本分研究的。治学方式上也有差异，有高屋建瓴气魄宏伟大施屠龙术的，有细微谨慎仅仅磋磨小专题的，还有既屠龙也专题但同时还热心于介入时下社会的。
立身处世不谈，治学方式的数种分别却是各有短长难分轩轾的，无论长远或眼下，这几类学者都为社会、为学术所需要，也是一个进步开放社会应有的正常景象。难分高下，也不妨碍个人偏好，就我来说，在数种治学路径中，更欣赏也更喜欢的还是后者。而在我看来，胡守钧正是这种风格的学者。
胡守钧是一位社会学学者。作为一个社会学学者，免不了要持有某种描述社会的整体性理论。近半个世纪以来，描述社会的最有影响的社会学理论模式主要为两类，一类是冲突论，将社会分为对立冲突的两极或两个相对的部分，这为我们所熟悉也更易于理解，尽管我们不是经由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途径加以接受的。另一类，就属二次大战以后风行的帕森斯的功能论了。若以这样粗疏分类，胡守钧有关社会的总体性理论无疑是归于后一类的。
帕森斯承袭了孔德的社会统一体观念，将社会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看作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整合功能的大系统。从出现的时机和背景看，帕森斯的功能论是合于保守主义潮流的，它在战后西方社会的出现，“符合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在温和的‘福利国家’庇护下呈现的稳定”（?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胡守钧同样是将社会看成为一个大系统，但这里的借鉴沿用却不是简单的照搬挪用。在中国研究社会学，或者说以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只能以中国社会为基点。而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在中国二十年来从计划到市场、由封闭趋向开放的特定国情下，胡守钧的中国社会系统论与西方功能论，则具有着貌合而神离、迥然不同的社会学含义。
他将中国社会看作一个大系统，从中再析取出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三个子系统，从这三个系统各自运行规律以及三个系统的交互关系，树立起一个分析模型，由此展开对中国社会的宏观和微观的研究分析，逻辑地指明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社会的及时性和合理性，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和方法，即在经济上进一步市场化，政治上“走向民主新秩序”。还不止此，对中国社会这个大系统怎么看？胡守钧的视野伸展向古今上下，一是“走出轮回”，一是“走向共生”，这是他两本著作的书名，也是他对中国社会当下和今后走向的最高概括。中国几千年盛衰存亡，从民主民生角度而言，无论是秦皇汉武，唐宋明清，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蒋介石，在他看来，只是大大小小的“轮回”。中国社会要获得实质的进步，实现现代化，只有摆脱这一“轮回”的窠臼。至于他五六年前即提出的“社会共生论”，那时还只是展望，而今天却已成为再现实不过的问题了。
“何谓社会共生论？社会共生论以人人平等为前提。每个人生而平等。勿论信仰、阶级、性别、职业、年龄等所有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不同，只要你尊重他人的公民权利，那么你也拥有同等的公民权利。人之间有不同利益，团体之间有不同利益，阶级之间有不同利益，当然有冲突有竞争，但是冲突和竞争不是要消灭对方，而是以共生为前提。”这不是中国社会目前最需要予以注意的大问题么？明乎此，免蹈“轮回”的复辙也就大有望了。
从学理上看，胡守钧的系统论应该说并没有多少独立创发，但他的理论工作却不主要在这一层次上用力，这只是他分析具体问题所设的一个框架、一个功能性的理论模型，是他观照现实而必须展开的远景视野。他的描述社会的整体性理论未必不能细化和深入，他却无意于此，他的眼光紧紧关注的是中国当下，视点始终落在朝向开放和进步却也问题丛生的的社会现实。
听起来像是讥讽，社会学研究什么？研究社会，研究其他学科不研究少研究的社会问题。这其实是大白话和大实话。社会学不研究社会，还研究什么？社会学者当然也可以专注于建立基本模型，也可以用心译介西方理论，但无须做怎样说明即可明白，相比之下，更为需要的却是对中国当下本土问题的研究，中国的社会学要成熟，欲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流派、理论和范畴，一切也只能从此而出，这是基础工作，既为社会也为社会学本身，舍此而别无他途。
