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布罗茨基（１９８７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宣称，茨维塔耶娃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我们先不管这个“最”字是不是用得贴切——“最”字用在艺术上总是不贴切的。对艺术而言，只有变化，只有独特，没有“最”好——但从作为修辞手段的这个最高级中，我们却可以“最”真切地感受到，布罗茨基对茨维塔耶娃怀有一种多么刻骨铭心的偏爱！这种偏爱源自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漫漫无边的感同身受……理解，爱！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正是让人产生这种偏爱的诗人！对茨维塔耶娃这个人，对茨维塔耶娃这个人写下的这些诗，我们只可能有一种选择：或者热爱，或者根本就无法理解。何谓理解？理解就是给予一点点爱。茨维塔耶娃是为爱来到这个世上的。她用一生的心血和力量去爱（不，应该说奉献！）。心灵是她爱的器官，颤栗是她爱的姿态，诗歌是她爱的形式。在对爱的无私奉献中，茨维塔耶娃经历了坎坷的一生，但也是轰然作响的一生。这样的一生太崇高，太奇迹，太不能为平庸而强大的世俗所容，于是她只好选择——自杀。自杀这种极端的死法，在我看来，始终是过于眩目的行为。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一个诗人会因疯狂而自杀。恰恰相反，我深信诗人的自杀是出于最深邃的理智。那些因疯狂的激情而疯狂了的诗人，其实都活了下来——世俗社会从来都是容忍疯子的（疯子对人们的理解力构不成挑战）。但那些深深地疯狂着却还要行走在人群中的诗人，他们的命运才是真正悲惨的。
１９４１年８月３１日（那年布罗茨基才１岁），茨维塔耶娃连在作协食堂谋一个洗碗工的工作要求都被拒绝了！诗人百感交集，万念俱灰，连儿子“小莫儿”的存在也无法让她从绝望的悬崖边往后退一步。在最清醒的状态中，她写下了遗言，然后自缢身亡。她的遗言足以撕破人类的心肺：“小莫尔，请原谅我，但往后会更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狂热地爱你。你要明白，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请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的话——我直到最后一刻都爱着他们，请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了绝境。”
茨维塔耶娃解释得多么清楚——“我已陷入了绝境”，“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会这样！爱的狂热，美的狂热，获得存在意义的狂热，焚烧了茨维塔耶娃一辈子。说到底，是她火烈个性中“无法生存我就宁肯死”的基因，把她指给了悲壮而暗哑的生命最后一招。在诗人那里，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比如气质，血性，属于遗传的秘密。但诗人的大部分才华，比如语言，深度，仍是后天长期积累所得。至于敏感，只要是诗人就没有不敏感的，而且最可贵的应是内心的敏感。尽管茨维塔耶娃被认为是天才诗人，但她作为诗人的生成，仍然有着清晰的脉络。
１８９２年１０月８日，茨维塔耶娃降生在莫斯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艺术史教授，母亲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弟子。音乐那种超凡入圣的感觉，磨尖了茨维塔耶娃气质中的敏感部分。她坦言母亲对她的巨大影响：“有了这样一位母亲，我就只能做一件事了：成为一名诗人”。
成为一名诗人？在青春时代，多少年轻人曾萌生过这一浪漫而伟大的愿望！但命中注定，只有不幸中的不幸者（也是幸运中的幸运者），才能最终承担起这一命运。诗人何为？诗人写诗。但别忘了，写诗是伴随着生存并在生存中展开的，这就意味着，诗歌同时还是一种人生，一种命运。写诗这一行为只是把这种人生语言地落到实处。汗毛孔一样多的生存细节仍需日常地穿越。
依我最粗糙的分类法，这世上只有两类人：一类是诗人，另一类不是诗人；诗人中也只有两类人：一类是要命的，另一类是不要命的。茨维塔耶娃是一个不要命的诗人。“不要命”——因为她始终在“绝境”中挣扎。也只有挣扎，才使她有可能在绝境中窥见一丝光亮。确实，命运好像只对茨维塔耶娃微笑过仅有的几次：她幸福无忧的童年生活；她１８岁时自费出版的诗集《黄昏纪念册》受到几位前辈诗人一时的夸赞；１９１１年同艾伏隆的一见钟情；她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里尔克之间书信往来的精神之恋……剩下的，差不多就是灾难和不幸了。但正是这些灾难和不幸，反而突出了茨维塔耶娃的倔强个性。
她的诗作，没有一首不是源自她的生存遭际。在她身上，诗歌声音和诗人声音的奇异重合，像心灵之嘴和身体之嘴的二重唱，使其歌声久久地回荡在天地之间。这是最强烈的心灵状态和最简略的语言创造的完美结合。而这种结合所抵达的，就不只是语言创造的高度，而更是灵魂直接喊出自己的高度。读懂茨维塔耶娃诗歌的人，顾不上去细究这句或那句诗的意象和用词因为这些诗句里活蹦乱跳着那么率直、那么深沉、那么忘我的一颗心。
在整个“白银时代”诗人群的非凡合唱中，茨维塔耶娃的歌喉显得格外粗犷，激烈，大开大合，显得更加悲剧，高亢，不加压抑。她是那么彻底地把自己开放给诗歌这一伟大的自然力，以致最复杂的事件都在她的粗笔勾勒下凝缩为带破折号的短短几行。要说诗艺，这才配叫诗艺。这诗艺直接命中，毫无罗嗦：让能够说出的直接找到最简明的语言形式，让无法说出的谦卑地隐身于“破折号”的桥下。她是用大粗黑笔写诗的，而不是用细铅笔或圆珠笔。
对“白银时代”诗人群，最得我心的是曼德尔施塔姆，但最让我暗中惊叹的，还是茨维塔耶娃。这样的诗人类似于奇迹，有那么一个，整个时代的黑暗就被照得清清楚楚，因为这样的诗人本身就是人性之光，就是痛苦深渊。当然，在痛苦深渊的挣扎注定是无望的，只是，生命在挣扎中也烙下了不灭的血印。当这些血印在语言的允诺下，进入天空般无所不在的隐喻空间时，诗最终在神性层面得以超越自身，并像古老的箴言一样代代相传。
《茨维塔耶娃文集》的面世，对当下的汉语诗界，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我们的古典诗歌是讲求含蓄和意境之美的，常常止于山水的空灵之境和对纷繁人世的虚无认知，其实，中国诗人在淡泊中也不乏灰心，超逸时更常露破绽，而茨维塔耶娃身上那种自由独立的人格，那股忠于个性的勇气，尤其是，她心灵的浩阔和血性的饱满，也许会给我们逐年趋于苍白、越来越迷恋技术之美的现代汉诗提供一种有力的参照。
血的殷红，爱，痛苦，心灵的非凡品质，总是诗所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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