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是凝结在人们心中的一种辉煌的梦想，一种不能忘怀的追忆。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无论它在历史书的哪一页出现，似乎都意味着思想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理性的复归和永恒正义的来临。
十八世纪的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他的大著《罗马帝国衰亡史》里开宗明义：“如果让一个人说出，在世界历史的什么时代，人类过着最为幸福、繁荣的生活，他定会毫不犹豫地说，那是从图密善去世到康茂德继位的那段时间。那时，广袤的罗马帝国按照仁政和明智的原则，完全处于专制权力的统治之下。”吉本以史学家的如椽巨笔，擦亮了远古模糊的铜镜。黄金时代的要义，在这里也得到了一种言简意赅的暗示：明智与专制的权力、温和而坚定的武力、自由且负责的文官政府。
尽管黄金时代在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那里，获得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和诠释的维度，但是，它背后依恃的恢弘厚重的历史理性主义，无疑构成了种种诠释的重心。爱德华·吉本在完成六大卷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后，在自传里曾以一种气象万千的笔调，书写他写作时内心深沉的感受：“我踏上罗马广场的废墟，走过每一块值得怀念的——罗慕洛站立过的，图利（即西赛罗）演讲过的，恺撒倒下去的——地方，这些景象顷刻间都来到眼前。”那是１７６４年１０月１５日，当吉本坐在卡皮托山冈废墟之中沉思冥想时，朱庇特神庙里的赤脚修道士们正在歌唱晚祷曲。这种情境，大概就像中国宋朝的姜白石过维扬，闻戍角悲吟，而有《黍黎》之悲一样，吉本的心中萌发了撰写一部这座城市衰落与败亡的历史的念头。
这种与李白《忆秦娥》中“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意境相仿佛的历史理性，召唤着吉本以宽广的视野和深邃的洞察力，在笔下复活这段宏阔的历史。罗马帝国那种“振长策而御宇内，执敲扑而鞭笞天下”的壮志雄心，那种伴着铿锵的步伐，刀锋的寒光在战士肩头闪烁的场面，那种骏马和战车在军歌中蓄势待发的气势，都化作了历史学家笔下黄金时代的风雷之声扑面而来。
与西方相似，翻开轩辕谱，到今天为止的中国历史，同样有很大一部分被帝王的权杖统治着。他们的时代，在历史书的字里行间留下的投影，就如同他们身后辽阔的疆土和浩瀚的岁月一样广阔。而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黄金时代更多地意味着繁复的仪式、浓重的道德感和翩翩的礼乐。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化形式，它们已经深深地镶嵌在了民族的心灵史上。即使当帝国行将老去，只剩下一个王朝的背影的时候，也能赢得人们深情的赞美。
１９１７年９月１３日，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写道：“《殷周制度论》于今日写定。其大意谓周改商制，一出于尊尊之统者与殷同为嫡庶之制，……又同姓不婚之制，自为一条，周世一切典礼皆由此制度出，而一切制度典礼皆所以纳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于道德，而合之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政治上之理想，殆未有尚于此者……”显而易见，这段文字既是王氏历史观念与政治理想的折射，也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黄金时代理念的投影。也不妨说，《殷周制度论》是借殷周制度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的“六经注我”之作。把有道德的团体，作为政治制度的核心，将伦理神庙建筑在宗法等级之上——王国维的这种政治观，正与柏拉图畅想的以“哲学王”为领导者的“理想国”，有某种程度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１９１７年，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因礼崩乐坏，导致“纲纪之说，无所依凭”（陈寅恪语）的时代，也是世界局势风云际会的时代。一战的炮火烧毁了欧洲的和平与安宁，也震碎了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深情回忆的“太平的黄金时代”的美梦。与此同时，战争的严酷现实，让曾经“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的西方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王国维和他同时代的人，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在现代性的大门口踯躅不前，并不约而同地回归到传统伦理的怀抱。他们试图从黄金时代的“老内圣”中寻找到文明复兴的“新外王”之路。
如果，关于黄金时代种种诗意的描绘，只是一道纸上的风景，供人想象与凭吊的话，那么，黄金时代对于一个真实存在过的时代而言，它不过赢得了一种近乎神话式的解释。然而，一旦这种神话召唤着人们，通过一种近乎狂热的行动，使之变成现实的话，那么黄金时代就成了《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正面反面呈现的是截然相背的形象。历史的翻云覆雨之间，乌托邦的海市蜃楼若隐若现。这正好印证了荷尔德林的名言：“那些号称将我们带入天堂的东西，恰恰将我们带进了地狱。”二十世纪人类的三大灾难——纳粹暴政、苏联大清洗和中国的“文革”——从这种意义上看，无一不是在理性自负的狂妄中，对黄金时代理念的扭曲。当然，它们也无一例外地在黄金时代的挽歌声中，为乌托邦的棺木钉上了最后的钉子。
１９２５年，二战元凶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明确提出了在德国建立世界霸权的目标，并宣称“要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他将沙文主义、复仇主义和种族主义，绑在“复兴罗马帝国昔日荣光”的战车上疯狂前进。在“种族优越论”的蛊惑下，纳粹德国穷兵黩武，开始对所谓“劣等民族”特别是犹太人进行迫害与屠杀。于是，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在战场、手术台、毒气室的喷头下、集中营和焚尸炉的烟囱之间，像流水线一样进行着。衣冠楚楚的纳粹党徒，刚刚从瓦格纳的音乐氛围之中走出来，就可以面无表情地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指，轻轻揿动毒气室的喷头和手枪的扳机。以战后纽伦堡法庭的统计，单单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就达到５２７万之众。而有人计算，自《我的奋斗》出版以来，书中的每一个字使１２５个人丧失了生命，每一页使４７００个人丧失了生命，每一章使１２０万人丧失了生命。奥斯维辛之后的如何重整人性的尊严，也成为二战后人类良知重新觉醒的新起点。
而苏联的大清洗，则以另一种令人颤栗的方式，呈现了在执政党的美妙诺言之下，人民的命运是如何为“革命”的巴比塔殉葬的。苏联铁幕时代的人命代价，确切的数字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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