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有关近代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研究中，有几个人的研究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台湾学人王汎森先生的著作就是其中之一。收在《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一书里的论文不仅给很难读到王先生大作的大陆读者提供了管中窥豹的机会，更有其作为研究“典范”的意义。
事实上，如果说中国近代史上真有所谓“近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个“变局”其实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开始了，而不是始于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笔者这里并不是否认西方冲击的巨大作用，另文有详论），表征之一该是当时学界所透露出来的长期占据学界主流话语地位的汉学的分化和衰落——今文经学的异军渐起和汉宋调和说的勃兴，尤其是姚鼐门生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出版，在晚清思想史上具有见微知著的意义，它敢于明目张胆地向汉学叫板，这样的举动在汉学极盛时期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行为无疑从反面昭示了汉学的衰落，以今日的“后见之明”（ｈｉｎｄｓｉｇｈｔ）来看，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汉宋学术对立的门户之见，实际上也代表了当时“新时代的动向”，王汎森先生对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系谱”的讨论就开始于此。
作为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二书的对立物，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学术价值历来就有争议，因为其中包含有太多对汉学家上纲上线的指责和借题发挥，颇有把学术政治化的嫌疑，但毫无疑问的是，有感而发的方东树看出了汉学自身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汉学家们的工作对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的“解构”，后来时局的发展也好像“证明”了方东树的“先见之明”，当然这个证明是双重的，一是汉学的确不能“经世致用”——去挽救当时清帝国的危机?二是汉学的确对正统意识形态程朱理学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特别是戴震批评宋儒的“以理杀人”和扬州学者阮元、凌廷堪的“以礼代理”的思想。从这两方面说，宋学卫道者方东树对汉学的攻击是没有错的，但方东树所极力维护的宋学是否就比汉学更有用，更能挽救当时“知识与道德、知识与社会断裂的危机”呢（２４页，文中所注页码均为原书页码）？后来的历史证明也并非如此，王汎森先生未收入本书的另一篇文章《汪悔翁与乙丙日记——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程朱理学出身的南京名士汪士铎（悔翁）直截了当地把太平军起义原因之一归为“士太胶泥朱氏理学”，并有“宋儒所谓道，道起所道，非孔子之道也”、“故败孔子之道者，宋儒也”、“周程朱张罪浮百倍”于“桀纣” 这样严厉的说法；并认为宋学者攻击汉学，应为近世风俗大坏负责。即使如此，《汉学商兑》的出版也毕竟表明了一种对汉学的“最激烈的反动”（胡适语），它实际上“代表道光年间一大批希望转弦易辙的士大夫共同的想法”（５页），“这一个将文明发展之注意力由汉转向宋的方向，是清代后期思想史中一个关键性的变化”（６页）。
在《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诠释》一文中，王先生讨论了邵懿辰及其《礼经通论》一书，指出邵懿辰及其该书在近代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原因就是邵懿辰在该书中的观点三十多年后被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里重新阐发。在该文最后，王汎森先生又指出了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包括邵懿辰等人在内，对儒家传统所作的再诠释多是为应付内外乱局，但“一旦再诠释的工作因现实的逼迫而进行得太过急躁大胆，则学问便脱离了它原来的脉络，并逐渐失去其自主性，而一步一步‘工具化’”（４５页），这实在是见道之论。
包括其他两篇在内的上述四篇文章，王先生都比较侧重于从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出发来谈论问题，主要研究了上层知识精英与中下层民众运用传统思想资源对时代挑战的回应和对传统经典的诠释情况，并把这些情况归为近代中国“传统学术与思想内部的危机”，作为以后诸篇文字的“背景”。接下来，王先生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问题。
近代中国的反传统运动和思想激进化运动实际从十九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那开端就是由廖平和康有为开始的疑古运动，虽然这个运动在解释经典与历史的方式上大有可商榷之处，但仍旧得到了大量追随者，其解释历史的方式更是被后来的古史辨派所承受，这里，王先生延续了他在《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二书中已有的研究。在书中收录的《从传统到反传统》一文中，王先生主要讨论了反传统的成因问题，在第一部分“传统的非传统性”中，“主要是想探讨尊孔与复古这两种精神动力为何可能开导出一开始完全意想不到的反传统结局来”。廖平、康有为那样“全盘性”的疑古的主要动力恰在于他们强烈尊孔卫道的企图，然而，造成的最终结果却是反传统的健将们搞的古史辨运动，这样“本意尊圣”到以后导致“乃至疑经”的悖论，的确非廖康等人始料所及。到最终，“其尊孔意图被全部舍弃，发展成一个纯粹性的反传统运动”（１０３页），虽然是作为不成功的经典解释者的廖平、康有为的悲剧，但这种现象可能也反映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共性特质，“在解释经典时，常为了经世的要求，刻意与时代寻求关联，最后竟至严重扭曲历史的客观性”，这样“强古人以就我的结果，是使经典成为个人的思想服务之工具”（１０２页），最终可能给文化和思想造成极大的伤害。疑古可能导致反传统，王先生认为复古也一样能导致反传统，“复古主义也可能蕴蓄着巨大的改革动能”；“复古是针对当前的传统的一种改变”（１０４页），因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在风气未开情况下，援古证今自有其必要；同样，爱国也一样能导致反传统，在第二部分“爱国与反传统”中，王先生“主要是想探讨爱国思想为何也可能导出反传统的结果来”（９１页），在有“中国之必亡，黄种之必灭”（孙宝瑄语）这样的忧虑感下，为了保种救国这个大目标，会出现“以激烈破坏、激烈个人主义来达成爱国救国，以致把大规模的毁弃传统作为正面价值来信奉”（１０８页）的行为——谭嗣同的“冲决罗网”、经学大师刘师培以“激烈派第一人”为署名写有《论激烈的好处》一文即是例子，所谓“爱国保种之热情愈为深切，则打破传统的决心亦更为炽盛”，要研究“许多传统型知识分子之所以决然转向西化，也必须在这一个脉络下来理解”（１０８页）。