胡守钧恰恰用力于此，这方面的工作他做得极为出色，论述也更见精彩，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他的“社会共生论”或许还没引起多少社会反响，可他对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分析解说，对一些社会现象、社会特征的阐说论述，却早已广为人知，为人们耳熟能详。
如他的“权力经济”说。“何谓权力经济？简言之，乃是一种以权力为轴心的经济运作形态。”其特征，权力病变为一种特殊资本；权钱效应所聚集的金钱，不可能投入再生产。其直接后果：一不能增加社会财富，二促使金钱围绕权力聚集，三树立了不择手段、非法窃取金钱的楷模，四刺激了反社会性消费。权力经济的形成原因：一，权力滥用，二，权力资本化，三，缺乏舆论监督。论述简洁明了，问题的表现、恶果和根源，揭示得清清楚楚，正应了他写文章的简洁明快规矩，决不将一句话说成十句，而只会将十句话并为一句说出。权钱交易现象，今天早已为人们所熟悉，成为反腐败的重要内容，他的论述若不是最早也是最早之一，而且不是出于愤激的泛泛而谈。
直面当前，随时及时地针对社会问题给予解析提炼，胡守钧这类精彩论述所在多是，还有如“无主体所有制”，如“土地问题”。不过，其中最著名也最具广泛社会影响的，当推他在１９９１年提出的“灰色收入”说。须知，其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正式提出呢。同样不是泛泛而谈，同样是探源析流，从现象定性始，至后果原因及可能的治理措施终。何谓“灰色收入”？不伦不类，介乎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收入。表现：两大部类，一为权钱效应之显现，二为劳动力价值的畸形体现。不制止遏制，其社会后果计有多少多少，怎样制止遏制，又是如何如何。
有一类非正式指标：作家的成就，体现在所创造人物是否能成为典型形象；哲人的成就，体现在发明的思想是否能成为时代精神；而学者的成就，则体现在所提出概念能否为公众接受并得到广泛的应用。若以此标准衡量，胡守钧“灰色收入”说确当得起这样的评衡，因为“灰色收入”不仅为公众接受，事实上，已成为我们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之一了。试想，假如缺少这一个极具概括力、生动形象且富色彩的概念或名词，我们的讲话行文中要费劲费词多少？
近来，对一部分专家学者津津于在媒体频频亮相作秀，人们颇有微言，但胡守钧却沾不上边，尽管他也在电台电视上做谈话节目。原因很明显，一则有限，再则他所谈都是社会问题，所讲都出于学理学问，完全是守本分地按牌理出牌。年龄和精力，使他不能西走黄河，术业有专攻，他也不曾南下探访“红灯区”做个案，不过，一个社会学者还怕找不到问题？社会学易为外行诟病在此，而社会学者的优势优越之处不也正在此？诚然，做小题目尤其是几十年专做一个题目易出成果，可说得夸张点，学者的社会责任心呢，特别是作为一个社会学学者的现实关怀呢？还是那句话，就看你怎样为自己定位了。
胡守钧的视点，可说始终落在中国社会的当下和现实，落在具体的社会问题上，这样也就可理解他的一系列热点批评了，关于气功《周易》、关于汉语纯洁化、关于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等等，可以说驳杂，也可以说渊博，可以说耍得太开，也可以说投身入世，但一以贯之渗透其中的是一个学者的职责担当。即便对学者而言，一个社会需要冷眼也需要热心。实在说，热心背后未必没有冷眼，或者冷眼之下，热心才可能有更准确的投放和寄托。
写到这里，想起最近一份全国文化大报刊载的胡守钧谈话，主题又是热点，关于诺贝尔科学奖，主持谈话的记者在开场白中说，胡及其另两位嘉宾是“科学外行”，所以请他们从外行角度来谈谈诺贝尔科学奖，以提供更多的角度云云。记者可能太年轻，不了解他的经历，再则就是将科学作技术“窄化”了。
胡守钧在三十多年前原本就是学物理的，而后再转系学哲学的，这还不算，如果要揭点老底的话，他还是西方科学哲学的信奉者，不说颇有造诣至少是很有心得，二十年前，他就和一些老牌物理学家一起写过科学哲学的专著。若以我的就近观察，西方科学哲学和中国鲁迅，就是他的主要精神资源。
（《走出轮回》、《走向共生》，胡守钧著，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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