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为了纪念科索沃战争一周年，我与我的同学在复旦大学博士沙龙上提出了战争合法性与合法性战争的问题，并于当年以时代思潮论文的形式在香港发表（郭树勇、王义桅：关于战争合法性与战争观念重构的对话，《中国评论》２０００年９月号）。我们当时希望从一种全新的角度，来阐述我们的祖辈们习以为常的战争正义性问题，并以积极和严肃的态度来评估我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合法性资源，当时引发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和讨论。目睹去年的阿富汗战争与目前的伊拉克战争，我们仍旧认为，战争合法性应是当代战争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通过它能够透视出各有关国家的国际战略选择与价值取向。
正义性是人类社会的千古主题，合法性基本上却是一种现代性。在现代社会里，特别是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谈国际合法性比谈正义性更合适，也更具操作性。所谓合法性，就国际政治层面而言，至少要符合四个方面的原则：一是要遵循联合国法律准则；二是要符合正义原则；三是权力使用要适当；四是要适时反映国际意志的新变化。因此，战争合法性，是指战争在多大程度上和什么情形下符合国际法授权，多大程度上能够体现人类正义，战争权如何加以自我限制，以及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对战争及其规范的新要求，等等。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战争无论作为现象、政策、制度，抑或观念，总体上均愈来愈体现出合法性递减的规律。世界文明史就是一幅战争之兽不断驯化的理性历史。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原始社会里，任何个体之间处于纯粹的“战争状态”（霍布斯语），战争和杀人放火一样是天经地义的合法行为。到了现代之初，只有自卫战争、收复财产的战争以及用于惩罚的战争，才算得上合法性战争（格劳秀斯语）。长达四百百年的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如黑格尔所言，战争成了历史进步的杠杆：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主权国家只有自保才能获得国家安全。但是，这种合法性是有限度的。１９２８年的“非战公约”姑且不论，单是联合国就通过以下种种规定，对战争行为加以限制：（１）禁止向主权国家宣战；（２）对战争方式加以限制；（３）战争规模的限制及对中立国的保护；（４）战争应当有正义的理由。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共识：核、毒气、生化武器的使用是非人道的，禁止生产和使用此类武器；核实验、核扩散以及导弹技术的扩散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因此，目前国际社会把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一项重要的国际制度，这次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一个最基本的理由，也是认定伊拉克生产和储存了这类武器。可以这么说，套在战争之马头上的笼头越来越紧，现代战争的合法性空间越来越少。
虽然人类反对民族分离主义、反霸权主义战争以及反对恐怖主义战争也与此同时获得了合法性，但是每一个文明国家意欲发动一场战争，不但要面对国际相互依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巨额成本制约，而且要思考在核时代战争不可控条件下，战争有可能成为“政治的终结”而不再是“政治的继续”的严峻局面，应付“现代工业化世界中大战已经过时”（约翰·穆勒语）的国际民众战争观念转变的认同大势，并且力争获得联合国的授权，以免落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下场。
超级大国是世界秩序的主要建构力量，其战争动员的合法性大小多寡，不仅影响到其世界霸权地位的稳固与否，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举足轻重。在合法性资源十分稀缺的条件下恣意而战，会造成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分裂。眼下在伊拉克发生的这场战争就是如此。
伊拉克战争的发动者，不符合上文提及的合法性战争的四个条件：一是它没有遵循联合国法律准则，完全践踏了国际法体系的核心原则主权原则；二是不符合正义原则，发动者的主要借口是伊拉克不履行其对于不生产和储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承诺，而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有关机构没有发现伊拉克有推翻承诺的证据；三是战争权力使用失之确当，具体地讲，在各大国反对、多数盟国不赞成的情况下，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就诉诸一战，无疑是对战争权的滥用；四是未能与国际意志的新变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反对恐怖主义是一项最新的国际认同模式，但这次战争的道义基础里没有反对恐怖主义的内容，布什总统虽然在战争动员的后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伊拉克与恐怖主义有明显的联系。可以说，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陷入了合法性危机。
