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暴力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目前的中国知识场域围绕伊拉克战争，正显露出新一轮知识与价值的分化。与一些坚决反战的声音相对照，主张肯定这场战争的词语，取得了大半天下。如果说零星的抗议是“明确的反对”，那么，主张顺应“权力意志”、随美利坚民族的军事暴力一起起舞的，则更多呈现出“暧昧的赞同”景况——他们在游戏化的“高科技”飞机、炸弹的呼啸声中，闭口不言战争本身的是非，而只批评萨达姆政权的“无道”，和伊拉克人民的“愚昧”。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在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上，的确存在着一类战争，它们的发动方本于自由和人道的终极价值，以沉重而悲怆的心情去迎接全人类共同的未来”，在“终极的、永恒的正义”和“最后的真理”面前，他们说，并非所有的战争都是非法的，美利坚民族针对独裁者萨达姆的战争就属于这一类。他们的说法会让万里之外的布什先生感到高兴，但是却误解了布什先生此刻的隐衷。布什先生第一律的关心，是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吗？这不仅会让身在中国国际政治场域的人们掩口而笑，而且会让美利坚民族的战略家政治家们窃喜不已。如此复杂的事态被简化为区区几个字“自由民主人权”，恐怕就连布什先生本人也莫名其妙，他在对美国公众的一次次讲话中，就早已清清楚楚说明他的追求首先在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而推广“自由民主人权”不过是个手段。
我很羞愧，这是我的同时代人的声音。他们身在暴力和血腥之外，在飞机导弹的轰鸣声中，他们不仅把平民的生命简单化为对一种高远精神和价值的抵押，而且把在尘土中消散的士兵的肉体简化成了一堆抽象的数字。他们再次使人想起汉学家费正清先生所说过的那句话：“我们必须记住，贪婪很少能像理想主义那样强有力地推动战争。”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暴力？在当下这样的知识场景中，我们很有必要再次靠近以下这些伟大人物的心灵，体会他们在面临相似场景时的灵魂博大——印度圣人甘地在与强大殖民者的斗争中，坚决地捍卫起了“非暴力”和平主义的原则，反抗，但决不以恶抗恶，甘地的这一坚持换成当下的一些国际政治学者的话说，是在行使和运用“软权力”，这种“软”性的东西看起来外表柔弱，但它却最终逼退了貌似有力的压迫者，这一事实值得后世的人们永久体味。南非勇敢的反种族主义者曼德拉，在另一方土地传承了甘地的思想精髓，他的和平努力在经过多年的艰难曲折后，同样结出了正果，一个曾经充满对立和仇恨的多种族社会，终于一步步走向了和谐。人人皆可为尧舜。甘地、曼德拉的伟大思想及其实践告诉我们：那些投入了无比宽容和耐心、经过千难万苦才建立起来的东西，一旦真正建立，就将获得健旺的生命力，历久弥坚；而那些仅凭简单的征服和压制、诉诸粗暴强力而不是伟大精神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即使建立，也很难长时间存在发展。世道在于人心，在今天这样一场复杂的危机与战争面前，甘地、曼德拉博大的精神与灵魂仍然是我们思考与行动的重要借重。
我们当然同时也要正视另外一个现实，那就是在一个有着安全与利益算计的世界上，彻底地贯彻甘地、曼德拉的精神与信仰，就当下的人类文明状态而言，的确是一件极其困难或者说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暴力的存在无疑是一种“恶”，我们无法现在就能决然痛快地与之断绝联系，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无限制地纵容、允许暴力的使用，甘地、曼德拉的思想与行动在提醒我们：即使不能阻止暴力的存在，也应该为暴力设定一个道德与法理的界限。
我们只能在完全的“非暴力和平主义”与无限制的暴力应用之间寻求折衷，这也是在现实世界赢得更多对于理性使用暴力设想的认同、并使暴力使用时常受到人类公意有力审视的最佳途径。那么，暴力的边界在哪里呢？实际上，暴力也是分层面的，国家对外实施的军事暴力，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武力运用，即通过显示武力来对他者进行威慑、遏制或其他，从更广的意义说，它可以包含战争，但又并不等于战争；另一种就是战争，通过直接的军事行动来实现国家的目标。这是两个相互联系但又大不相同的事物，在武力运用与战争之间，只能有限度地承认前者的合法性而要多多谴责后者。同时还要注意到，即使就战争暴力而言，也还要区分被动与主动，被动的暴力乃是“后发制人”或者说是“正当防卫”，而主动的暴力，即布什先生所主张的所谓“先发制人”。
