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几年，是中国又一个文化学、文化史研究的兴盛期。学者们从文化的广泛层面反思自我的主体性，比较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化特征。“从内部看其他世界，从外部来看自己的世界，或者将内部与外部世界加以比较研究，区分彼此的普通性和独特性，并描述各种不同文化的特征及其所特有的稳定、变异、发展的各个过程”（［美］Ｃ．恩伯、 Ｍ．恩伯著，杜杉杉译：《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７１页）。人们通过不同文化系统的比较考察以及阐释其相互对立、交融，来认识世界文化的变异和发展规律，形成一个热门学科——比较文化学。但到目前为止，比较文化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尚未形成定论。有许多问题尚在探讨之中，甚至对“文化”等概念的解释和使用也是五花八门，更不用说给“比较文化”下定义了。
方汉文《比较文化学》的理论意义是为中国比较文化学寻求一个最佳点。这个最佳点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从世界未来发展趋势的高度建构自己的民族文化腾飞的新型文化模式——中国的比较文化学。正如贾植芳先生指出的，他“能够牢牢扎根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实”（贾植芳：《比较文化学》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页），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其次是对比较文化学的定义、特性、对象、范畴的探讨，作者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俯瞰东西方兴起的各种文化思潮、观点、理论和方法。再次是在对比较文化的历史回顾中，探讨了比较方法、比较思维与辩证逻辑的关系，对比较文化做了创造性研究。
研究比较文化的终极目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文化，方汉文认为：文化是“民族精神与思维模式——语言符号系统、社会关系——社会生产与个体行为方式（方汉文：《比较文化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５页，以下出自此书的引文均只注页码）”。可见，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深入了解中国民族精神与思维模式。本书的整体设计和各篇论述，大部分是从中国的精神文化和思维模式开始比较的。在方汉文看来，中国比较文化学应该是以中国的表达和文化的特点为根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对象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强调这种比较而带来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的更加肯定。因此，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理论建构”（第３１８页）。
如何理解中国比较文化？它的本质是什么？比较文化研究是重在文明成果，还是文明模式？方汉文在绪论中从“文化比较”——中国的先秦时代开始，做了崭新的论述。如中国先秦的天人合一、汉代的天人感应、魏晋的天人新义等理论。他认为“由于多种文化之间的互相交流与影响，产生了初期的、粗浅的文化比较，这种比较是直观的、形式上的比附，但为以后进一步的文化比较奠定了基础”（第５页）。这就是说比较文化作为一个学科，最早表现在文化进程中的文化比较以及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上。那是具体的文化成果的比较。方汉文说：“如何看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绪论第５页）。这种比较总是在两方或两方以上的对象中进行，他们相互对待、相互支撑、相互成就，营造了一个特定的背景，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而文化比较只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它的目的是通过比较来更深一层地或在一个新的角度上来理解被比较的双方。因此，文化比较不可能做到科学的检验和证实，它只是展现或阐释，而不是揭示客观规律，它只是接近修辞学和哲学，而不是科学。正如黑格尔说：我们是通过对象才认识自己的。文化比较正是通过对方而获得对自己的认识。比较文化可以以“文化比较”这一学术行为为研究对象，进行纯粹历史叙述的、心理学的、因果的、科学的真实的比较研究。
比较文化包括一切由人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一个广义的定义。而比较文化模式，指的是在不同文化成果中所包含的相似性结构，是狭义的定义。文化模式是对文化成果的抽象，文化成果是文化模式的具体体现，这两种情况在文化比较中都会接触，但就比较文化而言，它主要是指文化模式而非成果形态。这个模式操纵人的思想行为，涵盖一切，统摄一切，支配一切。作者在第六章“经典文化类型”中，就经典模式做了论述，认为“传统是民族文化的模式和特色，是其规律的表现。”像中国的《易经》提出了一种文化认知模式，而“六经”，“那是古典时期的代表作品，在成为经典之后，经历了世俗化与现代化，成为国家、民族的主要精神和行为的准则”（第２３０～２３１页）。所以，方汉文的《比较文化学》主要是从文化模式来理解和处理行为模式、思维模式、价值模式等问题。挖掘比较文化的成因，揭示出支配它的观念、意识，进入精神层面，这是对文化内涵的一次深化，也是比较文化学存在的理由。
