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读《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５月版），内心里没有产生多少震撼。或许大多数关注这本书的人，读后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关心的是胡风事件相关的如“交信”的细节的进一步披露，可遗憾得很，舒芜先生说他在《〈回归五四〉后序》（《回归五四》，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８月版）里已经说得差不多了，这里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关心胡风案中这段公案的人，大概不会放弃读舒芜撰写的《〈回归五四〉后序》的机会，我也一样。我还记得读过后，思想里似乎一下子产生出一个“空洞”，——无涯的、深不可测又仿佛透出某种说不清的意味。
这篇《后序》已经读过有一年多了吧，至今我还弄不清那时的感觉应该算是震撼还是迷惑。在胡风事件中，受难者是胡风以及路翎、绿原、阿垅这批人，而受难者无论如何都应该受到同情，得到尊重，这是义务，也是道义上的自然倾向。所以有研究者说，舒芜终将定在耻辱柱上，也是没有办法的。从这个角度说，他的“交信”无论是主动还是出于被动，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同样造成了恶劣的后果，而历史评判是不考虑人们的主观愿望的，主观愿望再好，客观效果不好，也不能说好。但历史研究（就广义言）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首先要辨清来龙去脉，或许这个功能还是第一位的，因为辨不清来龙去脉，也谈不上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在胡风事件中，弄清前因，可能更为重要。这是由于谁是最终拍板者已经没有争议，而周扬等与胡风的宿怨也大致昭显于天下，唯独舒芜“交信”之事，至今也只能算是一个谜。可能对整个事件来说这事确是不重要，但对舒芜本人却相当关键。所以无论在《口述自传》还是《后序》里，这个细节舒芜说得最详尽，并且他还有叶遥这位当事人的证言。
有研究者怀疑舒芜动机上的真实性，在他们看来，以舒芜之智慧、之敏感，是不可能不清楚“交信”将导致的后果，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们进一步地从舒芜个人的经历和思想来分析，以为像舒芜以前能写出如《论主观》之类的文章，又一贯“紧跟”的人，是不可能没有形势把握和判断能力的，可见，舒芜并没有那么单纯。其实，不仅是研究者有此认识，就是舒芜自己，也未必完全脱离这个轨道。在《口述自传》中，一条主要的思路，就是舒芜先生思想上的自我解剖，他似乎也没有脱离“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模式，但这一点对个体来说，却很难能可贵。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激进化倾向已经有了一个大致清晰的轮廓了，在这样的语境中成长起来的舒芜是不可能不受到影响的，更何况他的思想的发见者是知名的左翼文艺理论家、诗人、鲁迅的弟子胡风，而对一个有创见，又寻求“进步”的青年来说，知遇之恩所带来的影响无疑只能是一点，即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左倾，以及对左翼文化的接受。事实上，舒芜的自我剖析也是从这时开始的。颇有意味的是，《论主观》一文发表前后胡风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舒芜说得像是轻描淡写，实则心存不满。因为胡风，至少在舒芜眼里，有点表里不一。但与此事有关者，恐怕也不是“道德”一条能解释的。重庆的左翼文艺界并不简单，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物，它是整个政治化了的左翼文化界的一脉。所以与此事有关的，也必须从这个背景出发去分析，才可能真正理解事情的真相。但就舒芜个人而言，他也是有理由怀疑和不解的。毕竟他是身在异地，可以说是不明就里。他是在胡风的摇控之下完成《论主观》的。在《后序》里，舒芜转述此事时，主要依据的是聂绀弩的话以及胡风《关于乔冠华》中说的“我在《后记》里说明了是想引起批判，这时我说明那里面只有一个论点我能够同意”。已经有研究者对这一席话中“批判”一词的理解得出了截然相反的解释。（参见余世存：《在迷失和回归之间——我眼中的舒芜》，张业松：《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分别载《书屋》２０００年第１期、第１１期）但问题恐怕并没有那么简单，有些事在当时已经不是非此即彼的了，是不是还有第三种解读方式，比如我们后来常常在开会时遇上的一种情况，有的人在会上刚表完态，私下里就说完全相反的话。