人必须被他依赖的思想资源所限定，即使他对此不满，也逃避和遮挡不了，如王汎森先生所说，“每一个时代所凭借的思想资源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人们靠着这些资源来思考、整理、构筑他们的生活世界，同时也用它们来诠释过去、设计现在、想象未来。人们受益于思想资源，同时也受限于它们。但无论如何，人们是透过它们在想事情”（１５０页）。收入本书中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一文，主要是讨论影响近代中国思想资源的日本因素，并借此来理解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概念工具”发生的剧烈变动，反作用于社会，引发了近代中国的大变革。《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一文则是讨论了晚清社会“概念工具”的变化如何塑造史学革命以及外缘因素对史学革命的影响等情况；而《思潮与社会条件》一文则讨论了在新旧交替过程中，社会条件对其中的人物和思想的作用。其实，正是由于以上新思想资源的介入和社会条件的改变，才促成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近代中国学人们建立“学术社会”的要求，这就为下面要讨论的主题作了铺垫。
随着西方思想与科技等新的思想资源大量进入，中国的知识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日渐拥入的西潮改变了思维方式，开始了对自己的新定位?如顾颉刚所说，“我们这班人受了西方传来的科学教育，激起我们对于学问的认识，再也耐不住不用了求真的精神，在中国建设一个学术社会了。”以胡适之、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人为代表的新知识人决心要“为学问而学问”，要使“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中国”，要把“建立一个学术社会”作为自己的职志，明确地不同于昔日要“致君尧舜上”的“士”。这种角色的位移反映了１９０５年科举制度废除后中国知识人心态的重大变化，但这种变化是被迫的，实际上表明了“士”逐渐的由中心到边缘的过程（参看罗志田的有关研究）。其实，胡适等人身上还明显存留着“士”的尾巴，其心态在无意识中“仍传承了士对国是的当下关怀”（罗志田语），他们的“新生”并不彻底，虽然他们在西学镜照下，认识到了“为学问而学问”的意义，不再提倡传统的士“吾道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但其建立一个学术社会的关怀何尝不是别样的“弘毅、任重而道远”、“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情怀”？只是这个情怀不再落实到“出仕”一途之上罢了，与顾炎武所谓的“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主张并无二致。这里王汎森先生把“建立一个学术社会”的志业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以前的“士”的主要区别，笔者以为是可以商榷的，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就是连“‘五四’时代知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若从行为模式上做深入的观察，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何况以“建立学术社会”这样一个乌托邦来做区别！
作为范例，王先生在这里集中讨论了要“建立学术社会”代表的傅斯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等古史论文以及他和胡适的关系，他所创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导下的殷墟的发掘等，都可说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关键词”，王汎森先生的对傅斯年的讨论也就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分析了傅斯年对王国维古史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两文中透露出来的歧异也反映出两代学人的差异和学术研究中的传承与进展；而《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一文则利用了大量第一手的档案资料，注意到了以往学者们没有注意到的傅斯年对胡适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对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关键人物胡适的学术思想之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在《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一文中，王先生以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在新旧学者眼中的价值为个案，讨论了“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这个冲突不仅反映了学者眼光的高下，实际上也反映了学者潜意识中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在傅斯年、陈寅恪等学者新史学观念“平等的眼光”下，六经只是史料，不是富有“微言大义”的治国平天下之道；搞研究也不再是“学以致其道”。实际上这时候，“传统‘读书人’那种治学方式不再占支配性地位”了（３７３页），新方法的引进使“治史的问题及史料的范围”已经“前所未有地扩大了”（３４８页），新材料已经不再在旧式读书人视野所及之范围。然而，“学术社会”在中国的建立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实在脱离不了政治及时代大气候的干扰，书中收录的《民初中央、地方与新旧学术观点之纠缠》以及《傅斯年与陈寅恪》两文正显示了读书人要建立“学术社会”的困难，而随着以后日本侵华战争和国共内战等“变局”的相继出现，加上知识分子自身的依附性，更由于目标的乌托邦性质，读书人建立“学术社会”的愿望也就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根本就没有实现。
鉴于收在本书中的王汎森先生的许多文章都足以“示来者以规则”，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和揣摩，尤值得后来者的学习和效法，所以本文这里并不是对王著做全面的批评，只是做简单的介绍和推荐，如果能把此书和王先生的另两部研究思想史的名著《章太炎的思想》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合读，读者当会对王先生的研究有更深刻的体认。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王汎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版，１９．３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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