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危机，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后果：第一，美国本是对国际合作负特殊责任的超级大国，对联合国发挥作用起着关键作用，这次单边主义行动大大削弱了联合国的权威，它不仅损害了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对国际社会文明标志的“集体安全”理念也是一个打击。第二，它造成了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分裂，特别是美欧关系的分裂。伊拉克战争是二次大战以来美欧关系史上为数不多的“撕破脸皮对着干”的场合，这场战争不仅使得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分裂加深了，而且也使得它与欧洲等盟国的“特殊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希伯来精神”与“希腊精神”的区别，来重新认识美国与西方盟友在文化上的差异。第三，美国的战略文化可能会发生某种过分的转向，先前的“人权外交”、“胡萝卜加大棒”、“实力加伙伴、谈判”等较注重非物质性力量的战略思潮，有可能被一种新面目的美国军国主义所代替。军国主义竟然于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二十一世纪再度在美国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明，美国的战略哲学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们可以作简单的历史比较。冷战结束之后的短短十年间，美国政府竟然发动了四场战争，其频率远远高于冷战期间甚至历史上的所有十年，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战争的合法性程度总体上处于递减的趋势。１９９０年的海湾战争是一场具备了完整意义上的合法性战争，它获得了联合国的正式授权和三十九个国家的支持，对践踏科威特主权的伊拉克进行了军事惩罚，美国也通过这场合法性战争建构并确立了各国认可的世界政治秩序。到了１９９９年，情况就起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发动的科索沃战争是一场基本上不合法的战争，其合法性仅占２０～４０％，这是因为虽然美国所秉持的人权原则（反对种族清洗）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部分认同，而且北约这个仅次于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也支持美国及盟国的行动，但是这场多边战争的非法性在于，美国及北约盟国侵犯了南联盟的主权，战争未得到联合国授权。２００１年阿富汗战争的情况略好一些，布什政府充分利用９·１１事件后国际社会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广泛认同，适时发动了一场进一步整合世界秩序的合法性战争。反恐是国际社会最近生成的新规范，阿富汗战争间接地得到了联合国的允许。但是美国政府在阿富汗战争之后很快又陷入了“单干”的怪圈，伊拉克战争不仅没有联合国的授权，而且没有西方传统盟国法德的支持，更未能有效地利用美国在反恐斗争所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具合法性的国际战争。
美国政府为什么执意要发动这么一场明眼人一看便知极不合法也似乎助益不多的战争呢？美国人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稳坐世界第一把权力交椅的情况下屡屡发动战争呢？这种近乎疯狂的战争政策令人不禁要问：除了石油和民主之外，美国是否有一种特殊模式的军国主义思潮在作怪？
最发达的国家也可能出现军国主义，这是人类发展的悖论之一。二十世纪人类自我反思的一个成果是，现代性出了问题，这可以从全世界儿童都耳熟能详的“奥特曼”故事中略窥一斑。故事的开头这么写着：人类达到高度文明的程度，但人类的灵魂也开始变得非常肮脏，肮脏的心灵会产生怪兽，怪兽想毁灭人类，奥特曼希望拯救人类，最后联合人类打败了怪兽。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使文明进步到很高的阶段，也有可能在文明的先进部分产生出怪异的东西。向人类贡献过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等哲学宗师和魏玛共和国的德意志国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产生了差点儿毁灭人类文明的法西斯怪兽；以世界上最健全民主机制和法制精神为自豪的美利坚合众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现了以人人自危的逮捕和传讯为特征的麦卡锡主义。我们有理由小心预设：目前在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倘若内外监督机制进一步失灵，也会出现更加狂热的军国主义。
我们有必要指出一种误解，不少人认为军国主义与政治专制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诚然，军国主义是一种军事至上主义，它曾经集中出现在前现代社会或有着封建残余的现代社会里。游牧民族政权依靠掠夺财富和草地，往往奉行军国主义，“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就是依靠这种军国主义建立了大帝国；奴隶主国家要依靠大量的外来战俘充当劳动力，所以也得常常问津战事，无论亚里士多德还是考茨基都大量论述了这种现象；而天皇治下的封建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战略资源匮乏的压力之下，自然地走上了穷兵黩武的扩张主义道路。但是军国主义与政体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样是希腊民主国家，雅典与斯巴达就不一样，后者把武力置于对外政策的首位；同样是东亚封建国家，中国主要奉行了一种“修德来远”的理想主义对外政策，而日本则执行了一种以“武士道”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扩张政策。代表人类最高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的国家（如苏联）违背了和平的国际原则，转而采取军事干预和扩张主义。