这肯定不是道德上的“两面派”所能完全解释的，它应该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因素在里面。胡风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的“我发表《论主观》的真意，即我在《希望编后记》中所说的，希望用‘无情的批判’来分析《论主观》，用论争的形式冲破国民党的审查，把毛主席关于整风的伟大教导（反对主观主义）带到国统区的文化领域里来，获得一些实践的效果”一段话，后来几乎被原封不动地引入梅志写的《胡风传》中，也多少反映了胡风一方的态度。（参见《胡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６月版，第２２０－２２１页，《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版）自然，在《口述自传》里，舒芜表达的对胡风在此事上的做法的不解与不满，也可以看作是他本人对曾经引起争议的这个问题的一种态度。但双方都处在恩怨交加之中，其话语的可信度也需要认真辨析。
事实上，舒芜在《口述自传》中的自我思想剖析，也是顺着这个思路走的。这是一条内在的线索，在他看来，是导致他与胡风关系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个因素显然是后来反思的结果。因为直到五十年代以后，舒芜才知道有这么回事，而读到《关于乔冠华》中胡风的话，那就更晚了（据舒芜说，他是１９９５年才在《新文学史料》上读到此文的，参见《舒芜口述自传》，第１４１页）。还有一条外在的线索，也是舒芜强调的，这就是社会的大势。剖析这条外在线索显然要比内在的那条轻松一些。“由于极其特殊的原因，南宁一解放，我第一个受命担任的工作却是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具体来说就是‘南宁市中小学教师寒假讲习班’的副主任，进入了改造者行列。这就和我所有的朋友解放后的处境都不相同，决定了我解放后的道路。”（同前，第２１１页）受到重用，随即不断“进步”，只是其一；应该说，在那样的形势下，年轻的舒芜的确是走在希望的田野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情结在舒芜身上也相当典型，他们很容易怀疑自己所从事的学问或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在直接现实与间接现实（估且这么说）之间，他们选择前者是必然的，特别是 “受宠”之后。在书中舒芜的自我剖析也是可信的。只是他个人的“政治化”的速度之快，让如今的他可能都难以置信。但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里，被化成政治动物并不是鲜见的事情。也许随后他所写的两篇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致路翎的公开信》在自我校准的同时，去揭发朋友就是“政治化”的自然结果。可这究竟能否看作是与后来的“交信”一脉相承的呢？
“交信”一事大多都纠缠在主动与被动之上，这对舒芜个人来说，的确存在一个“性质”问题。但事情往往也有个前提，这就是在“交信”发生之前，舒芜在批判胡风宗派主义的文章里引用了胡风私人信件。它起码也成为后来的事件转化的一个间接的诱因。至于“交信”之后的结果是舒芜所始料不及，也未必全是舒芜的自我掩饰。正像有的研究者说的，以后的结果当时谁又能料到呢？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不原谅舒芜是有他们的道德理由的，他们之间的恩怨太过复杂，而在政治气候深厚之时，个人之间的恩怨是很容易放大和转化为政治上的对立的。我们现在很难理解舒芜是出于怎样的心态去侵犯人的隐私权的，或许他在当时那样非常政治化的“无私”的氛围中还没有这样的意识。但无论如何，仅从个人私德上去分析舒芜，也容易把事情简单化。这种恩恩怨怨只应该存在于他们当事人中间。作为研究者，也抱住一点不放，就可能失之偏颇了。谁都不是神，加害者不是，受难者也不是。他们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不能因后果而有所变更的。
读了几本相关的书籍，我总觉得，关于这些事，还需要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披露，主观的推测太多，总不容易服人。现在的两种对立的观点，至少在我看来，都占有了相当的史料，可是也都没有脱离道德的判断和主观的推测。而他们的分歧正在于后一部分，即道德判断和主观推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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