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杰人先生是朱熹——被学人尊之为朱子的第二十九代后人。在我的感觉中，“圣人之后”不仅意味着一道光环，而且是严肃理性甚至是有几分刻板的。朱社长彻底颠覆了我的错觉。和他交谈时，一份似乎很少在一个五十多岁的长者身上发现的、发自内心的对事业和生活的充沛热情，不时感染着我……
记：今年是世界朱氏联合会成立十周年，身为朱子之后，同时是这一组织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在日常工作之余，您一定忙于不少社会文化活动。这会对您出版社社长的工作产生何种影响？
朱：首先要说明，许多人对朱氏联合会有误解，认为它仅仅是一个宗亲联谊的组织；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学术机构，其宗旨就是要研究和弘扬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每年在世界范围内组织一次朱子学研究的研讨会，结识朱子学研究的学者，修复朱子在国内的遗迹，同时编纂朱子的著作。今年有一部２６本２０００多万字的《朱子全集》将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这项工作是国家十五期间的一个重点工程，整整做了十一年，朱氏联合会在资金和人员的组织上都做了很多投入。
自担任联合会的秘书长以来，我承担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这确实要花费很多精力。我当华东师大出版社社长以后，也曾想过辞掉它，但后来发现这个工作和出版虽看似有些矛盾，但处理得好反而可以相互促进。我们社的编辑都具有硕士以上学历，而且我要求他们，原来的专业不能丢，必须把专业当作一个立足点，然后才能跨出去，做好出版。对我来讲也是一样，朱子学、理学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我的立足点，只有这样，我才能跨出去，这也是作社长的一个学术准备，一个根基。出版社是一个企业，但毕竟是一个文化企业，只有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才能做得更好。
同时，朱氏联合会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它开启了我的视野，拓展了我的社会接触面，对我的出版业务也很有帮助，我现在的很多合作伙伴就是通过它建立起来的，其中包括不少海外如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等地的关系。可以说，我的工作通过朱氏联合会这个平台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记：会不会说在华人世界，别人会因为朱子后人这一身份而对您产生一种认同感和信任感，愿意和您合作，从而促进您的工作？
朱：现在人们很喜欢介绍我是文公二十九代后人这一身份，事实上我是在上大学后才知道的，之前因为社会环境特殊，父亲不敢告诉我，我知道后也未敢对外宣扬。父亲只希望我能知道自己的家世，并一代代传下去。事过境迁，我发现现在这样的身份很有用。最起码外人在得知我这一身份后会很信任我，这一点我是沾了祖宗的光，也是我始料未及的。而在“文革”中，我的家庭为此受到过很多冲击。
记：我知道您还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并担任博士生导师。您是怎样协调学术研究和出版这两方面工作的？
朱：我现在带两名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一名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博士生，博士生的具体方向是理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理学的学术史，再具体就是朱子学。此外，我还要搞科研写文章，参加学术研讨会。这些都要求我始终站在学术信息前沿，要不断有学术成果。
我知道要当好出版社社长就得全身心投入，不能三心二意。但我仍坚持带研究生，也是有私心的，就是希望自己能因此无所顾忌、无后顾之忧地干好出版事业。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出版社社长能否当好，一定要有立足点，要看学术是否有根基，如果放弃学术，就很难前进了。
现在我尽量把很多事情结合起来处理，比如过几天我要到武夷山参加由《文汇读书周报》主办的一个出版会议，就同时去那里商谈关于今年十月召开的朱子研讨会的事情和朱熹纪念馆建设的一些事务；五月我还要去一趟台湾，除了去谈合作和版权贸易的事情，还要参加朱氏联合会的常务理事会。时间就这样很紧张也很充实，总感到有做不完的事情在前面等着我。
我身边的人都觉得我精力很充沛。我觉得人生还是要有一个目标的，要以事业为第一生命。而且对我来说，最宝贵的时间因为历史的原因都被蹉跎掉了，真正留给我做事的时间很少，所以一定要抓紧。现在无论多忙，我每晚都要保证一个小时的读书学习时间，用来了解学术信息。我现在坚持带研究生的另一个初衷也是为了多给自己压力，好在学术上坚持下来。
记：深厚的学术内涵和广泛的文化联系使您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您是否会因个人背景而更加偏爱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
朱：我认为当前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还很片面，一讲到传统文化，人们总把它看作是古旧而落后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比如孔子，他是传统文化的代表，被称为“圣之时者”，这就说明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一个能跟得上时尚的人，领风气之先者，而决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的人。这其实也是传统文化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因此，说传统文化落后于时代是不对的，它需要被重新诠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１９９７年来出版社，之前在古籍所，古籍整理和研究是我的工作，但古籍整理不是出版社的重点，我也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影响出版社的发展。现在社里基本保持在古籍整理和研究上的长流不断，几乎每年都出一点，也出了些有影响的书。
