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你自己”这句铭刻在古希腊神庙上的箴言，像一个神秘的召唤已回响了数千年。 而一个人的“自己”或者说“自我”到底是什么，至今仍为哲学家们众说纷纭——它是一个可被审视被认知的客体吗？可是审视它认知它的那个主体又是什么呢？而如果它本身就是一个主体，它又如何能够客观（不带自满和偏见）地看待自身呢？自我是固定不变的吗？可是人却总是处在不断变化着的情境和社会关系当中的。自我是变动不居的吗？那样则又会使“认识你自己”真正成为一种不可能，也使得人与人的交往不再具有相互信赖和相互预期的前提。
如果回到常识和经验上来这一层面上，也许“自我”并没有那么复杂。我们每个人都能比较切实地感受到的是，自我其实就是对往昔的记忆。人必记得自己姓甚名谁，生于何地长于何处，爱交何友喜读何书，以及曾受过何种褒奖吃过哪些苦头等等，他才能对自己是谁以及是怎样一个人有个基本认知和把握，才能在此基础上对人对事做出符合于“我”的价值判断，并且由此决定自己的行动。金庸笔下的武林高手欧阳锋，走火入魔得了“失心疯”，症状便是不记得自己的出身和经历也不知自己是谁，所以空有一身好武功却不知道往哪里用，不知该跟谁打，这实在是一件让人想想就会觉得极其痛苦的事。
《找寻逝去的自我——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一书的作者丹尼尔·夏克特是美国哈佛大学心理系教授兼系主任，也是记忆研究领域最具成就的心理学家之一。在这本“既严肃又轻松”的关于记忆的心理学专著中，他一开始便引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名小说《百年孤独》中的例子，强调了记忆对于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意识的重要。那个叫马贡多的小村庄遭到了一种怪病的袭击，使得村民失去记忆，先是失去对童年往事的回忆，然后会忘记各种事物的名称和用途以及别人的身份，到后来“甚至连自己活着的意识”也给忘了。夏克特教授认为，这种看上去显得荒诞的小说家的描述，实际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主旨：“生命即在于记忆。”然后他又举了自己曾接待过的脑损伤患者的例子：有位患者是“如此地困扰于过去经验的丧失”，他总对作者说的一句话便是“我无法回顾我的生命”；而另一位患者则表现为对近期事件严重失忆却记得当年的某些情形，以至于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他仍以为自己还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无法找到现实中的自我。作者将此情形概述为“我们对自己的自我感，主要地取决于我们觉得记住了自己往事的主观体验”，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必须以种种方式主动地寻求线索，以引起我们对往事的那些否则将永远处于隐伏状态或自然地消逝着的回忆”。
在列举出记忆对于认识自我的极其重要或者说决定性的意义之后，作者着重提出和研究了人类的“记忆力之脆弱”，“它的可靠性是有条件的”。可以说这才是本书的真正主题。作者认为，我们的记忆所保存的并不是对往昔经验的毫无判断的快速照相，而要以这些经验为我们提供的意义和情感为中心。我们从现实生活事件中将把握到什么，取决于我们的往昔经验。而对于往事的回忆，又跟进行这种回忆时的意图和目的息息相关。书中举了这样的例子：１９８４年，美国某小学校园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导致一名学生和一位路人死亡。在案发后６至１６个星期对该校学生的调查表明，案发时身临其境的学生和不在现场的学生关于此事的记忆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现场的学生所回忆的情形，比他们当时的实际处境要显得更安全得多；而未在现场的学生却倾向于夸大自己当时的危险，以至于一位当天根本未到校而是随父母在外度假的男孩，却回忆说他那天“本来是走在上学去的路上，看到了尸体并听到了枪声，于是转身回家了”。１９８８年，芝加哥一所学校也发生了一起导致一人死亡五人受伤的枪击事件，心理学家在前后两次调查中，也发现不同性格的人对当时处境的记忆是如此不同，有的倾向于夸大当时自己的危险，把第一次调查中告诉心理学家的自己是处在２５英里外的某地的这一事实记成了离学校不超过一英里。心理学家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教职员和学生“似乎是根据他们在后来所经历的情绪状态的过滤作用而对当时发生的事件进行回忆的”。
