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我在到处催人看电影，去看一部新近公映的片子：《卡拉是条狗》。有的朋友答应了，过两天见了面我还检查。我还谆谆叮嘱人家不要买盗版碟，要到电影院去买票看。
我也经常看其他公映的影片，但除了冯小刚的电影，很久没看到喜欢的了。多久，久到我自己都不大记得清。当然，这跟我自己依靠遗忘过日子有关系。也有几个人告诉我现在的影片好戏连台，正是一个又一个的高潮。这部影片也跟冯小刚有关系，他是这部影片的监制。而且，我赞同冯监制在北京首映式上对这部影片的评论：“它是写人性的。”我也基本同意他拿这部影片跟《英雄》做的比较。我不同意的是冯小刚说张导演的那部大片“空洞”。我在今年第２期的《东方》上说过，《英雄》的问题是反动，不是“空洞”。说《英雄》空洞有点污辱张导演的智力，现在的张导演是一个很精明的人。
《卡拉是条狗》写的不是狗，写的是人。本片英文片名中有个“我”，叫做：“卡拉，我的狗”。
我觉得，这影片中写的那几个人活得够惨。那个主人公老二是葛优扮演的。老二活得又穷、又卑微、又老实。但是，他还有救。为什么呢，他有那么一点点自觉。圣经中说，人必自救，上帝才能救他。叫我说，人要自救，必得先有自觉。这点自觉不是光靠耍贫嘴就能得到的。这个老二，他在想狗、琢磨狗、说狗的时候把自己也琢磨了，也说进去了。所以，到影片最后他儿子说出：“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你不配当我爸?”的时候，我心里一阵酸楚。因为，我觉得他爸，就是这个老二，是值得同情的。我想跟他儿子（就是在《十七岁的单车》里偷了自行车的那个演员）说：“孩子，你以为你爸不知道他活得窝囊吗？你以为你爸不知道自己没本事，是个活在垫底第二层的小人物吗？他知道呀。再说，孩子，你以为对着你爸喊出这些是勇敢吗？”
我这里说的自觉不是革命话语中的自觉。我们在革命电影和革命小说中经常看到“你怎么一点自觉性都没有”，“改正错误，就讲究个自觉性”之类的台词。这个自觉的意思是在政治上懂上级传达的大道理或者在修身养性方面有自我要求，更多的时候是指能主动地服从上级指示。
而我看《卡拉是条狗》想到的自觉是一种个体的自我意识。这个自觉是指一个人对自我的地位、对自己的生存境遇有点感觉，有点思考。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知道自己是谁，没事的时候懂得琢磨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老百姓说“知道自己姓什么”也可能有这个意思，总之就是要活得明白。当然，我们这里的人们说活得明白，经常是说活得聪明。在我看，我们说活得聪明实际上经常是小聪明。我们经常在耍聪明，总觉得我们一天到晚成功地把谁骗过去了，把谁蒙过去了，把一些小钱或者大房子、大奖捞到手了，或者跟谁谁也握过手了。到后来也许会发现其实我们是连自己都骗过去了。
导演给我们看的这个电影故事就讲一件事，时间也就那么十几个小时。老二的老婆溜狗的时候，狗被警察抓走了，他们的儿子和下了夜班的老二就想把狗弄回来。但是在这片子中我看到一种在中国电影中已经陌生了东西：真实感。故事实在是让我想了很多东西，想起我的生活中的大政治关系和小的苦痛。但导演好像处理得很冷，个别地方点缀了一点笑声。就连那音乐也是跟故事离得远远的，两件木管乐器把一个简单的乐句在那里淡淡地吹半天。导演将这片子总体上把握、调配得十分老到。
我说它真实首先在于它有质感。它展示的环境就是那个样子，跟很多“一黄”（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节目中表现咱们的大中国的ＭＴＶ有很大的不一样。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片子的房子、街道上人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方式像我家人。
光有这房子像、人穿的衣服像、说话像还不能叫真实。它里面写的社会关系，人的心态是真实的。比如说，要是我的狗被政府抓去了，首先蹦到我脑子里的第一个词也一定是找人。而且急病乱投医的时候也跟老二一样，找人！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也找，从热心的人、认识的人那里找起。再比如，那里面警察跟老二说话、办事，教育他的做派和言辞，很像那么回事。跟我在生活中与警察先生打交道的经验是很合拍的。夏雨教育葛优那一段直让我笑出来。因为我想起来生活中的一些警察故事，还想起来夏雨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对着镜子说自己在想象中教训警察的狠词。这回他倒是真冷冷地教训人了，很习惯、很职业地教训上人了，可那是他钻到警服里面，代表国家机构来开导和修理一个小工人和他的狗。