摩根索等美国学者的定义，为我们思考历史上和当代美国的军国主义均提供了有益的思路。摩根索认为，“军国主义是一种观念，它认为军事力量是国家力量的主要甚至是惟一来源，这种观念尤其从数量上计算军事力量”（Ｈａｎｓ Ｊ．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Ａｌｆｒｅｄ．Ａ．Ｋｎｏｆ，１９７８，Ｐ１６８）。所以，奉行军国主义政策的国家总是希望建立最强大的陆军、最强大的海军、最强大且快速机动的空军，只要这些力量在数量上居于前列，国家就能够成为世界强国了。不同的国家奉行不同特色的军国主义。也就是说，具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不等于奉行军国主义，而因信仰“军事决定论”或“武力至上论”而不懈地追求军事力量优势，才是军国主义的根本特征，这就涉及到战争文化与国际政治观念的问题。所以，与其说军国主义与专制体制有天然的联系，不如说它与过分的现实主义政治理念有着内在的联系。关于军国主义主要是一种战争文化或观念认同，美国学者Ｒ·Ｈ·托尼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有一段经典的论述：
“军国主义不是军队的特征，而是社会的特征。它实质上远非具体战备的质量和规模，而是一种观念形态，它集中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特定因素，并把这种因素抬升到决定所有其他因素的最高地位。军国主义忘记了军事力量的存在目的，只是认为武力有权利独立存在并不需要任何合法性。武力只是不尽完美的社会中的必需工具，却被当作迷信的崇拜对象。在军国主义看来，世界若无武力，似乎就会变成枯燥可怜的存在。按照军国主义的逻辑，政治制度与社会机构以及学术、道德、宗教，统统碾压到仅能与某种单一活动相匹配的模具中去。这么一种活动在健全的社会里，只是一种从属性的活动，……但在军国主义国家，却成为社会本身的一个神秘缩影。 军国主义……是偶像崇拜。人们将灵魂拜倒在偶像之下，并且牺牲自己的躯体以取悦偶像”（Ｒ．Ｈ．Ｔａｗｎｅｙ，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ｃｏｕｔ，Ｂ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２０，Ｐ４４，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Ｈａｎｓ Ｊ．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Ａｌｆｒｅｄ．Ａ．Ｋｎｏｆ，１９７８，Ｐ１６８）。托尼从典型意义上把军国主义这种文化现象作了入木三分的解析，当然，在许多非典型国家（如美国），军国主义无疑在特征上要大大弱于托尼的军国主义概念。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根据托尼与摩根索的界定，来回顾美国军国主义的历史。
关于美国军国主义，国际政治学大师摩根索等人有过深入的研究，而正式用“美国军国主义”这个词，则是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历史学家费正清的杰作（费正清：《观察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６～８６页）。美国军国主义不是一种持续的思潮，在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也不常占据主导地位，这是美国独特的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来看，美国军国主义可能是受制度约束最大且外显性最小的军国主义。但它的每一次外露都强烈地震撼了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大致上讲，美国历史上的军国主义主要有四个时期。
１、英美战争至西进运动时期（十九世纪前期和中期）的美国军国主义。多数学者喜欢把美西战争前后以马汉理论为代表的重视武力的思潮作为研究美国军国主义的起点，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它在典型的意义上阐述了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但我们要全面了解美国军国主义的背景，就不能不了解１８１２年前后的美国历史。美英战争、西进运动、美墨战争，在不到四十年里，把美国由一个松散的北美东海岸小国，扩张成为了一个地跨两大洋的庞大帝国。这个时期的军国主义与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的“美国命里注定将扩及北半球的整个西部”的思想有关，在实现这种命运的过程中，美国陆军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领土扩张与西进运动过程中的急先锋（Ａｌｌａｎ Ｒ．Ｍｉｌｌｅｔｔ，Ｐｅｔｅｒ Ｍａｓｌｏｗｓｋ，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１１７，Ｐ１３０）。这个时期的美国军国主义，主要体现为武力实现“天定命运”的理念和领土扩张主义。