更有甚者，该书还提供了这样一些在蹩脚的心理分析师和类于邪教组织的“精神治疗小组”中诱发的完全虚假的回忆：一位叫弗兰克林的妇女因接受心理治疗“回忆”起童年时看到过其父亲强奸并杀死一位女孩；一位叫黛安娜的女青年也是在同样方式下“回忆”起小时候曾受过父亲的性骚扰。她们所描述的各种细节是如此逼真，让陪审团也无法不相信其真实性，然而前一案例中却没有任何实在的证据来支持这位女儿的“回忆”，父亲被宣布为无罪；后一案例则因提出控告的女儿终因对其心理治疗师品德与方法的怀疑和对其父母人格的相信而回复到正常人的状态，自感乃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恶梦。
该书用大量的实验和访谈数据表明，除了脑损伤患者那种令人怜悯的失忆现象外，普通人的记忆也是如何会由于主观偏好或潜藏的心理原因而发生改变；正视这种记忆并不是确定无疑并非十分可靠的现实，研究记忆改变的内在原因和心理机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性，找回真正的自我又是多么必须的一件事。
如果说记忆构成自我，而自我也在“创造”或改变着记忆这理论成立的话，那么生活在今日中国的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绕不过去的一个记忆便是那场“文化大革命”。经历过那段长达十年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特殊的感受，留存了特殊的记忆，而这些感受和记忆便造成了或改变着每个人的自我。在那段号称“史无前例”并称得上是“天翻地覆”的岁月中，我都经历了一些什么？我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想过什么，又做了些什么？今天见诸报端和各类出版物的文字中，有多少是某个真实的“自我”在客观陈述？又有多少是虚假的和扭曲的“自我”在表达自以为真实的回忆？ 红卫兵们有的对自己“大串连”和搞武斗的经历津津乐道，有的对自己当年的“造反有理”以为真的有理，表示“永不忏悔”；知青们（许多红卫兵的另一种身份）有的在咒骂那场把自己“发配”到穷乡僻壤去修理地球的“上山下乡”运动，有的则偏于怀念北大荒冬季的热炕和乡亲的温情、南方红土地上战天斗地的豪情，笑谈“青春无悔”；老干部们的回忆录以及他们的儿女亲人为之写下的传记中所渲染的只是其所受的迫害和马列信念的坚定，讲述他们对于反对林彪、四人帮表现出的远见和勇气，却不怎么记得以前的反右和“文革”初起时也曾如法整治过别人，不记得在某些整人事件中他们也曾高举右手同意并狠狠地向被整的人踩过几脚。一般平头百姓，不是也颇有人在怀念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是如何亲密和美好，而忘了那时的人们也几乎都在相互监视相互防范和盛行告密么？或者是仅仅忆起那时的官员是多么少有贪污，社会风气多么纯正，而忘了那种计划经济体制下连买块肥皂也要凭票，一个副食店的售货员也能在肉肥肉瘦菜鲜菜嫩上头依亲疏贵贱而擅开后门的事实么？
我们都活在记忆中，没有记忆就没有自我。但记忆不全是真实的，它既可能因自我的主观偏好而扭曲，又可以反过来强化那扭曲的自我。知道了这样的道理，我们便应该设法让自己更有智慧也更有勇气，去忠实地面对现实（也是面对将来的回忆），而不可让怯懦和虚荣将它扭曲。同时，它也教会我们对那些看起来信誓旦旦真实得不得了的某些“回忆”不可轻信，而是要用事实的秤称上一称，用理性的尺量上一量，用思考的Ｘ光透视一番，再信不迟。进而论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记忆，我们不是也应强调勇敢地和忠实地面对历史，而不可将某些至关重要的事实和教训过早地淡忘吗？更不要说让某些人出于自利的动机去人为地掩饰、扭曲了。民族的记忆是以其每个成员的个人记忆为基础的。如果一个民族的多数成员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记忆尚比较忠实，她的历史也就会是比较真实的，因而也就会正确认识自我，正确看待历史，善于总结教训，也就能不断进步。如果情况恰好相反，这个民族恐怕将找寻不到逝去的自我，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和汲取历史教训，因而也就不会有什么前途。
（《找寻逝去的自我——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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