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我的父亲梅兰芳》１９８４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好几位传记作家摘引了其中不少段落，为此深感欣慰。在那本书的后记结尾，我曾提到“父亲一生事迹甚多，尚待我回忆整理续写。”但是由于本职工作较忙，一直没能专心做这件事，只应报刊之约偶尔断断续续写过几篇。直到１９９９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再版了那本旧作，总编谢大光同志敦促我续写，我才于近两年集中精力写成多篇，加上几篇旧文，累积起来已有２５篇，遂汇集成这本续集。
前一集里虽记述了父亲赴日、美、苏访问演出时的盛况以及他与众多国际文艺界人士的交往事迹，却仍有不少遗漏。因此，本集前１１篇仍侧重于这一方面，诸如苏联的高尔基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美国的大剧作家贝拉斯科、现代舞蹈先驱肖恩夫妇和单人剧大师露丝·德雷珀以及日本戏剧之父坪内逍遥等知名人士都跟我父亲有过交往或会晤，我根据现有资料追记了几篇，以作补充。其中《梅兰芳和日本》一文是１９９２年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时应《光明日报》之约写成的，深述了父亲三次访日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实况，曾在该报连载了半个多月，香港《紫荆》杂志也曾分四期转载过。
父亲早年与南通张謇老先生的忘年交，实为当年实业家与艺术家携手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促进戏曲发展和改革的典范，对当今的企业家和文艺界人士仍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和现实意义。父亲和俞振飞这两位京昆艺术大师一生的深厚友谊也值得大加称颂。由此写了两篇追忆文章。
胡适先生早期力主废弃旧剧，可我发现他后来却跟我父亲颇多交往，交情甚笃。父亲为筹建国剧学会而宴请各界人士商讨，胡博士也出席了。我还见到适之先生１９３０年用英文写的一篇题为《梅兰芳和中国戏剧》的文章，其中对京剧的态度缓和多了，且有赞美之词，颇有历史文献价值，但查《胡适文集》，却并未收入，我遂不揣冒昧地译出来，略加评述，收入本集。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父亲蓄须明志，深居简出，而１９４４年上海苦干剧团排演吴祖光先生的话剧《牛郎织女》，费穆与黄佐临两位导演邀请我父亲当顾问，为演员说说舞蹈身段，他却慨然允诺，为演员设计了一系列优美的古典舞蹈以提高演出质量，且多次至剧场亲自指导排练，并不收取分文报酬。这个鲜为人知的佳话是黄老１９９４年告诉我的。丰子恺先生敬佩我父亲拒不为敌伪演出，曾在他重庆居住的沙坪坝毫无装饰的小屋内，只在墙上挂一张梅兰芳留须照片作为自励；抗战胜利后，他一回到沪滨立即两次拜晤我父亲，并合影留念，也堪称佳话。为此我写了两篇记述文章。解放后，父亲在他的著述中很少提及自己在抗战期间那段艰苦经历，这当然是他为人谦虚的表现；最近我读到了他解放前发表的三篇旧文，颇有感触，写了一篇读后感，谈谈他的爱国情操和一生以诚信为本的生活准则。
前一集中有一篇《和王琴生先生的一次谈话》，发表后受到爱好京剧的读者欢迎。１９９８年，我有机会跟王老再次畅谈艺事，话题涉及父亲的表演艺术、戏曲改革中移步不换形的理论原则，梅斯布三大表演体系以及艺术教育等等方面。王老现已九十岁高龄，是跟先父同台演出硕果仅存的老艺人，这次他谈得更加深入，鞭辟入里，见解独到。经王老同意，现根据录音整理出来，以飨读者。此外，已故许姬传老先生在“文革”动乱期间曾把他侥幸抢救下来的一本《梅兰芳记事》（１９５５年１～５月）交我妥善保存，留作纪念；最近我从箱底检出那部残卷，读后深感从这两万五千字的记录中可以了解到我父亲在解放后演出和社会活动的忙碌情况，便也略加整理加注，在本集中公诸于世。
另有三篇，一篇记述父亲返回故乡寻根的经过，一篇考证父亲是否到过新加坡，另一篇则是受黄宗江兄创造“Ｍｅｉｏｌｏｇｙ”（梅学）这个英文新词汇的启发，探索了一下国外的“梅学”。
文中多次提及黄佐临先生的论文《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该文原为英文稿，佐临先生当年曾委托我译成中文，发表于１９８１年８月１２日《人民日报》上，现把它连同瑞典拉尔斯·克莱贝尔整理的１９３５年苏联艺术家讨论梅兰芳艺术记录、法国乔治·巴纽教授的论文《梅兰芳——西方舞台的诉讼案和理想国》?摘译?和日本尾崎宏次先生的文章《梅兰芳曾留过胡子》一并作出附录，便于读者参阅。
１９２４年日本《演剧新潮》杂志社曾邀请我父亲参加一次座谈会，出席者均为日本戏剧界和剧评界的名流。在座谈会上，中日戏剧家对中日戏剧作了有趣的比较，并谈及化妆、脸谱、布景、剧场等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份相当珍贵的史料，因此也把这份座谈会记录附在本书结尾。
承蒙哲学家叶秀山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百花文艺出版社和谢大光同志对拙作一贯关注，在此一并致以深切谢意。
２００４年将是先父诞生１１０周年纪念，谨献此书，以示无限缅怀。
（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第二集，将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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