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随笔（经济散文）目前很流行。应该说，好的经济随笔是文学形式与经济学内容的有机结合，深入浅出。但是，不好的经济随笔，则往往是浅入浅出、不入也出、斜入歪出、乱入乱出，随笔变成了随意。这里以薛兆丰的经济随笔集《经济学的争议》为例（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版），点评其过于随意之处（局部），以求教于兆丰同志及学界同仁。
１、薛文：“对于整体经济，或者说目标及其复杂的系统，全局计划是不适用的。……社会有别于企业，更有别于个人。把社会比喻为个人、企业或战壕里的队伍，都是不恰当的。社会是由很多人、很多企业、很多组织构成的目标及其复杂的体系。有谁知道‘公众’需要什么吗？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公众需要多少钢铁、棉花、大米。这只能放手让个人和企业自负盈亏地去冒险尝试”（《经济发展岂是任务》，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点评：①兆丰同志认为只能有企业计划而不能有社会（国家）计划，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有五年计划，日本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宏观计划与微观计划都是必然存在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指导性的，一个是指令性的。不能因为搞市场经济就把计划一棍子打死。计划是中性的。而且越是复杂的系统，越需要计划。从一定意义上讲，各国的财政预算都是计划。经济主体越复杂，矛盾越多，越需要严格计划（预算）。②兆丰同志完全否认预测的存在，认为社会需要多少钢铁、棉花、大米是不可预知的，这是有违事实的，恰好是在这些实物指标上，预测特别是需求预测是相当准确的。预测质量低的主要是价值类指标，如ＧＤＰ增速、汇率等。往往空间范围越大或越复杂，由于内部之间的互补而导致稳定，预测反而较为准确。如中国粮食供需预测质量往往高于省、市、县的预测质量。
２、薛文：“工人选择失业，或房东宁愿空置房屋，都是明智之举，那是因为他们不能随时转换工作和赶走房客。他们以为自己不久便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或房客，所以他们选择了继续搜寻和等待。经过一段时间，他们找不到了，于是认命。可是原来找得到的工作和房客已经无影无踪，他们便只好再搜寻、再等待、再屈服。他们之所以没有立即就业，没有立即把房子租出去，只是因为他们手头的信息不充分，无法做出必胜的选择”（《市场从不失灵》，第１５３页）。
点评：①把工人失业与房东空置房屋并列是不合逻辑的。前者是无产者，后者是有产者；前者往往是被迫的，后者往往是主动的。前者的举动大多与是否明智无关，够得上明智的是极少数跳槽者，而跳槽者往往都不应归为失业；后者的举动是否为明智之举得实证判断，不可一概而论，有个别的也是被迫的，无所谓明智之举。②把失业及房东空置房屋只归结为信息不充分是片面的。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充分的信息，即使有充分的信息也并不表明失业者会立即就业或能就业，还需要面试与试用。失业者没有立即就业本质上是供求之间的适应出了问题。
３、薛文：“人们‘本来’并不想提前消费那么多实物，他们‘本来’是想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的，所以，鼓励强迫消费就是浪费；人们‘本来’不想休息那么长时间，他们‘本来’是想多干活以提高货币收入的，所以，鼓励或强迫他们休假和旅游就是浪费”（《析“体育经济”》，第１５６页）。
