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素质教育”，不仅为一些教育界人士所强调，而且成为一位出版人——河北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保平先生的工作理念。李先生刚刚荣获“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在积极应对挑战、科学调整出版战略的形势下，如何把握机遇发展自身，李先生有相当深入的思考。
记：您刚刚荣获第四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的称号，取得不小的成绩。对此，您一定有不少感触吧。
李：我是恢复高考后的７７级大学生。１９８２年２月毕业于河北大学，同年３月到河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１９８８年任副总编辑，１９８９年任总编辑，１９９６年起任社长、总编辑至今。刚来出版社的时候不到而立之年，现在已近天命之年了。
我的最大体会是：编辑出版工作平凡朴实而富有一种奇特的魅力。你若是漠视她的个性、不尊重她的规则而随心所欲，就会被反弹出局；你若是摸准她的个性脾气，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你就能充分体会创造与奉献的无穷乐趣。
记：我国加入ＷＴＯ后，图书市场和出版资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对出版社的发展构成了新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早在１９５０年就成立了，您如何看待它现有的优势和不足？如何调整出版战略以谋求更好的发展？
李：以信息时代的眼光来审视，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优势有三：一是有一支好的编辑出版队伍，二是有一批好的作者资源，三是有一个好的出版传统；不足有三：一是产业意识、进取精神不足，二是产品单一、产品结构不合理，三是人才特别是具有新的知识结构的人才不足。
我社在新世纪之初开始出版战略调整，其要点是树立“一切为了素质教育”的出版理念，确立“围绕素质教育优化选题结构”的总体思路，积极参与新教材竞争，以特色求发展，以精品求效益，以多元经营追求跨越式发展。
记：河北人民出版社自成立以来就一直非常注重图书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好坏也是衡量一个出版社业绩的重要指标，它和图书的社会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矛盾，您是怎样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
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是出版工作的基本问题，如何处理它，是出版工作者的主题和难题。摆正二者的位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不仅是一个政策水平问题、经营管理问题，而且是一个出版艺术问题。
图书是特殊商品，出版是特殊行业，出版的这一特性内在地决定了出版业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都必须牢记出版的责任，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以及主旋律和导向性。在这个问题上迷茫，就会在大是大非面前糊涂，就会迷失自我，乱了方寸。
同时需要牢记的是，出版是产业，产业的内在要求是资本不断扩张，是企业做大做强，是追求最大限度的经济效益。因此，出版社的从业人员在头脑中不仅要有政治这根弦，还要有经济这根弦；不仅要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还要强化产业意识。我以为，在当下，在习惯了以事业单位定位的出版人员中，更应当强调产业化意识。在出版实践中，有无数事例反复说明着一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社会效益的实现需要有坚实的经济实力做保证。在看似矛盾着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有某种互为依存、互为促进的链条可寻：以社会效益为导向保证出版社始终走在正路上，在这个前提下努力追求经济效益，壮大经济实力，以自身的实力来实现自己的规划、支持学术著作精品图书的出版，从而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出版社的良好信誉开拓选题，实现更高层次上的良性发展。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良性互动、互相促进，是协调其关系的最佳选择。如果不仅想到了这一层，而且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艺术地解决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二者的关系问题。