比较文化学作为一门纯粹的科学，方汉文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天人辩证观是世界最古老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中国古代科学基础上的……”（第８８～８９页），也就是说中国比较文化学追求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即真理性，同时它也是应用的科学。方汉文说：“为此我们必须建立一种专门的学科，来研究世界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如它们之间的差异与同一，它们的历史发展规律与特殊性”（第５页）。试想，中西文化如果没有差异性，也就没有比较的必要，因为既无差异，也就无的放矢；如果它们没有共同性，也就没有比较的可能，因为它们不能沟通、难以对话。所以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有说明各种文化异同的必要。我们探求文化相同，也研究它们的不同，正是因为有差异，才引起比较，世间只有完全无关的东西，才是无可比较的。方汉文认为：“任何差异和同一都是比较的结果”，他引用中国古代《墨经》所提出的“同异俱于一”的逻辑与庄子“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的观点，指出：“文化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这种辩证性指的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一”（第２１页）。说明差异性与同一性辩证关系的思维方式，也是比较文化学的依据。
中国比较文化学的理论内涵，取决于它的内容、方式；取决于怎样思考问题、怎样规定问题、怎样解决问题，在于思维什么，怎样思维。
方汉文认为：“学科研究的对象，决定学科的性质，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关注点”（第６５～６６页）。根据这一特定的视野——思维机制，他把比较文化学研究对象分为三大层次：即一，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与世界文化；二，文化的历史发展和规律性；三，文化的形态学。这是建设中国比较文化学与全球性文化交流与沟通的需要，是跨文化交流为特征的当代社会的必然产物。一般理解是，比较文化既然可以以文化比较为研究对象，就对象和范围来说就可能包括一切文化领域、一切文化形态、一切文化成果；比较文化就是通过文化比较对一切文化现象、文化形态、文化成果的比较来揭示其内在的原因和深层模式。但方汉文却把研究对象集中在文化模式而非成果形态，集中在“文化史类型及理论模式”上。他不是简单地把许多文化资料加以组织分类，而是由批评的观点和新的思维把比较文化学理论重新建构起来。例如中西方宗教比较，就有个明显的宗教形态和宗教意识的差别，如果仅仅是进行这种中西宗教成果的比较，或停留在中西宗教文化差异的比较，还不能说是比较文化。只有通过这种比较思维进一步分析中西宗教差异的原因，揭示出宗教中体现的不同模式，才能算是比较文化。也就是说，一切的文化现象、文化形态和文化成果都在比较文化的范围内，但比较文化的真正的对象则不在具体的文化形态，而在支配这种形态的内在模式。这一点是方汉文在比较文化学研究对象上，为我们开辟的一个新思路，本书也正是按着这样的思路设计和组成了比较文化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实践了他“创造新学科”的目标。
比较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在方汉文那里有了新的涵义和解释。他把一般的比较方法与比较思维和辩证逻辑区分开来，认为比较文化学的“比较”有自己的特殊性，那就是新的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的结合。他说：“比较方法已经不再是普通研究中的比较手段，它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思维方式用于文化研究的产物”（第１１１页）。比较文化的思维特殊性集中体现于它的方法上，它使比较文化的方法与对象的关系也表现出一种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首先面对的是跨学科跨文化现象，但比较文化的对象不是无限扩大的各种文化与各种学科，而是不同学科与文化间的差异性关系与同一性关系的研究。方汉文认为：“这是比较文化的真正对象所在，这种对象要求的保持差异和同一的辩证关系，使得比较文化的方法与其对象间是有机的联系，而不是单纯的工具理性的作业方式”（第１１３页）。
对不同文化系统进行比较，首先是有一个正确的立足点和坐标系，没有正确的立足点，就不会有科学的结论。方汉文提出“可比较性”以区别于一般逻辑上的“可比性”。他认为：“一般的可比性范畴是作为逻辑概念来运用的，只注意到它的逻辑的可比与不可比性所代表的逻辑悖论，而忽略了作为科学的比较研究的实际意义”（第４４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遵循可比较性原则。所谓可比较性，有异常多变的意义，因此必须遵循比较思维的法则。方汉文认为：“比较文化可比性的超越之处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形式类比和同异之比，她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具有的特性”（第４５页）。究竟什么是可比较性，即文化通约性；什么是不可比较性，即文化不可通约性？方汉文提出了确立可比较性与不可比较性问题，并用《墨经》中的比较原则，提出自己的观点，确立中西文化可比较关系，包括用来比较的对象、范畴、内容和时间等方面的对等条件。从全球化概念的历时与共时角度来分析比较文化学的理论，方法不仅是探究比较文化奥秘的工具，也离不开文化的因果性，即离不开时间和空间。方汉文提出三项比较条件：
一、时间上注意到年代的相同或相近，如中国的《墨经》与亚里士多德逻辑之间的比较，印度逻辑学与古希腊逻辑学之间的异同，西方中世纪与中国封建文化，西方“文艺复兴”与中国明清启蒙思想等。在同时代的比较研究主要在于文化“质”的同步性和“量”的差异性。当然也有跨时代的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是揭示两者之间的“质”的差异性及其逻辑关系，这是可比较的重要原则。