点评：①鼓励消费与强迫消费不属于并列关系。强迫消费在某些情况下是浪费，比如能吃两个馒头但被强迫吃三个馒头，则第三个馒头是一种浪费。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如应该存两套衣服换洗，但被迫购存三套衣服换洗，则第三套衣服购用并不属于浪费，至于鼓励消费则与浪费无关。②休假与旅游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种浪费，不管是自愿的或强迫的。少休息多干活也不一定就能提高货币收入，收入能否增加、增加多少确与工作时间有关，但时间并不是充分条件。
４、薛文：“要想把某些年份的ＧＤＰ弄得高一点或低一点，那是易如反掌的。
办法之一，是把隐性的收入显示出来：家庭妇女‘本来’在自己家里做家务，那是没有算入ＧＤＰ里的，但是，如果鼓励女性外出工作，或者让家庭妇女给别的家庭做家务，那么ＧＤＰ的数字就会增加；休闲的享受和在家里的娱乐，是没有算入ＧＤＰ的，但如果迫使人们去旅游或到健身房里运动，那么ＧＤＰ就会增加。
办法之二，是把未来的收入提前显示出来：储户‘本来’愿意推迟消费，把钱存起来或投资到某些项目上，但如果政府用高利息举债，并把债款用来盖房子修公路，那么ＧＤＰ就会增加。
办法之三，是重复计算：一幢房子，落成时的估价，已经提前反映了它以后的全部收入。但按照ＧＤＰ的计算方法，这所房子后来出售或出租得来的收入，也将计入该年的ＧＤＰ中，所以这所房子的ＧＤＰ是重复计算的。
这类令ＧＤＰ结果发生变动的‘统计缺陷’和‘行政花招’多不胜数”（《析“体育经济”》，第１５７页）。
点评：①妻子在家做家务不计入ＧＤＰ是有道理的，因为ＧＤＰ是统计市场性活动、产业性活动，所以妻子在家做家务不应计入ＧＤＰ。同时如果像妻子做家务这样的活动计入ＧＤＰ会引发一系列矛盾，比如，什么叫做家务，哪些家庭活动属于做家务。做饭是做家务，盛饭是否是做家务？削苹果皮是否做家务？因此，ＧＤＰ不必考虑家务劳动，如果家务社会化，由雇来的人做家务，因为是一个产业自然应属于ＧＤＰ范围。②盖房子、修公路属于建筑业，计入ＧＤＰ是正常的。盖房子与修公路作为建设活动，与其资金来源是自筹资金还是贷款是没有关系的。③依据国民经济预算理论，固定资产折旧包括住宅折旧是计入ＧＤＰ的，因为它们是生产的要素，有消耗就应提取折旧基金，以供其灭失后通过重新购置而使生产可持续。兆丰把落成时的住房价格与住房落成后提供的服务成本（折旧）说成是重复计算，是犯了一个错误，是提出了一个伪问题。一幢房子的价格（销售收入）计入ＧＤＰ是从房地产开发角度观察，主要是建筑业的产出，而落成卖掉的住房到消费者手里，住房就是进入消费服务领域，是住房功能的发挥，可视同服务业的产出。显然这是两个不同阶段（不同年份），根本不存在ＧＤＰ的重复计算问题。ＧＤＰ的统计值并不如兆丰所说易如反掌。
５、薛文：“人们现在谈论转让国有企业，总是这么想：计算当初这个企业投资了５个亿，折旧１个亿，所以非４个亿不卖。但资本价值原理是从来不咎既往、永远只看未来的，如果预期这个企业以后的盈利能力低，比如说总共是２个亿，那它就只能值２个亿，而与当初投入５个亿是毫无关系的”（《只向前看的资本价值原理》，第２４８页）。
点评：①由资本价值永远只看未来并不能推出与当初的投资额毫无关系。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其盈利能力这个没有异议，但盈利能力又取决于什么呢？显然，盈利能力不仅取决于市场需求，而且也取决于资产规模等供给性因素。固然，在没有市场需求时，不论初始投资多少，生产性资产是一堆无用物，生产只能是增加亏损。但是，在有市场需求时，则初始投资额大小会通过影响生产能力进而影响盈利能力。②兆丰此处还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把盈利能力等同于资本价格。兆丰说，盈利２个亿就只值２个亿。显然是不对的。正确的资产价格公式是：资产（资本）价格是其盈利额除以银行利息率。比如，某企业资产每年盈利５００万元，银行利息率是５％，则其资产价格是１个亿。
６、薛文：“资本价值原理的第二个隐含的意思是，‘内建缺陷’的情形是不存在的。既然商品的价格包含了它未来的全部价值，那么厂商就没有必要在未来分次出售他们的产品。如果他们能够生产耐用１０年的扫帚，他们就不会生产１０次只用一年的扫帚。
