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联手倒萨，悍然发动攻伊战争，无疑是强权逻辑、非义行径，然而，感情上的义愤代替不了理性的研究，对这场战争性质的判断是一回事，对战争本身进行冷静的分析、客观的解读则是另一回事。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所以，我们不妨拿号称“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基本原理，来审视、评点美英攻伊战争的得与失，从历史与军事相结合的视角切入，深化我们对这场战争所呈现的战略战术特点的理性认识。
也许有人会说，《孙子兵法》好是好，但毕竟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古董”，用它去解读当代战争实践，不免有方枘圆凿、乱贴标签之嫌。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孙子兵法》从哲理层面上考察战争现象，揭示战争规律，总结战争方法，是战争艺术的高度抽象和升华，具有超越时空的启示意义。古往今来，战争形态虽然已有重大变化，战争的技术因素更呈示日新月异的面貌，但是指导战争的一般艺术与规律却没有本质的区别，掌握战争主动权，知彼知己，避实击虚，灵活机动，因敌制胜，等等，永远是赢得作战胜利的不二法门，达到用兵上乘境界的基本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孙子兵法》观照伊拉克战争必定能使我们拓展视野，透过历史的苍茫把握住现实的本质。
从《孙子兵法》的基本原则分析，在作战指导，也即战术制定与运用上，美英联军这次作战行动是基本符合作战的一般规律的，大体上是成功的。这主要表现为：第一，美英联军对敌我双方军情的了解、掌握基本上是全面、具体的，战争的准备比较充分，包括情报的搜集，天候地理条件的认识，作战态势的衡估，都有相对准确的预见，制定了多种可供操作的方案，并能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必要的调整，这无疑与孙子“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的基本主张相吻合，体现了以掌握情况为展开作战行动出发点的合理思路。
第二，比较出色地贯彻了灵活用兵，因敌制胜的原则。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又说“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用兵艺术的精髓在于灵活机动，不拘一格，不重复以往的战法。这次美英联军在对伊作战过程中，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兵以诈立”的重要特点。这一是追求别开生面的新战法，以打击伊方指挥中枢为起点，不按过去常见的先空袭，尔后实施地面进攻的战法来展开行动，而采取了空袭与地面作战同时展开的战法，这本身就是对新的作战理论的实战检验，反映了美英联军指挥者善于创新，勇于进取的胆略与魄力。它的意义不在于表面或暂时的战果大小，而在于作战理念的革命性与创造性，这正是孙子所推崇的“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作战原则在当代的具体写照。二是落实作战行动运动性、隐蔽性、突然性的基本要求。孙子曾说：“兵之情主速，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衡量作战行动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之一，是观察它能否做到隐蔽、突然，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即所谓“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从这个角度分析，前一阶段美英联军的作战意图是基本得以实现的：以比较短的时间里，“并力一向，千里杀将”，迅速开进五百多公里，兵锋直指巴格达，正逐渐构成对敌方最重要战略中心的包围，取得了整个战场的有利态势。三是能客观辩证对待和处理迅速推进与攻城掠地的关系。在作战过程中，美英联军采取“蛙跳式战术”，追求推进的速度，对巴士拉、纳西里耶等城池采取围而不攻或绕道而过的做法，从而保证了主要作战意图的贯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兵临巴格达城下，这实际上就是孙子“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争，城有所不攻，军有所不击”原则的高明运用。尽管这曾给联军的后勤补给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是从总体态势考察，它依然是有利的选择。四是较好地做到了主次有序，协调策应，正合奇胜。美英联军以南路北进为主力，同时在西线夺取当地两个机场，在伊拉克北部空降精锐的机动作战部队，开辟北方战线，这样就初步形成了多点进攻，主力挺进，侧后策应，主次有序，互为协调的整体作战格局。这里，由南向北推进的主力是正兵，而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部队属于奇兵，这种兵力部署与战术运用，恰好符合了孙子“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生”的作战指导理论。
