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宝樑先生的《二十世纪中文著作者笔名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以下简称《笔名录》），“收录二十世纪海内外中文著作者约一万五千余人，笔名约四万余个”。此书所收之“笔名”，其实还包括了字、号、室名等。大约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由于种种原因而笔名变化多端，讲究字号的越来越少，朱先生盖以“笔名”统称之。如欲研究一位二十世纪作者的作品，不能不知道他／她所使用过的所有笔名，否则资料查不完全。《笔名录》的学术价值由此已可见一斑。
朱先生一方面在工作中随时积累素材，另一方面周游各地中文图书馆，从各种参考书中搜集资料，其《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笔名录》于１９７７年初版并于１９８９年增订，成为海外中文图书馆必备参考书。此修订第三版将范围从文学家扩大到所有中文著作者，人数倍增；改韦氏音标排序为拼音排序，方便海内外读者、学者及图书馆编目人员。
朱先生是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资深编目馆员。图书编目要求准确地描述出版物，因此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工作，尤其是涉及到著作者的规范名称时，否则周树人和鲁迅的作品就不能同时检索出来。“名称规范文档”（缩写为NAF）以及由全世界许多图书馆参加的“名称规范文档合作项目”（缩写为NACO）都因此而建立。现在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的NAF（网址：HTTP://AUTHORITIES．LOC．GOV／CGI－BIN／PWEBRECON．CGI﹖DB＝LOCAL＆PAGE＝FIRST）已有三百八十万人名纪录。参与的编目馆员会把发现的字、号等异名以及生平资料收入人名规范纪录（缩写为NAR），并纪录出处。当发现纪录有误时，NACO编目馆员可以随时更正。由于NAR所引用的资料之广是没有任何其他工具书或数据库所能匹敌，它对于通晓拼音、韦氏音标并略通英文的学者应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对于图书馆用户而言，当用“ZHOU SHUREN”（周树人）来查找资料时，受规范文档控制的计算机目录系统会提示你使用“LU XUN，１８８１～１９３６”（鲁迅），由此即可查找出目录库中周树人以鲁迅及其他笔名发表的作品。可惜目前此规范文档只能以拉丁文来表现，编目馆员常常要作一定的查询工作去找出拼音条目所对应的中文字，以免张冠李戴。又因为不能用中文表现，有时不同的人只好被列入同一NAR之中。如“陈列，１９４６～”和“陈烈，１９４６～”只能入同一NAR“CHEN，LIE，１９４６～”之中。
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在致力于将各种文字引入NAF的项目，希望届时NACO编目馆员可以直接用中文输入资料。最近我们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尝试着把中文人名收入规范文档。《笔名录》是我们在这过程中使用最多的参考书之一。笔者还利用《笔名录》更正了一些NAR中的错误。以下举一例说明。
NAR曾将GUO ZHEN（郭真）放在高尔松名下，有的图书馆因此而将以郭真之名出版的书放在高尔松的名下。笔者查朱先生的著作，发现高尔松名下有四个别名，其中一个是高希圣，并无郭真。又见《政治法律大辞典》为高希圣与郭真合编，则高希圣与郭真不应为同一作者的别名。于是再查《笔名录》看郭真为何许人也，原来郭真为尔松之弟尔柏的笔名。而看高尔柏的NAR，却将高希圣列于其下。在核对其他工具书之后，证明是两个NAR的错误无疑，于是连同被殃及的书目，更而正之。
《笔名录》排序的优先次序为拼音、汉字、年代，即拼音完全相同者（不考虑音调）按汉字排，汉字完全相同者按年代排，没有年代者排最后。作者本名与别名混排，本名用黑体字以示区别。编排体例上的简单合理使懂得拼音的读者可以完全不需要索引就能很快找到词条。如从“GUO ZHEN”一次便可查到高尔柏。
GUO，ZHEN 郭真
GAO，ER BAI 高尔柏 （１９０１～）
若要知道高尔柏的其他别名，只需再查“GAO ER BAI”。
GAO，ER BAI 高尔柏 （１９０１～）
ER BAI 尔柏
GAO，YONG WEI 高咏薇
GUO，ZHEN 郭真
MEI，SHENG 梅生
而以查询《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为例，“郭真”在目录中不出现，必须在名号索引中找。对于一个不甚熟悉的名字，读者通常分不清是名还是字号，因而可能多费周章。可惜我国的人名参考书不作字号索引的占大多数。
工具书本为检索之用。但是国内太多的工具书不注意编排，使检索不便，更遑论其他书类。现以几部著名的与人名有关的工具书为例来说明。
《中国专家人名辞典》（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９） 在凡例中声称“依辞书类规范编写……为便于查阅，本《辞典》编排一套索引，为分类姓名索引。”该书全文按专业编排，并且只有“分类索引”（其实只能算目录），完全没有人名音序或笔画索引。当今社会身兼数职或改行跳槽者大有人在，就算只有一职，也还要先费脑筋去分类：一个在高等院校教自然科学的教授应属“高等院校”类还是“自然科学”类？而一般人又恐怕对“统计专业”、“会计专业”和“审计专业”的分别不甚了了。又如清吴荣光的《历代名人年谱》“共收集中国历史有名人物数千人”，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在２００２年出版时居然只作点校不作索引。
