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能有一部将各种文学史料进行梳理而实用的文献学著作，乃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傅璇琮先生精心策划，并担任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系列则是满足这种治学愿望的理想之作。笔者不揣浅陋，拜读了新出的几部，认为诚如傅先生所言：它们“对于应用者来说，则是由此获得紧靠一己的努力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的众多、有效的资料”（《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总序）。由于该丛书没有统一的编撰体例，因而编撰者在资料的组织运用，结构安排，以及行文风格上，可以匠心独运地发挥到最佳状态，更能体现出自己个性化的特征。其中，陶敏、李一飞先生所编著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便是这样的一部上乘佳作。众所周知，文学研究必须以文献研究为基础，文学文献研究是文学研究前期必不可少的环节，所以对各种史料的搜集、鉴辨和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陶先生等长期从事唐代诗文的文献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如参与过《唐才子传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韦应物集校注》的撰著，独立完成了《全唐诗人名考证》等，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与积累，因而阅读他这部新作，总有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感觉，表现出作者严谨的个性化的治学风格。这部书与以往的史料著作相比，有着许多独有的特点：包罗丰富，资料种类全面；写法独特，融学术与史料为一体；主次分明，凸显各种文学史料的重要程度；择优而从，吸取最新的研究成果。
粗阅书目，即可看得出，作者在书中把隋唐五代文学史料种类网罗无遗，颇为全面。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别集、第二章总集、第三章笔记小说、第四章诗文评、第五章其它文献（上）、第六章其它文献（下）、第七章隋唐五代文学史料的检索。对于第五章其它文献（上）再细分为史书与政书、传记与年谱、姓氏书与谱牒、方志、书目、类书；第六章的其它文献（下）细分为佛藏与道藏、石刻文献、敦煌遗书、域外汉籍等。作者能在３０多万字以内，将唐代丰富的文学史料加以分析论述，提供给学术界，这确实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表现出作者对所采材料既非常熟悉，又能全面地把握弃取。
写法独特，融学术与史料为一体，增强了该书的学术性特色。一般而言，再丰富的文学资料，也得使用一种好方法或形式撰写出来，才易于让读者接受和使用，从而达到服务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本书作者在结撰方法上，以隋唐五代文学文献类型为中心，先从历史的、纵的条理上进行梳理，以探索文学史料的源流；而后对各个历史朝代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进行横向研究，以便找出其变化的内容，这些表现出作者在使用众多资料时极强的驾驭能力，具有十分清晰的研究思路。以别集为例，他们先介绍隋唐五代别集的编撰概况、类型与体例、流播与存传、文学史料价值；接下来是宋元时期隋唐五代别集的整理与刊刻，包括这一时期别集的编刻概况、整理与研究、史料价值、宋元刻本的利用；再下来为明清时期隋唐五代别集的整理与研究，包括明人编刻隋唐五代别集概况、明人刊刻别集丛书、明刻别集的史料价值，清代整理刊刻概况、清人整理唐人别集要籍简介、清人整理的成就与局限；最后为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别集的整理与研究，包括二十世纪前期、后期研究整理概况以及新时期研究整理工作的成就与不足。这样，基本上把每个时期隋唐五代文学别集整理与研究情况详细而有机地浓缩在一起，既是纵的历史表述，也有横的不同时期全方位的考索，让人读了深感其有独到之处。但不拘泥于此，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如域外汉籍则是按国别历史性地予以简述。这样的特点极大地增强了该书的学术性，而不是简单的资料简介或堆砌，因而我们认为，它应该是目前在唐代文学史料研究方面的典范之作。
主次分明，详略得当，也是该书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作者的眼里，这些隋唐五代文学史料被严格区分了各自的重要程度，这也符合多数学者治学时，以史料的重要程度次第来使用资料的习惯。对于重要的史料类型应该排列在前，且详细介绍。从书中介绍文学史料的次第和详略程度可以看出作者的这一观点，如别集、总集是最为重要的两种文学史料类型，所以，占用的篇幅最长，约为全书的五分之二。其次为笔记小说和诗文评类型的文学史料，并将笔记小说分为志怪传奇和笔记，将诗文评分为诗格与文格、诗话；这一部分相对所用的文字较前有所减少，约占到全书的五分之一。对于次重要类型的文学史料，则排列在后，且简略论述。如对于包括史书与政书以及域外汉籍在内的十四种文献仅仅用了两章介绍，总共篇幅占不到全书的五分之二，以见作者心目中各种文学史料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同时，该书文献研究是有一定范围的，正如作者自己在后记中所说：“根据本丛书主编的策划，词、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的文学史料，敦煌文献中的文学史料，都将有专书论述，所以本书将重点放在了隋唐五代的诗文方面，对于历代特别是今人偏于理论批评和文学鉴赏的著作亦无法顾及。”这一点，我认为也是符合隋唐五代文学史料特点的，也是读者和研究者所能理解的，因为学界共知这时期最重要的文学成就在诗文方面。
此外，该书能择优而从，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学术研究既要有一定的继承性，同时也要有一定发展与创新性，才能使它充满无限的生命力。该书正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以最大的限度反映最新的隋唐五代文献研究成果，所使用资料最近的年限为２０００年。其中也包含和倾注了作者许多创新意义的工作，如他在概括隋唐五代文学史料的基本特点时，提到其“分布的广泛性”，并认为“隋唐五代文学史料不但存在于许多文学性的文献中，而且大量存在于各种非文学文献之中。”（该书２页）还举例证明，得出了“几乎没有什么唐代著作不包含文学或与文学有关的史料”的结论，读来让人颇觉其观点的新颖。类似的例子在书中随意可见，足以看出作者付出了大量而艰辛创造性的劳动。
毋庸讳言，我是抱着十分敬意的态度拜读了这部著作的，且自认为也较为仔细，因而也发现其有两处不伤大雅之小疵。一是由于作者甚微的疏忽，书中也有小小的差错。如１４５～１４６页下：“但《全唐文》编帙浩繁，修撰过程中，编校诸臣往往利用入馆修书之便为自己的研究搜集资料。如劳格就曾利用修《全唐文》之便，自《永乐大典》中辑出了《宋会要》、《元河南志》、《宋秘书省续编到阙书目》等数书，并为自己写作《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等作了材料准备。”这里“劳格”应为“徐松”，这完全不是作者知识性的错误，而是校对时不察造成的。二是还有一处需要商榷。这也是历代文献资料沿袭未改的说法，即在评介《文苑英华》这部以收唐代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学总集时，均认为该书收录上限始于南朝梁或梁末，这一点笔者认为似有不妥。据笔者查考，《文苑英华》收录诗文应该始于魏晋时期，因为《文苑英华》卷二０二节选了“建安七子”之一徐幹的《室思诗》六章之三，题为《自君之出矣》，又在卷一百五十七收录了魏人程晓《嘲热客》，题为《伏日作》；南朝宋人如伍辑之、鲍照、鲍令晖、吴迈远等人也有作品被收录的现象。对此笔者另有撰文，不想在此赘述。所以，该书在题及《文苑英华》时，仍认为“全书收录梁至五代作家近两千人……”（见该书１１２页）则没有跳出传统之说。不过，这一点对于这部丰富厚实的学术成果而言，可以说是白璧微瑕，甚至是不足以称之为瑕的。
总体而言，该书把学术性研究和史料的评介考证结合在一起，内容丰富，力求创新，不失为一部古典文学史料学研究的典范之作，它既是一部全面考察唐五代诗文史料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者们的一部重要的参考书，可称之为开启唐代文学研究门径的钥匙。
（《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陶敏、李一飞著?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版，２３．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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