第三，基本上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能够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唐太宗李世民说：“古代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用兵打仗的精髓要义，就在于调动敌人、钳制敌人而不为敌人所调动、所钳制。可见创造条件，掌握作战主动权，是《孙子兵法》作战指导思想的核心。根据孙子这一理论对伊拉克战争双方战场态势、优劣地位进行分析，我们应该承认在总体上作战的主动权操控在美英联军手中。由于双方实力的悬殊显著，美英联军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拥有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地位，诸凡作战时机的选择，作战方向的确定，作战方式的采用，作战规模的规定，等等，其实往往是由美英联军所决定的，而伊拉克方面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被动挨打。虽然伊方也主动采取了一些偷袭、骚扰战术，滞阻了联军的行动，但这种个别、局部的主动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全局上的被动，也不可能彻底扭转战争的主导趋势。
然而，从战略的层面进行考察，这次美英联军攻打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是与《孙子兵法》的战略观念背道而驰的，属于严重的战略失误。
首先，按照孙子的理解，战争活动不是单纯的军事现象，而是军事、政治、外交等综合因素的有机结合，所谓“道、天、地、将、法”，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如今，美、英等国罔顾国际舆论，绕过联合国，推行单边主义，依恃自己的强大军事实力，希望通过单纯军事暴力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这显然是违背整个人类社会良知与公义的极端做法，是对国际法则与和平诉求的严重践踏，“师直为壮曲为老”，即使最终能暂时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其在道义上也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
其次，美英联军的攻伊战争，从根本上违背了《孙子兵法》的“全胜”战略思想，在战略上属于拙劣的选择。孙子所追求的用兵宗旨和理想境界是“全胜”：“兵不顿而利可全”，“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孙子主张“伐谋”、“伐交”，而对“伐兵”、“攻城”则持保留甚至否定的态度：“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现在美、英等国“伐谋”受挫，“伐交”碰壁，只好铤而走险大举“伐兵”，日后更有“攻城”巷战的可能，这完全是一种投入最大而收益甚微的战略抉择，笨拙而无能，只能证明美、英决策当局在战略上的愚昧无知。
其三，不论这场战争最终结果如何，都势必造成严重的后遗症，这是与《孙子兵法》所提倡的战争善后原则格格不入的，完全属于战略短视的表现。孙子高度重视战争善后问题，认为战胜易，守胜难，所以强调要防止出现战略攻取却遗留后患、得不偿失的局面；“夫战胜而不修其功者，凶，名曰费留。”其实这也是中国古代其他优秀思想家的共识，如荀子也曾指出：“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矣。”衡量一场战争胜利的标准，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看战争是否避免了严重的后遗症，有无一个理想的善后格局。恰恰在这一点上，这次伊拉克战争的尽头正是美、英等国面临更多棘手问题的开端。它势必进一步激化美、英等国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矛盾，给中东地区原本已十分复杂的宗教、民族问题增添更多的变数，最终的结果，是在给广大伊拉克民众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处于不安全的战略环境之中，为自己战略上的短视付出沉重的代价。
其四，见利忘义，片面偏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简单思维方式，与《孙子兵法》“杂于利害”的辩证认识方法相直接对立，必然带来事与愿违的客观后果，并有可能埋下由盛转衰的历史契机。孙子认为战争如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是利与害的对立统一体，高明的战略指导者都应该看到利害关系的相反相成，如影随形，从而见利思害，化患为利：“夫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可是美、英联军攻打伊拉克之举，恰恰违背了孙子上述的正确思维理性。美、英决策当局在发动这场不得人心战争时，眼睛里只看到战争的有利面：控制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使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进一步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演变，而没有意识到蕴藏在这背后的风险与危机，这就犯下了思想方法简单片面性的失误，是典型的战略败笔。而其一味追求独强超霸地位的巩固，也很可能埋伏下中衰的契机，因为物壮则老，月盈则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乃是自然的规律。
综上所述，美英当局发动伊拉克战争，是战略上的严重失误，其战术上的局部成功不能改变战略上的全局被动，真可谓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诚属不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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