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最杰出学者之一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扛鼎之作，也是对美国外交行为的极好注脚。以书中揭示的美国外交理念来考察美国在“倒萨”问题上的表现，别有一番风味。
美国的外交政策思想渊源，一直有所谓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想主义?两大流派的分野，其实美国做的是现实主义那套，但往往以自由主义的话语表达。《大国政治的悲剧》对此做了极好的阐释。
书中写道，“因为美国人不喜欢权力政治，所以在公开场合他们常常以自由主义的口吻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政策精英的言辞也涂上了浓重的乐观主义和道德主义色彩。美国学术界特别擅长抬升思想市场中的自由主义成分。然而，关起门来，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法则；在国际体系中，美国也在按现实主义逻辑要求行事。实质上，他们的公开言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具体操作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这就统一了美国外交政策有所谓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分野的认识。
在国际关系学界，鲜有著作对国际关系与美国理念的分析如此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据说其毫不掩饰的风格曾令美国学者咋舌，相信也会倾倒我国读者。
联系当今世界，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世人异口同声地说“为了石油！”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但布什政府不能这么对老百姓和国际社会讲。布什宣称的对伊拉克开战的理由有三：解除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减少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推进伊拉克和周围地区的民主，都是美国老百姓爱听的，也是能号召国际舆论的。
其实，美国对伊动武的真实动机有三个，而这又与美国石油利益和维护其“惟一超级大国”地位等战略目标有关。第一，美国绝不允许一个敌对国家处于能够威胁美国进入海湾权利的地位，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对美国获得波斯湾地区的石油的前景构成了潜在威胁，因此必须把萨达姆赶下台；第二，控制海湾，从而保持对全球经济的箝制力。“我为帝狂”，美国真要效法罗马帝国，控制海湾，牵制日本、欧洲、中国，进而控制整个世界——这正是奠定共和党政府保守派思维的“新美国世纪计划”所设计的。从中也不难明白欧洲为什么甘冒开罪美国的风险反对美国对伊动武；第三，源于美国长期的能源困境，美国石油需求量中有５５％依赖进口石油，国内油田正在迅速枯竭，对石油的需求不断增长。因此，美国需要在伊拉克扶植亲美政权，以减少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依赖。
有鉴于此，英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Ｅ·Ｈ·卡尔把美国称为“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他们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艺术大师”。
推翻萨达姆政权是布什政府的既定方针，通过核查和拉响恐怖袭击警报，为的无非是争取国际与国内舆论的支持：清除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意在增强对其动武的合法性；把萨达姆政权与恐怖活动相连，旨在争取国内民心，似乎对伊动武是为了美国的长治久安。这些都是在做戏。做戏的背后，布什政府所思所想是伊拉克的政权更替，而只要干掉萨达姆，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在美国看来，伊拉克是非常专制的国家，美国不惜动用暗杀等手段达到这一目标。《大国政治的悲剧》这样揭示美国的这一理念——“暗杀政治领导人的行动是一个简单的战略……这一战略是基于根深蒂固的美国信念：敌对国家本质上是由其邪恶政府控制的仁慈民众所组成。他们认为，除掉邪恶领导，善意的力量就会占上风，战争也将很快结束。”
书中还写道：“大多数人更愿意把本国与敌国间的战争看成善与恶的较量，认为自己站在天使一边，而对手与恶魔为伍。因此，领导者常把战争描绘成一场道德十字军讨伐或意识形态之争，而不是为权力而战。”美国领导人说一套、做一套，可以说正是迎合了美国人的正义观与邪恶观。
美国领导人“说一套、做一套”这一逻辑分裂是美国精神世界的“例外论”思想在作祟。
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有两大不信任十分引人注目，这就是对内不信任政府（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主张“三权分立”，推行自由主义的民主逻辑；对外不信任外部世界——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是现实主义逻辑的天下。因而，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美国式的社会科学”，解释的往往是别国的行为，美国行为一方面遵循和其他国家一样的逻辑，但从精英理念和大众情感上讲美国常常是例外的（尽管作者竭力否认这一点，这正是理论与理念的区别）；这种莫名其妙的例外论往往赋予美国以神圣的使命感、道德感，并以“人道主义干预论”等为其鸣锣开道。比如，书中指出：“冷战期间，美国在联邦德国和日本驻扎部队，尽管它是仁慈的占领者，但它仍不允许这两个盟国建立一个大国所需的军事力量。”“它决心保持在西半球的霸权。但是由于越过大片水域投送力量难度非常大，因此，美国不会在欧洲和东北亚把军事力量用作进攻目的。事实上，美国的盟友主要担心美国军队会调回国内，而不是担心它用这些军队征服他国。美国这种在西半球以外不具称霸动机的现象，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冷战结束以来没有形成针对美国的均势同盟。”
米尔斯海默氏强调，在现实主义的逻辑中，国家属性是不重要的，不同国家都遵循同一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但事实上，是美国之外的国家不重要，美国是特殊的、例外的（这里的例外当然特指理论折射出的理念而言）。例如，米氏说：“按照现实主义理论，美苏双方都为均势的考虑所驱使，每一方都力图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但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接受这种对冷战的解释，因为他们相信，美国是受善意所使，而苏联则不然。”这表明美国式的现实主义在实践中难以超越“美国例外论”情结。
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一般性地阐释各国的外交政策，而是特别顾及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从大国兴衰论、软权力理论、文明冲突论、大战过时论、民主和平论、单极稳定论……无一不是忧美国所忧、思美国所思，为美国辩护，为其国际行为与战略找“说法”。进攻性现实主义为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寻找逻辑基础的现实举措，正是“中国威胁论”这一自我实现的预言，正如约瑟夫·奈语所言：“如果你把中国视为威胁，它就会变成威胁”。
书中提出：“美国对欧洲和东北亚军事承诺的未来，取决于这两个地区是否出现了只有靠美国的帮助才能遏制的潜在霸权国。如果不存在的话，这两个地区的１０万美军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撤回国内。除了中国这一可能的例外，短时间内，欧洲和东北亚不可能出现一个大国横行的局面。因此，美国很可能在下个世纪大约第一个十年把军队调回本土。”不久前，美国首次公开表示从韩国部分撤军，是否应验了米氏的预言？
如果说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是为大国的兴衰寻找历史规律，得出美国必然衰落的悲观结论，那么《大国政治的悲剧》则在探讨大国关系悲剧性的历史根源基础上开出了以“离岸平衡手”角色永保美国强权的乐观药方，即由于跨越巨大海洋投送力量的困难，美国不要指望成为全球霸权，最好是扮演最后关头的遥控、平定者角色，防止欧亚大陆出现潜在霸权。因而其意义已超出国际关系领域。大国关系变迁一直是美国精英、大众和世人关注的热门话题，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指出的，本书既是写给学者们看的，也是写给那些有兴趣了解大国行为受何种力量驱使的老百姓看的。
为美国度身定做的“离岸平衡手战略”与布热津斯基的欧亚“大棋局”战略有异曲同工之趣，分别代表了海洋与陆地两种版本的霸权均势战略。因而米氏提出“大国政治的悲剧”这一耸人听闻的逻辑，目的在于永保美国霸权。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３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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