二、空间上关注了“三大逻辑”的划分。逻辑是文化的重要构成，所谓“三大逻辑”，就是学术界一般地把世界文化逻辑分为：中国古典《墨经》逻辑，印度古典佛学逻辑，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三大逻辑对世界文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方汉文认为早期的逻辑：“一种是东方的逻辑，以辩证关系为主体的逻辑。另一种是西方的逻辑，以认识方式为主体的逻辑。”“关于理性精神自身的模式和工具的研究，却是墨子的独特贡献，这就是逻辑学的建构”（第１６５页）。 他还提出了比较文化中的“二东三西”说，认为从事比较文化研究，必须注意不同文化、不同逻辑体系之间的比较关系。
三、人类社会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有机整体，所以，文化架构自身也具有复杂性。方汉文在进行比较时视线始终“聚焦”在带有根本性、普遍性的关系问题上，以揭示其“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他提出新辩证观念，如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比较时是采取多视角和动态的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和事物内在的联系上把握其本质，得出正确结论。面对全球化中复杂多变的文化思潮，方汉文的“新辩证论”的意义在于保持民族文化统一性，以文化的内在差异性达到与世界文化同一性的辩证关系。
科学的比较方法有两种特征，一是“文化个案研究”（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也就是进行个案“文化比较”。如“中国的孔子可以比作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中国的庄子可以与古希腊的柏拉图相比……”（第１３７页），这就是说，这种比较的第一个步骤是客观的个案研究，是从个案之比较研究做起。这种文化个案研究的目的，是把时间和国别的类型建立起来，说明某种文化的结构之产生及其相互关系。如研究佛教的发展，不去注意一般宗教结构，只以印度和中国的宗派为范围，即是属于所谓“个案研究”。二是“理念类型研究”（Ｉｄｅａｌ－ｔｙｐ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 ，也就是文化理念类型的确立。经个案比较后第二重要步骤是建立“理念的类型”，所谓“理念类型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马思韦巴首倡。他主张用“建造的类型”（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ｙｐｅ）来研究一种“历史的统形”（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２］。如中国文化类型，古希腊与西方文化类型，印度文化类型，伊斯兰文化类型等。方汉文还论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当代世界八种主要文明之间可能是竞争性共存：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第９１页）。那是从历史上所表现的特征——信仰，情感，行为的样式等的分析、综合、编织成的一个协调的整体，这就是“理念的类型”。
比较文化探究，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最艰辛、最不容易获得结果的研究课题。比较文化包括内外部形态，而内部领域，包括价值、观念、感觉、意义、思想等。方汉文进一步提出“心理学模式”、“人类学模式”等，说明文化与心理和社会关系密切。一是用心理方法解释比较文化，二是研究比较文化学的实际应用。像文化人类学一样，在一个时代之内，即从泥沼中扳起，走进新的方向，或又走向歧途。
在当今国际学术界，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成果，大都体现了多学科知识与方法相融合的特征。比较文化学研究正表明了文化学必须是跨文化、跨学科的。方汉文的比较文化学以及所涉及的文化和社会的其他方面，都表明其研究特点的宏观性、相对性，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严峻的问题。
方汉文的《比较文化学》，从本质上看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进行比较的。比较文化学的任务是研究比较文化理论、方法和体系，所以必须从宏观上了解比较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就是说，比较文化学理论唯一最后的根据，是经验的文化体系或资料，只有对各国文化体系或资料有精密的、深刻的研究，才能建立比较文化学的学科真理。这一点在方汉文的《比较文化学》中的得到充分的体现，也说明本书有着与同类其他著作不同的特点。如历史实证（考据研究）方法，主要是研究人类过去遗留的产物。所谓遗产，就是累积，而累积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现象。所以，研究比较文化要靠历史实证。再如逻辑评价（平行研究）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和法则，它是一切运动和变化联系的规律。方汉文认为：“逻辑比较本身，就已经具有认识事物的差异性与独特性的意义”（第１３５～１３６页）。当然，文化比较可以，而且也常常是从微观入手。但是，任何文化比较都要越过文化的成果去进一步揭示出它得以产生的潜在模式，这种模式是宏观的。所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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