欧美台湾等地区对索引的重视甚至反映在图书编目中，即在目录中标明该出版物是否有索引。谁会愿意用一本没有索引的参考书呢？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为纪念建国五十周年出版了价值３６００元人民币／５００美元的《中国 ＝ CHINA》，纸质和印刷颇讲究，每本还带着注明“本册编号”的《收藏证书》及证明限量发行７０００册的《公证书》。其内容主要是珍贵的历史照片，厚达１１６１页，目录只有区区５行，没有索引。
我国出版界的检索观念之薄弱，使我们在专著出版的素质上亦逊于欧美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史国衡四十年代出版的《昆厂劳工》（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作《昆明劳工》）早在１９４４年译成英文时就被加上了索引。美国政府在１９４３年出版的《清代名人传略》（英文题名：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１６４４～１９１２））正文近一千页，书后附“人名索引”、“书名索引”、“主题索引”，并有按年代排列的传主名表。在欧美和台湾，非文学作品类的出版物早就普遍附有书后索引，而做书后索引早已成为一项专职。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侯汉清先生在九十年代初有以下论述：“有了书后索引，可以使阅读性图书具有参考工具书的检索功能……缺少书后索引的图书实际上是不完整的。学者们纷纷呼吁为学术性及资料性图书编制书后索引，其原因也正在于此。”然而，迄今为止，缺少书后索引的状态似乎改变不大。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出版的《中国医学史》就编了“人名索引”和“书名索引”；而同一家出版社在２０００年出的４卷本《中国医学通史》反而没有索引。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出版的《河南历史名人籍里研究》，就是一本至少应该做人名索引的学术著作。笔者一直关注我国出版界在图书索引方面的状况，了解缺少书后索引有技术上和成本方面的原因。据说有的著名出版社为了保住员工的饭碗，宁愿不用作者送上的电子稿件而让打字员工逐字重新输入，此举一方面增加作者审稿时间，另一方面增加出错机会。其实这些资源完全可以用来培训员工做索引，既提高员工素质，又提高出版物素质。我们不是常说要与国际接轨吗？这样实实在在的事情为甚么不做呢？
笔者曾经与一位古典文学的教授讨论书目工具书的编排问题。教授坚持按年代排序最方便他们研究古籍的学者，因为他们功力深厚，可以轻易地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人，并可以同时浏览同时代的人，而外行或功力不足的人可以借助索引。此说不无道理，然而缺陷有四。
一、任何书只要你熟悉了，都可以一下翻到出处，所以古人连目录都不需要。
二、古人的年代不能确定者成千上万，必有许多人的顺序不好确定。姜亮夫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所录者皆有生年或卒年，因此才能做到“凡生卒皆全者，以生卒排列；无生年者以卒年排列”。
三、工具书的功能以查为主，阅为次。教授的浏览观是把工具书当作了阅读对象。其实把工具书以更科学的方法编排，按人物年代去作索引同样能满足教授的阅读需要。索引比正文简洁得多，一目数十名不成问题。
四、古人的年代能确定者上万成千，能确切地记在脑子里的能有多少？就算一辈子只研究一本《红楼梦》，也难免往前追本溯源，寻找不熟悉的老祖宗。一部需要功力深厚才能运用自如的工具书至少在编排上不可取。
笔者不知那本《中国专家人名辞典》所称的“辞书类规范”是什么。但恳切希望我国的工具书出版具有更好的出版质素和使用价值，从而反映出更完善的出版规范。吹毛求疵来说，《笔名录》仍有可以改良的余地，当拼音完全相同者如何按汉字排最好能有更细的界定。如“LI LI”共有２４个，如何知道“立”会在“李”“黎”之后又在“里”“离”“莉”“蠡”之前呢？虽然全名拼音相同的毕竟不多，通常也不会超过一页以上，但如果每个条目只能出现在一个惟一确切的地方，相信更能省去读者反复查找的时间。总的说来，《笔名录》在编排体例上的优点，无疑是一个良好的示范。
《笔名录》的另一特点是收录对象不论名气大小，只要有笔名便在收录之列。也正因为如此，《笔名录》覆盖了不少年轻作者，包括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
今人出书匆忙，一书既出，百千错漏难追，即使是久负盛名的出版社及学者也难免。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的《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是许多学者案头必备参考书。其前言道：“收录人物约五万四千五百人……所收人物凡生卒年可考者，均应补出生卒年，或取成说，或择要并列异说，或自行考定，但依据必须可靠。”然而仍有相当数量的条目显示出有的作者连很基本的工具书都没有参考。如元代的徐明善（２卷１９５４页），不注生卒年。显然没有参考《元人传记资料索引》（２卷９１０页注明他生于１２５０年）。北京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四库禁毁书丛刊》照理是很有学术价值的，可惜它印刷极其粗糙，编辑不肯下一点研究的功夫，只从文首照抄作者名字去印题名页，《医贯》题名页只题″医无闾子撰；吕医山人评″，其实医无闾子就是明代名医赵献可。１９８８年出版的《中医人名辞典》及《中医人物辞典》都有别名索引。
朱先生阅读仔细，在编此书的过程中常常为作者或编辑的疏漏伤透脑筋。如某书序中称某公享年八十岁，传中生卒年却道“１９１４～１９８５”。朱先生只好多查几本书去考证。凭着以上种种优点，《笔名录》理所当然应该进入每个学术图书馆?每个研究二十世纪文史的学者的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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