其原因有两个。第一，耐用１０年的扫帚，它的价格必定包含了它未来１０年的总价值，所以多次生产不耐用的扫帚没有必要。第二，生产更耐用的扫帚，能减少以后多次推销、议价、仓储等交易费用，花一次的交易费用，就可以占领１０年的市场份额。可见，资本家阻碍技术进步的说法，在资本价值原理面前，是不攻自破的”（《只向前看的资本价值原理》，第２４８页）。
点评：①“内建缺陷”一词有明显的翻译内伤，不合中文的信达雅要求。笔者没有看到英文原文，在此不妄加推断。希望兆丰重译此词。②“商品价格包含了它未来的全部价值”是什么意义？我花了２０００元买了一台彩电，彩电未来的全部价值就是２０００元？我买彩电是为了使用价值，彩电的价格自然取决于供求关系。③现实生产是丰富多彩的，以扫帚为例，既可以生产耐用的，也可以生产不耐用的，不同的花色品种有不同的需求（客户）。有的人喜欢结实耐用，不求变，则购买可用１０年的扫帚；有的人喜欢亮丽，喜新厌旧，则购买用了１年就可扔的扫帚。④“耐用１０年的扫帚，它的价格必定包含了它未来１０年的总价值”是何意义？如果把扫帚看作固定资产，则未来１０年总价值是否指其折旧总额？如果把扫帚看作低值消费品（非投资品），则未来１０年总价值是何意义？兆丰为了减少以后多次推销、议价、仓储的交易费用，只生产耐用的扫帚，是不是有点片面、有点矫枉过正？依此推理，我买一块手表最好耐用１００年，１００年中我只需要一次交易，如此，省了多少交易费用。显然这是不合现实的。现实社会是，有些时候需要减少交易次数、交易费用，有些时候又需要增加交易次数、交易费用。否则，流通（业）岂不要消失？讨价还价的乐趣岂不是丧失？即使是耐用１０年的扫帚也可以进入市场作为二手货、三手货再流通。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交易次数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交易费用也像生产费用一样，不能简单地以多少来判断其是好还是不好，需要与时俱进。
７、薛文：“如果通货膨胀在意料之外，那么人们就会无所适从。老板的收入忽然增加了，到底是自己的烧饼越来越受欢迎，打败了对面的麦当劳呢，还是出现了普遍的通货膨胀，所有行业的收入都会同步增加，而自己只不过碰巧走在前头罢了呢？不知道，没有办法知道”（《通货膨胀与失业》，第２５７页）。
点评：①“出现意料之外的通货膨胀人们就无所适从”是什么意义？何谓无所适从？这一论点缺乏实证支持。②老板的收入增加，老板怎么能不知道原因呢？收入增加无外乎：价格上升或成本下降。若是价格上升，老板必然知道具体原因，如果不是原料价上升，必然是需求上升。通胀是否被预期与老板了解收入增加的原因没有什么因果关系。老板是否打败麦当劳怎么能不知道呢？③什么是普遍的通胀？通胀从来都是普遍的，局部的还能叫通胀吗？
８、薛文：“尽管你有言论自由，但你并没有无偿使用别人的草坪、扩音器或报纸版面等‘经济物品’的权利。同样道理，尽管你对事物做出了独立的判断，但没有了‘经济物品’的支援，你的思想成果就形同虚设，对社会毫无影响”（《金钱与专家意见》，第２８４页）。
点评：①逻辑混乱。把言论自由与使用别人草坪扯到一起让人云里雾中。我行使言论自由权利，为何要用别人草坪呢？我为何不用公共草坪呢？比如类似于德国海德公园、美国时代广场之类的地方。②在报纸版面上行使言论权利，通常不仅是无偿的，而且还应该获得稿费或版税收入，这与使用别人的扩音器完全是两回事。至于扩音器，我干嘛要用别人的呢？难道我不可自己买一个？不可以找朋友借一个？③没有经济物品支援，思想成果就形同虚设？就对社会毫无影响？依此，民间口头文学就不能存在？没有文字的民族就不能存在？没变成铅字的演讲对社会就毫无影响？兆丰太走极端了。
９、薛文：“需求定律更深刻的含义是：‘成本由产品的价格决定。’它是说，生产投入的价值，取决于其最终产品的销售价值。这个结论看似颠倒因果，但其实切中事理。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应该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投入的成本或价值决定了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不少‘经济学者’谴责开发商在竞投建筑用地时哄抬了土地价格。事实上，正是住房需求增加，才推高了土地价格和房屋的价格。责任在‘我们’！一件东西的价格所反映的，永远是对它的需求。