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一晚，忽接到从纽约打来的长途电话。对方一报大名，虽说不是雷轰耳际，也是电闪远方——“我是毕汝协……”啊！是他，那个在“文革”的红色年月里写灰色小说《九级浪》的毕汝协！是他，这个少年时代前中宣部大院的邻居，而且是同住在大院最北端的新北楼。新北楼是中宣部大院最北端的一座新楼。老北楼（也叫幼儿园楼）则与它一墙之隔，不过墙上早已开了一扇大门，造成新旧合一的局面。
这个大院本是旧北大红楼向北的延伸。那里环境幽静，是因为得益于毗邻的景山和故宫。景山自然是四季常绿，郁郁葱葱；而故宫的历史氤氲则百年不散；一个“静”字悬挂在皇城的上空。那是北京几乎惟一保留下来的故都景致。大院在山和宫的东侧，安静的氛围于此。但是其实所谓的安静，正乃是一个阴森的所在。自五六十年代以来，这里早已静悄悄地发生了许多人亡故去的悲剧，只是我们小孩子不知道。北大红楼后面的民主广场上，五十年代就已立起一座办公大楼。“文革”一起，有造反派来批判周扬破坏了民主广场，他们闹轰轰干了一场，但也未果而终。因为这里的一切，其实是和毛主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五十年代中，他老人家在院子里的教育楼，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而对于我们小孩子，教育楼则是经常放映外国电影也就是所谓内部电影的地方。也许，人们对于这样的文化现象更感好奇。有时侯，小孩子会扒着窗户往里看。
到了“文革”，中宣部人鬼混杂，名声大振，一句“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使得这个所谓的“阎王店”声名远播。那里的幼儿园楼里，居然住着类如戚本禹、林杰、阮铭之流当时的政治明星。晚些时候金敬迈可能也住了进来，好像是住进了新北楼的。不过，金先生和阮先生是后来转变成为反对左派而主张自由的那一类人；而他们反对的立场又有所不同。我印象最深的是阮铭，围着一条类似五四时代的学生们围的那种围巾，在院子里轩然而过。
而在中学生里，也分成了造反和保守两派，只是泾渭并不分明。我们这个门洞里的孩子组织了一个造反小组，是反对自己的黑帮老子的。虽然这样的反对无根无缘，很快就停了下来。
这个造反小组当时还“接见”了受压绝食的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还与老蒯调侃二三……他们通过林杰将老蒯的处境反映到了上面。于是有了周恩来后来冒雨到清华为蒯平反之举。蒯大富风云叱咤的日子没有多长。刘少奇一经打倒，“文革”红潮很快从高落低。毛主席让蒯大富和进驻清华的工宣队合作，否则就通通当做土匪消灭之的事情，说明了毛的政治手段的转变。老蒯们可以泪眼滂沱，但是“天命”若违，就是自取灭亡。记得那时候清华校园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自强不息”……这样的大字报，盖满校园。
老大哥既已经失宠，小弟弟也无幸免。中学里的保守派在“文革”后期，许多人成为逍遥派；而逍遥派中，又有一些人发展成为“漂派”。漂派在北京城里拉帮结伙，各立山头，或者以什么大院为名，如海军大院，公安部大院；或者以个人为名，如什么小点，王五，木头六。他们互不服气，武人也相轻。于是，一日，这样的内斗不请自来，破门而入了。毕汝协曾携带他的一个姓杨的伙伴来我家寻衅，与我和我的弟弟刘双发生了一场喉舌和肢体战。
他在那次电话里说，“……不好意思，那时候还到你家里打架，呵呵……”
“那都是小孩的胡闹。”我答。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的服饰文化。首先，“文革”是一种文化现象自不待言，如纳粹也是一种“文化”。这样的文化下面，有此大文化之子部，涉及衣食住行，歌舞绘画……那时的阶层划分有人说是有了新阶级，有了特权阶层，但是官方是否认的。否认是可以的，在实际生活中，阶层之显，还是很明确的。所谓的北京“联动”（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西纠”——一些官老爷子弟的红卫兵组织——他们的服饰，就和老百姓的子弟不同。大致说来，他们常穿着父母的将校呢军服，脚蹬将校靴，招摇而过，颇有一点天不亡我，“相信未来”的气度。比较文雅而内敛一些的，则要在呢服外面套一件外套，或蓝色，或黄色。我记得毕汝协是属于后者。端庄的一张脸，白皙皙的。垫肩很平整。到底是文人子弟，和军队大院里的莽夫有些不同。
“你当时说的话，我还记得很清楚。你引用一个现代派作家的话说，‘你们说的话就像是嚼树皮……’。”
因为打架的两方面势均力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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