记：在教材政策逐渐放开后，河北人民出版社是不多几家参与了教材教辅出版的“人民社”，其中有一些教材还是您主抓的。就打破传统的领域分工而言，河北人民出版社的这项转变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您的初衷是什么？
李：我社到目前为止，有小学《科学》、小学《品德与生活》、小学《品德育社会》三种教材进入了实验区，另有初中《历史》批准立项。在这方面，我社似乎在“人民社”中起步早见效快一些吧，然而只能就“过去完成时”讲是如此，今后一切还是未知数。
在我看来，参与新教材竞争，首先是一种责任。在新中国的出版业中，“人民社”是“党社”又是“母社”。实施素质教育战略、进行教材改革，是国家行为，意义重大而深远。作为“党社”和“母社”，我们不能置身事外，视其为与自身无关而只是专业出版社的任务，而必须视其为自身必须承担的重大光荣的出版任务，发挥“人民社”的人力优势、资源优势和作者优势，参与进去，打造出精品教材来。为此，我社提出了“一切为了素质教育”的出版理念，提出了“围绕素质教育优化选题结构”的工作思路，调动人力财力智力，聚精会神地耕耘了几年，终于有所收获，出了几套教材，培育了几个品牌。就经济效益而言，从长远看，也可以说是培育了几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参与新教材竞争，从出版观念上来看，也可以说是一种觉醒。我们常说抓住机遇，国家实施素质教育战略，进行教材改革，对出版社来说就是一个大的机遇。
记：那您认为还有哪些类图书在今后会受到读者欢迎？
李：生活类图书在今后应该会表现活跃，学术类图书的重建也是一个趋势。另外，随着网络的发展和国内外交流的增多，介绍国外新学科新动向的翻译类图书也会受到更大的关注。依照我的初步判断，以上这几类图书都会对今后出版业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记：河北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张岱年全集》、《汤用彤全集》、《何其芳全集》等一批学术意义重大的图书，对这类书的出版，您今后有何打算？
李：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多出好书是出版社的永恒主题。”这个说法简洁精当地说明了出版工作的目的和追求。我社过去出过一些学术意义重大的图书，组织过一些学术意义重大的图书，今后当然会继续坚持下去，发扬光大。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桩往事：六七年前，我社还很穷，经营困难，资金短缺，年销售收入１０００多万元，利润１００多万元。因此，许多重点选题没法上，一些组织好了的选题也被迫忍痛割爱，或退稿，或转让。那时我有一个梦想：企盼我社一年能有５００多万元的利润，好有能力把想出的重点学术著作出下去。１９９７年１１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在济南召开了全国人民出版社工作会议，会后，我省主管部门从政策上给我社开了口子，给了我社一展身手的空间。此后几年中我社全体同仁励精图治，完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跨越式发展，去年年销售收入近９０００万元，利润２０００万元。因此我在一次全国人民出版社社长年会上，称１９９７年的济南会议是人民出版社的“三中全会”。
这几年，我社在经济效益上逐年上升的同时，对学术著作的出版力度也不断加大。十五期间，我社有９种选题列入国家重点出版规划，总字数达１３００万字。近年我社出版的重点图书有３卷本、１３２万字的《杨献珍文集》，１２卷本、４３０万字的《丁玲全集》，８卷本、３００多万字的中国民主党派史从书，８卷本、２４６万字的《舒芜集》，具有填补空白价值的《中国文学史学史》、《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中国水资源危机与对策》等。
我社决定从现在开始着手策划组织下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选题，力求笨鸟先飞，提早动手。可以肯定地说，今后我社对学术著作的出版投入将逐步加大，对精品图书的出版力度也将逐步加大，每年从出版利润中拿出２００万元左右扶持学术著作重点图书，同时逐步调整图书选题的角度，把相关教材研究专著的出版纳入我社视野。
记：河北人民出版社这几年的跨越式发展令人欣喜，今后还有何打算？
李：概括地说，我们对今后的发展问题大概有如下考虑：
一是坚定不移地按照“围绕素质教育优化选题结构”的工作思路做文章，既然参与了新教材竞争，就要全身心投入，坚持下去，做精做好，以现有的几套教材为龙头，进行深度开发，扩大市场份额。同时组织相关的研究专著，介绍国内外的最新学术成果，推动教材学科建设。
二是坚定不移以多出好书多创效益为己任，加强规划，加大投入，实现重点图书精品图书学术著作出版有序化，系列化。
三是努力改变产品单一的现状，变单一经营为多元经营，按照出版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不断自我扩张。
四是改革进人制度，不拘一格引进人才，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适应市场变化的编辑出版队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