……故意增加成本并不能提高产品的售价。如果你给旧自行车重新喷漆的成本是１０００元，你以为你就能卖这么高的价格吗？如果你闭门炮制一张激光唱片，希望你不要以为你付出的成本决定了它的售价！……让我们再进一步展示需求定律的洞察力。如果你打算从广东空运一批荔枝到北方销售，那你应当选送优质荔枝还是劣质荔枝？答案是优质荔枝！因为你无论如何都必须追加一笔固定的航空运费，所以优质荔枝和劣质荔枝送到北方后，两者的比价就会缩小，可见运送优质荔枝比运送劣质荔枝更合算。这个推理可以解释很多同类的现象：优质的加州橙子和葡萄更多地运到了异地；豪华汽车总是出口多于当地销售；国际贸易总是以‘奢侈品’为多；在远走他乡的学生里，优等生的比例更大；出色的球队应邀远征的机会更高等等。解释这些现象的通则是：优质品和劣质品的价格分别加上一个固定的追加成本后，它们的价格比会缩小，从而使得优质品的‘全部成本’相对便宜了”（《从需求定律看文艺的江河日下》，第２８７～２８８页）。
点评：①成本就是成本，成本是价格的一个部分，是一个过去式，而产品价格则是一个现在式，价格如何决定成本？兆丰把成本与计划成本搞混了。产品价格决定的是计划成本。比如我们上马一个新产品，先考虑其现价如何，未来价格如何，然后再考虑预算成本如何，剩下的就是利润如何。②兆丰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投入成本决定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这是一个虚假问题，是兆丰的子虚乌有。经济学常识是：成本是价格的一个部分，成本对价格的高低有影响。③土地价格是一个复杂问题，在较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上升一般是由需求上升带动的，但是当市场体制不那么完善时，则地产价格上升就不一定是由于需求上升，可能是由于供给垄断。比如，转轨时期中国地产的协议转让使得地价不合理上涨。④兆丰喜欢提出虚假问题，比如谁会故意增加成本？谁给旧自行车喷漆？谁会花１０００元钱给它喷漆？除非这是一辆上万元的自行车！不过对于有些人、有些高档的自行车而言，重新喷漆是可能的。⑤兆丰又提出一个伪问题：运送荔枝到北方，要么是优质，要么是劣质，如果真是这样，当然是运送优质荔枝，除非疯子才销售劣质商品。实际上，在优质与劣质之外，大量的是普通荔枝。因此，运到北方的荔枝，少量的是优质，更多的是中质，不同质量的商品各有自己的市场。富人吃高质高价，穷人吃低质低价。这与所谓比价缩小没什么关系。对穷国而言，其出口到富国的大多是优质（中国商家常在商品内销时标上出口转内销，以示层次高）；对富国而言，其出口到穷国的大多质量一般，甚至低劣，这是铁的事实。不知兆丰同志的豪华车出口多于当地销售有何数据支持？远走他乡的学生中是否一定优等生比例更大则就要看优等标准是什么？优等标准是否合理？断然而没有实证作支撑地拿出一个结论是不合适的。
１０、薛文：“在贫困山区开设小学英语课程是不明智的。让那里的孩子学英语，不仅没有收益，还是累赘，是奢侈，是浪费，跟以营养不良为代价来换取梵高（Ｖｉｎｃｅｎｔ Ｗｉｌｌｅｍ ｖａｎ Ｇｏｇｈ）的油画没有差别。不要用个别脱颖而出的罕见例子来反驳。我们应该惦记千万‘陪读生’付出的代价和结局。如果预期无法离开山区，他们就应该积累更多生存和生产的实际经验，而不是英语单词”（《生活中的“成本”》，第２９５页）。
点评：①兆丰说让贫困山区的孩子学英语是浪费，这一观点可以说是有点荒谬了。兆丰侵犯了孩子的平等权利。以笔者之见，因为是贫困山区，更需要加强英语教学，使得他们有至少与城里孩子同等的机会掌握同等的技能。现在严重不公的是，越穷的地方，教学条件越差，这是令人忧虑的。真正学英语是浪费的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强制。②什么叫预期无法离开山区？依兆丰逻辑，毛泽东应该呆在韶山不出去。什么叫积累更多的实际经验？是不是山区的孩子不需要上学？少上学？兆丰不区分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犯了科学研究大忌。③把在山区开设英语课看作是以营养不良为代价换取梵高油画，这真是令人费解，两者根本就不具备可比性。兆丰同志又一次走了极端。