记：２００１年曾获国家图书奖提名的《朱子哲学研究》算是其中一本吧。策划这样的书是否有压力？
朱：这本书在别人眼中是个冷门，但我对朱子学领域非常了解，书的作者也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有信心。在选送图书参加评奖的时候，对是否选这本书是有分歧的。但我明白这本书的份量，因此非常坚持，看准了它能得奖。
策划《朱子哲学研究》的时候是有压力的：一在经济上，因为这类书不可能赚钱；二是因为我身为朱子后人，出老祖宗的书有嫌疑。得了奖之后压力才减轻，这也是华东师大出版社建社以来第一次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由此可见，关键还是眼光要看得准，要有学术根基。
记：华东师大出版社在教育、心理、文学、史学等学科领域已形成了出版优势，为自己创立了品牌，最近的出版计划主要侧重于哪类图书？
朱：最近几年的出版重点还是中小学教材，尤其是中学教材，就是全国课程标准实验教材；高等师范类教材的编纂、更新也是我们的另一个工作重点；学术著作方面，除了把原有的几套译丛抓好之外，还要抓原创；此外我们也做些畅销书，包括网络小说等，这类书可遇不可求，不刻意去做，一切随缘。
华东师大出版社这几年发展比较快，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定位比较准，就是坚持做教育，而且要做“大教育”。原来社里主要是做大学教材，并依托华东师大在教育、心理、文、史、哲方面等学科优势，出版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教材；利用华东师大一大批学科教学和课程教学的专家资源，现在我们也做中小学教材和教辅。
对是否做教辅，社里刚开始是有争议的。华东师大一些很知名的教授认为教辅是小儿科，这么做有失身份，降低了社里的门槛。但我认为，实际上做好能真正指导帮助学生学习的教辅书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利用学校的资源优势，真正把教辅书的品位提高。所以不仅要做教辅，而且要理直气壮地做。
现在社里的中小学教辅要占到上海教辅书市场占有率的５０％以上，其中《一课一练》做得最好。可以这么说，现在上海的每一个中小学生的书包里都至少会有一本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教辅。
记：您作为一个管理者，面对一些不同意见甚至是比较激烈的反对时，一定会在决策上产生很大压力。如果说策划传统文化方面的图书还有赖于您个人的学术根基的话，中小学教辅和您的专长就少有关连了，您的信心来自哪里？
朱：当时我刚从古籍所来到出版社，是否出教辅这样的意见分歧，的确在某种意义上给了我压力。但之所以决定放手做，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因为研究了有些出版社发展的秘密，并拿来为我所用；二是做了市场调查后发现，不仅广大的中小学生需要教辅，广大家长和教师也都需要；因为在中国，真正有能力辅导孩子功课的家长不到１％，有能力出好题的教师也不多，这就说明教辅既有社会需要，又有市场。因此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从社会效益来看，出教辅都是有意义的，关键是要高质量。所以这几年我们对包括《一课一练》在内的众多教辅不断修订，以保证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品牌。
记：我曾经看到您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要一手抓教材教辅，一手抓学术精品，要用前者的利润来保证和促进后者的发展，现在的事实是否可以证明这一想法是正确的？
朱：是这样。现在社里每一年的学术著作在１００种左右，其中真正能够赚钱的很少。除了学校的一部分补贴外，学术书的出版主要靠教材教辅的利润支持。但是学术著作不仅是一个出版社的品牌，还可以体现一个出版社对文化积累的贡献，是不能放弃的。对原创的教育学、心理学以及文史哲方面的学术著作，我们还是一直在关注的。
华东师大出版社现在已上了轨道，进入良性循环。为了维护已建立起来的品牌，我们现在出书越来越谨慎，称得上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记：华东师大出版社的这几年发展还有什么值得介绍的经验？您最近还有什么重点的工作计划？
朱：社里这两年还有一项工作做得很好，就是图书的引进，其中以教育和心理类图书居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这套书社会反响很好，学术参考价值很高；另外，这套书不仅不赔钱，还赢得了销售利润，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我们现在计划把它继续出下去，争取做成社里的又一品牌。
社里近期要和台湾的一家出版社谈合资公司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成立一家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子公司，主要做图书营销方面的工作。我个人认为中国出版的一个大问题是，只停留在编辑图书的状态，而营销的问题没有解决。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不认为图书也是商品。和台湾的合作就是试图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
记：谢谢您谈了这么多，祝愿您和华东师大出版社都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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