我们要不要明确地反对“先发制人”的暴力？这个问题与我们可不可以主动出手伤人庶几相似。任何国家的成熟的国内法都不会授予其公民以主动攻击他人的权利，不管所要攻击的对象，在主动施暴的人眼里是否具有对自己形成威胁的意图、动机和能力。我们也永远不能在国际社会中授予某些国家“先发制人”的权力，在一个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博弈、已经形成了某些超越国界的共同认可的文明规则的现代世界，国际政治学说及其实践，业已否决了一些战争的道德与法理合法性，“先发制人”式的战争就是其中的一个构成。
反对“先发制人”战争的理由很简单，在一个基本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生态体系中，没有国家感觉到自己是完全安全的，那么，按照“先发制人”的逻辑，是不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以“不安全”为由来“先发制人”发动战争呢？如果“先发制人”能够被平等化，我们将难堪地发现，十三年前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悍然入侵科威特，其实也并非没有道理，萨达姆当时也是认为科威特危害了伊拉克的经济安全。而且我们也就不能不对当年希特勒和他治下的德意志的残暴行为予以理解和同情。希特勒的德国对欧洲其他国家发动“闪击战”，也是在“先发制人”，他要首先出手的动因与当下的布什先生一样，也是为了日耳曼民族的安全，预防可能出现的针对德国的军事威胁。德意志民族地处中欧，左边的法国和右边的俄罗斯都是欧洲传统陆地大国，长久以来一直试图掌握欧洲霸权；其丁点大的北面出海口还时时受着“日不落帝国”英吉利民族海上霸权的侵扰。这样复杂恶劣的地缘战略环境，怎能使希特勒和他的法西斯德意志有安全感呢，希特勒的顺利上台及其侵略性政策在六十年前得到绝大多数德国民众的拥护，正反映了日耳曼民族对自身安全的深刻隐忧。
“先发制人”只能加剧国际安全的恶性因果循环。自去年国宣布存在“邪恶轴心”并因此要“先发制人”以来，惊动世界的恐怖主义事件不是下降而是在上升，被列为“邪恶轴心”的国家一个宣布要自行决定是否研制核武器；另一个则告知世界，在它自己的国土上已经发现了可以制造核武器的铀矿；而另外的那些被美利坚民族列为未来可能的核打击对象的国家，则在加紧研制具有震撼力的反制性武器系统。这些事态业已使整个世界人心惶惶。在这样的世道人心中，特别应该反思当下战争的一个重要借口的似是而非。美利坚民族的政治家战略家们声称，现在主动出击“先发制人”，乃是因二战之前欧洲对德国的绥靖政策的往鉴。英法等国没有先于德国发动战争错了吗？其中的是非是否应该反过来思量：假设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英法先于德国发动了战争，那么，侵略和“非正义”的一方在现在历史学家的笔下又该如何来写呢？我们将可能不得不接受另外的一种历史诠释。在德国的侵略政策面前，欧洲的绥靖无疑是错了，但究竟错在哪里呢？并非错在对德国没有发动战争，而是没有及时有效地运用武力维持和平和防范德国挑起战争。是的，除了战争和被动的暴力，还有其他的次“恶”选择，那就是合理地运用武力。
“先发制人”的暴力指望通过战争“终结”出一个完全安全的世界，在这种“自由民主人道”话语下的血腥如同欧洲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征服冲动。欧洲的“十字军东征”没有建构出一个完美的人间“天国”，当代的“先发制人”主动暴力也不可能制造出“自由民主”的大同世界。我们无可奈何，只能生活在一个永远不完美的人世，这是我们需要承认和接受的现实，而改进这种不完美的方式只能是点滴改良，其中也包括合法有限地使用暴力。我们没有办法反对一切暴力，而且必须承认有一些暴力的存在是合法的。然而，我们对事物价值的判断，却又十万分必要地建立这样一个起点，那就是：坚定地反对主动式的暴力，这种不合法的暴力只能加剧暴力和灾难。这是我们所自豪着的“文明”的又一个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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