１１、薛文：“什么叫敲竹杠？两个农民约好长期合作：一个负责施肥，另一个负责收割。施肥在先，收割在后。但是，施肥者一旦做完贡献，就再也没有办法收回了。届时，主动权就掌握在收割者的手里。收割者会萌发反悔的意图，不按约定的数额给予补偿，甚至干脆把先前的施肥者一脚踢开。这就是制度经济学广泛讨论的‘敲竹杠’（ｈｏｌｄ ｕｐ）行为”（《婚姻的契约本质》，第２９９页）。
点评：①误解误用敲竹杠。其所述例子应属于过河拆桥或不守信用。依据《现代汉语词典》，敲竹杠是：利用别人的弱点或借某种口实抬高价格或索取财物。②兆丰所述例子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收割者根本不可能独吞收益，除非他动用武力，或偷偷收割迅速出手，否则，施肥者会阻止他的，根本不存在施完肥之后主动权就掌握在收割者手上这回事。而且两个农民的合作也很少有这种分段合作，除非施肥者施完肥之后要出去打工，如果不是，则一定是两人同步合作一起干。兆丰有点闭门造车。
１２、薛文：“经济分析的任务，是解释人的行为，而不是解释人们的愿望和感受，更不是评判人们的价值观”（《现代人是否真幸福》，第３０６页）。
点评：这一论述是兆丰个人的观点，至多是一部分人的观点。经济分析的任务绝不仅仅是解释。张五常先生曾经归纳过至少五种任务：经济哲学、经济福利、经济政策、经济理论、经济解释。五常先生本人倾向于经济解释。兆丰不仅把经济分析的任务仅归结为经济解释，而且认定仅解释行为而不解释愿望与感受，这确实太武断了。行为与感受能分得开吗？依兆丰逻辑，经济心理学、规范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应不复存在！
１３、薛文：“经济学只是指出了一个企业要符合什么条件才更有机会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但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点，经济学就束手无策，无言以答了。……我们知道有些小孩子营养不良，但怎样才能让他吸收营养，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知道有些国家的法制薄弱，但如何健全法制，就是另一回事了”（《经济学能帮多大忙》，第３７１页）。
点评：兆丰又一次把个人的观点强加于经济学界。而且此处的叙述也违反了兆丰认为经济学就是经济解释的观点。经济学如果只给出目标而不考虑手段岂不是太残缺？一个医生怎么会只诊断而不给出治疗方案呢？一个孩子如果认定为营养不良，其如何吸收营养还不清楚吗？只要将这个孩子与其他孩子一比，其补充什么营养、如何补充还不易如反掌？如果确定了病因，治疗常常是容易的。很多治疗无效，往往实质性问题是并没找到真正病因。
１４、薛文：“弗里德曼雄辩滔滔，获诺贝尔奖，著书立说，还请来‘未来战士’施瓦辛格和总统里根等助阵，拍摄电视连续剧《自由选择》（Ｆｒｅｅ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如日中天，但美国听了他多少”（《经济学能帮多大忙》，第３７２页）？
点评：兆丰此言差矣。什么叫美国听了他多少？这里的美国是谁？仅仅是指政府？是指现在的政府？不听弗里德曼的不等于弗里德曼不重要，不等于经济学不重要。这里笔者将凯恩斯在《通论》中的一段话转录于此（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３月版，３３０页）：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二十五岁或三十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论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
不知兆丰对此有何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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