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诗人佛罗斯特大概是一个凡事都爱挑剔的人，但有一次他却这样讲过：“读者在一首好诗撞击他心灵的一瞬间，便可断定他已受到了永恒的创伤——他永远都没法治愈那种创伤。这就是说，诗之永恒犹如爱之永恒，可以在顷刻间被感知，无需等待时间的检验。真正的好诗……是我们一看就知道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把它忘掉的诗。”
显然，佛罗斯特这里谈的并不是“读者”而是他自己生命中的某种刻骨铭心的经验。当我回顾对茨维塔耶娃的认识，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老佛罗斯特的这句话。其实，对于这位“巫女”般的俄罗斯女诗人，我们哪里谈得上什么高深的认识！我们有的，只是一瞬间被“攫住”的经验。我承认，我就是这样一位深深中过魔法的人。
那正好是在十年前的伦敦，我去泰晤士南岸文学艺术中心听一场诗歌朗诵，散场后我的心里似乎仍有一阵阵涌动，于是在踏上晚风中的泰晤士桥时，忍不住在路灯下翻开了诗歌节的节目册，没想到只读到卷首诗的前两句，我便大惊失色：“我将迟到，为我们已约好的相会；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这是谁的诗？我在黑暗中问，一个英国人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诗？
再一看作者，原来是茨维塔耶娃！这位痛苦的天才，不可能再来英国读她的诗了，她早已安眠在遥远而荒凉的俄罗斯的某个地方。此时，我才知道诗歌节的开场是一个纪念她诞辰一百周年的专场，而我错过了它！好在诗人的诗仍在“等待”，供我忘记一切地读着；“活着，像泥土一样持续”，我读着，我经受着读诗多年还从未经受过的哆嗦和颤栗，我甚至不敢往下看（往下看，最后一句是“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最后我合上书，像一个虚弱不堪的人，走上了夜幕下的灯火闪烁的泰晤士河上的巨大铁桥……
从此我知道了什么叫做诗歌的力量，什么叫做对灵魂的致命一击或深刻抵达。就像一个深知自己中了“毒”但又不想把那根毒刺拔出来的人一样，我守着这样的诗在异国他乡生活。我有了一种更内在的力量来克服外部的痛苦与混乱。现在想一想，那些日子是多么让人怀念！在伦敦的迷雾中，是俄罗斯的悲哀而神圣的缪斯向我走来。
人生的这么一个阶段就这样过去了。现在，即使我不感叹时光的飞逝，也不得不惊异“自然规律”在我们自己身上所起的物质作用。似乎转眼间，已到了如老杜甫所说的“老去诗篇浑漫与”、“潦倒新停浊酒杯”的时候了；或者说，是到了与这个世俗的、肉体的世界达成某种妥协的时候了。再说，像我这样的人，读了一辈子的诗，还有什么可以让我激动的？我们自己，早已不再是十年前的那个有着明亮眼神、对诗歌甚至可以“以身相许”的人了。
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偏偏有一个你早已忘记的人向你走来，而她正是茨维塔耶娃！看来她出现一次还不够，她还要再出现一次。大约在半年前吧，我偶尔翻开一本杂志，上面恰好有一首她的《普赛克》，我开始还不怎么在意，但接着，仿佛一种不由分说的力量拉住了我，仿佛死者在骤然间复活，“过去的一切”全回来了：
你穿着——我的甜心——破烂的衣服，
它们从前曾是娇嫩的皮肤。
一切都磨损了，一切都被撕碎了，
只剩下两张翅膀依然留了下来。
披上你的光辉，
原谅我，拯救我，但是
那些可怜的、满布尘埃的破烂衣服——
将它们带到教堂的圣器室去。
正是这样的诗让我“留了下来”。这一次，虽然没有上次那样强烈，但也许更深刻：它不仅使我再次感受到一种语言的质地和光辉，感受到爱、牺牲、苦难和奉献的意义，重要的是，它令我满心羞愧。在那一刻，我理解了为什么爱尔兰诗人西穆斯·希内会说曼杰斯塔姆、茨维塔耶娃这样的俄罗斯诗人在二十世纪现代诗歌的版图上构成了一个“审判席”。是的，面对这样质朴、伤痕累累、无比哀婉而又不可冒犯的诗，我唯有羞愧。它使我被迫再次面对自己的内心。它使我意识到像我这样的人注定要和某种事物守在一起，要和它“相依为命”。正像人们说的，想不爱它都不行。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茨维塔耶娃。我曾对另一个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有过一点研究，如果说她的诗是“历史的”（尤其是她中后期的诗），茨维塔耶娃的诗就是“神话的”。要描述这样一种诗歌，我们需要另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在当今似乎已经失传。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江河日下、离本源愈来愈远的时代里。
然而，文学和诗歌是承载记忆的。茨维塔耶娃的诗歌让我感动并惊异，不仅在于她写出了俄罗斯心灵的苦难和渴望，更在于她通过特有的激情、灵感和语言，有力地复活了诗歌的那种似乎比一切语言更古老、也更神秘的力量。这不能不说是现代诗歌的一个奇迹。是的，它让我在今天再次意识到出自诗歌本源的力量何在。这种力量何在呢？它肯定不在当今那一片错把欲望本能当作艺术本能的熙熙攘攘声里，恐怕也不在我们自己的机巧或雄辩里。然而这种力量确实存在。它曾被人类一再触及，但又被人类一再遗忘。这一切，正如茨维塔耶娃的亲密友人、同时代诗人曼杰斯塔姆早就写到的那样：
也许在嘴之前，低语已经存在，
远在树木出现之前，叶子就在飘旋，
那些我们奉献经验的对象，
远在彼时之前即已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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