这片子里的关系特别实在，不朝岔道道上引我。我还看过一个电影叫作《睡不着》。也是写警察跟老百姓。要说演员的表演也都挺像那么回事，但没让我觉得真实。为什么呢？因为它写的大社会关系跟我的感觉经验对不上。它写的很多事不在情理上，不符合人之常情。最让我觉得意味深长的是抓错人那一段。高曙光和江珊演一对要找点异常环境的夫妻，他们两个要在汽车里作爱。被警察抓到派出所来。审了半天才弄明白是夫妻，于是居然就让他们在派出所楼上过了夜。结果实在让我好笑：国家机器半夜三更把他们抓到派出所来，甭管是误会还是随意性的迫害，居然被写成了对他们的关爱，居然令这一对夫妻“性致勃勃”，在警察所的值班室楼上！我觉得这一段就像是《东宫 西宫》中某些意思的另一个地上电影版本，看来有的艺术家和艺术管理人员不反感这样写警民关系。要像《睡不着》这样写，我就觉得不真实，因为它跟《英雄》一样，故事是违反人之常情的，它把我们朝病态上引。那是政治上不正确。
我觉得《卡拉是条狗》在生活质感和生活关系两方面都写得实在，都写出了我们的境遇。就是那个结尾不像。本片是有结尾，没有结局，因为片子里的矛盾和纠葛一样都没解决。照着影片故事的路数朝下走，就凭那个老二，他是没本事托人把狗弄回来的，谁搭理他呀，那狗身上可绑着钱！要说办狗证，就凭老二那点收入他也得吐血。
葛优在这部片子里改了点形象，不是最近几年大家看到的喜剧明星了。看这部电影，觉得他就是老二。很多评论说他改了戏路子了，改变形象了。其实，这种底层小人物的形象他在《活着》当中已经塑造过。那个福贵写尽了在社会狂潮中被裹挟、被冲击、被洗刷的小人物的无奈和忍受。看看《活着》，再想想这个老二，总觉得鼻子酸酸的。那部《活着》是张艺谋最显出现实主义功力和人道情怀的影片，也是第五代导演在九十年代前期仍然存在并且出现新的创作高峰的重要标志。看看《活着》和《卡拉是条狗》，再想想《英雄》就多少生出点悲伤和愤怒。悲伤是第五代导演终于又赶来一个当上封建皇权的贴身卫士。前面两个先行者是拍《荆轲刺秦》时候的陈凯歌和拍摄《雍正王朝》时候的胡玫。愤怒是他们用古装主旋律竞相书写残酷的帝王英雄。这样，他们的影片营造出一个英雄活着，人死了的世道，还大叫着告诉我们这是为了天下着想（张艺谋），还说大兴文字狱杀人如喘气的清朝皇帝是“用雷霆之力，行菩萨心肠”（炒作《雍正王朝》时，北京青年报上的标题）。
现在，我在电影中看到了这条狗，看到了老二，我觉得还有人活着。这使人相信我们还有审视自己生活状况的能力，我们在今天还不甘于继续混沌地活着。一条狗，那怕是它整天被人踩在泥潭里，那怕它每天都只靠乞求别人一两根沾满了口水的骨头活着；只要它知道自己是一条什么样的狗，只要它知道自己呆在什么地方，只要它知道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它就有救！
前两年，我们这里播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叫做《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那部电视也写了底层人的生活，可看了以后心里就憋得很。解玺璋先生认为那部电视剧反映并深化了我们群体精神中那被动消极、随遇而安、乐天认命的那一面。那部电视比较努力、比较成功地用小温情超越了大苦难，有效地用小人物之间彼此的理解、善良、体贴来涂抹我们生活中的悲伤，用老二、老三们的相濡以沫来抚慰我们心中的荒诞和绝望。
很奇怪的是，电影《没事偷着乐》是同一部小说改的，可它好像并没有那种犬儒主义的得意。电影中那棵长在张大民床中间的树很强烈地表现出张大民生活的状况。而且，电影中用的那么多喜剧明星和他们的正剧式的表演来讲一个十分悲伤的故事，这就让我觉得有点怪怪的。这种艺术上的异质性构成了电影的一些张力，它引着我去思考某种张大民对待生活中苦难的态度，它使我比较容易想到他们生活中的一些很荒诞的东西。
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也有点笑声，但那是假笑。那种笑声不像《我爱我家》和《闲人马大姐》中的笑声那样具有对过去消解。我家里（老郝家和《我爱我家》中）的笑声、马大姐的笑声嘲弄的是顽强遗留在我们生活中的“文化革命”式极权思维。那种笑是挥着手微笑着，跟忠心耿耿的街道居委会老大妈和过去的观念说再见。《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用硬挤出来的笑和艺术上的表面生活化状态，把长在我们床中间的那棵树遮盖上了。
而我眼前的这条狗就没有这种犬儒主义的自我欣赏和硬做的得意。它没有像电视剧中的张大民那样，整天得意于自己的境遇，整天自己告诉自己：我耍贫嘴，故我快乐，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偷着乐，我苦，但我会作乐。
《卡拉是条狗》写的是人。这人就是老二，网上有传言说导演曾经差点把片名起成老二是条狗。我觉得这名字可以，有点准。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也是老二。老大是谁，是老大哥。除了小人物，那些整天觉得自己活得很顺溜、很成功、很花哨但很不是花瓶，很晃人眼睛的人物也可以经常琢磨一下自己是不是活得自觉，是不是认识了自己。是的，只要有了自觉意识，有了《卡拉是条狗》的导演这点琢磨的劲头，有了咱们在看了这部影片以后的感动和沉思，我老郝和其他的老二、老三、老七老八就会开始老大起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