２、美西战争前后时期（十九世纪末期）的军国主义。这个时期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门罗主义，追求的战略目标是美国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内容是强调海军超乎寻常的战略地位，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著名海权论者马汉。马汉认为，“门罗主义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就是美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对此，那些希望不付出代价就能保住和平的人也许会哀叹不已。但是，只有对战争做好准备才能确保和平”（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中国言实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３３页）。美国国家利益在于控制太平洋这个欧洲世界与东方相会之处，即控制加勒比海地区和巴拿马运河地区。马汉并不情愿被人指控为军国主义理论家，他辩解道：“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军国主义’都不是一种主导观念……在为军国主义精神所浸润的国家，普遍的认识是一项政策应以武力为倚靠”，不过他也承认“说这两个国家缺乏对于荣誉方面损益的敏感可就冤枉它们了”（马汉：《海权论》，第４０３页）。对于美国这种为了海军荣誉而战的精神，摩根索认为就是一种美国军国主义的表现形式（Ｈａｎｓ Ｊ．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Ａｌｆｒｅｄ．Ａ．Ｋｎｏｆ，１９７８，Ｐ１６８）。
３、二战结束初期（二十世纪中期）的军国主义思想。这个时期美国军国主义的特征是，相当数量的美国民众及军人产生了核武器崇拜，美国政府奉行一种武力扩张政策和冷战政策，企图通过维护核垄断地位而推行一种咄咄逼人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在世界各地在世界各战略要地都驻有重兵，军国主义与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和冷战战略紧紧联系在一起。总之，核武器崇拜和杜鲁门主义是该时期军国主义的主要源泉。值得一提的是，麦克阿瑟成了这个时期美国军国主义的化身。费正清把麦克阿瑟与美国军国主义等量齐观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位二战期间美军太平洋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有几个突出特点：宣扬核武器的威力；以自我为中心；过分追求军事上的胜利而不顾政治影响；在军事占领的情况下主持日本的民主化改革，等等。应该说，麦克阿瑟把美国军国主义推至一个高度，“人们为保卫自由而发动正义战争的冲动，以及不惜一切取得胜利的荣耀，似乎已不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但就在不久以前，麦克阿瑟用这些创造了历史”（费正清：《观察中国》，第８５页）。值得庆幸的是，在国内政治制度的约束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衡下，美国军国主义随着麦克阿瑟的失意而马归南山。
４、冷战结束后（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的美国军国主义。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崩溃，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实现了美国历史上梦寐以求的霸权理想。美国凭借卓尔不群的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率先发动了新军事革命，在信息战建设和新式武器更新研制方面远远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武器崇拜和新殖民主义野心。伊拉克战争以及小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是当前美国军国主义的集中体现，而其理论代表人物则是美国著名“攻势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家米尔夏默。他主张美国应该为了国家权力的最大化而不断地强化武力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目前应该维护在海外驻军，并有意识地遏制中国等国家的崛起，这是因为“国际政治一直是一项粗暴而危险的事务，将来仍将如此，虽然竞争的激烈程度不一，但是大国总是互相疑惧，一直为权力而争夺不止……大国很少会满足现存的权力根本状况，它们总是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改变现状。它们一直寻求改变现状，如果认为合理的话，他们会诉诸武力来改变均势”（Ｊｏｈｎ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Ｗ．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１，Ｐ２）。
冷战后美国军国主义的兴起，除了文化底蕴中有着以积极扩张为特质的基督教主义等因素之外，至少有几个方面还应引起充分的重视。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军事力量根本上是为资本服务的，民主不是军国主义的对立面，而与军国主义相辅相成。二十世纪初著名学者索姆巴特教授在论及美国军国主义时，说过一句至今令人回味的话：“我们很容易表明，‘自由之声’的种种音符响彻美国社会生活的许多角落，但是我们也同样容易表明，使得这些声音得以浑厚有力的是炮声、枪声和刺刀声……”（Ｋａｒｌ 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Ｗ．Ｈｕｅｂｓｃｈ，１９１７，ｃｈａｐｔｅｒ 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１．）。这句话今天仍然也是适用的。目前，最能推动布什政府从事战争活动的是美国以军事工业联合体为主要组成部分的资本家集团，这方面的数字和论著不胜枚举。我们记得，早在布什当选总统时，《华尔街日报》的社论中就指出，布什政府不会在对外谋求海外利益方面心慈手软，自缚手脚，并呼吁政府尽快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ａｒｔｉｎ，“Ｂｕｓｈ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ｍ”，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Ｗｅｂ Ｓｉｔｅ，Ｄｅｃ．１８，２０００）。现在看来，近三年的美国对外政策已经说明，华尔街的要求，布什基本上都一一满足，未敢懈怠。
二是美国对其在新技术革命中的绝对优势的迷恋，促使美国军国主义再起高潮。历史上，美国就极度重视乃至迷恋高技术兵器在军事决胜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方面，美国与历史上的俄国、日本均有不同。俄国单纯强调军队人数，日本在精神上渲染军国主义。摩根索可谓洞若观火，“在美国，一种影响广泛的倾向是过分强调战备的技术方面，如飞机的速度和航程和核武器的独特性。……军国主义的错误必不可免地导致将国家权力与物质力量等同起来。”我国学者结合摩根索关于军国主义的研究成果分析认为，过分强调高技术武器装备，已经成为当代美国军国主义的重要特点（许嘉：《美国战略思维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２８～１２９页）。近二十年来，新军事革命首先在美国兴起，随后在全世界风起云涌，美军无论在研究成果上，还是其成果在部队的应用上，都远远领先于其他军事强国，更不必说中小国家了。美军对高新技术和高尖武器的偏爱和迷恋，导致美国军界及其利益集团总是希望在世界上寻找“兵器试验场”。
三是悲观主义、保守主义的社会思潮，构成了布什政府现实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基本背景。悲观主义、现实主义、保守主义与军国主义各有不同，但往往密切联系在一起。古典现实主义与悲观主义在反对理性主义这一点上有着天然的联系，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莫不如此。霍布斯几个世纪之前的话很像对布什现政策的预言，“由于人们这样互相疑惧，于是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也就是用武力或机诈来控制一切他所能控制的人，直到他看到没有其他力量足以危害他为止”（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９３页）。自霍布斯时代起，现实主义就批判理性主义的空想，把人性之冲突作为现实主义出发点，并持悲观主义态度。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第一位大师级人物，是基督教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他在１９３６年指出，现实主义神学较自由主义神学的更正确性在于，现实主义者找到了人们生活中各种冲突的根源，认识到人之生存具有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发现人的行为具有无可挽救的非理性特征，进而判析出人类历史具有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性质（尼布尔：《自由主义的盲目性》，转引自涂纪亮：《美国哲学史》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２０页）。冷战结束之后，虽然一批自由派人物如《历史的终结》的著者福山等人欢呼“自由民主制度的一统天下”，但悲观主义和保守主义学者在战略学界更有市场，卡普兰、亨廷顿、米尔夏默等人相继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文章，充满了“美国文化将会在不远的将来被非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超越”、“西方衰落”之类的忧患意识和悲观情绪。这种意识外化成为过分的不安全感，促成了美国加紧“寻找”和建构潜在战略对手和战略威胁，一度出现了“日本威胁论”、“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等。９·１１事件进一步加深美国的不安全感，本土安全自南北内战以来第一次纳入紧急防御议程，悲观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极度膨胀，军国主义迅速聚积起必要的社会基础。
四是单极世界格局为美国军国主义提供了绝好的国际环境。从历史上看，美国军国主义的兴衰也有规律性，其周期大致是五十年，这与国际格局变迁规律大致符合；而且每当美国国力上升幅度比较大，国际环境相对十分有利于美国发挥世界（或地区）警察作用时，美国的军国主义就容易“发作”。西进运动前后，欧洲大陆陷入了无休止的强权政治与殖民战争之中，英法普俄等国无暇顾及北美洲迅速崛起的美国，美国假“门罗主义”加紧对外扩张，军国主义上升为重要的国内思潮；美西战争时期的美国实际上上升为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的超级大国，在亚太地区急欲攫取霸主地位，军国主义随着老罗斯福的“高声断喝”和“大棒政策”而来；经过二战的洗礼和壮大，美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性霸权国家，加上核垄断的无限荣誉，美国军国主义自然而至；目前，美国坐上了惟一超级大国和最强大军事强国的交椅，国家自豪感和自我崇拜意识陡然上升，一旦其实现最大化霸权和世界秩序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容易推行单边主义政策，伺机用武力来征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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