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以来，西风东渐，翻译文章渐夥。观民国时期外文汉译之神采飞动，以对照今日，则今之译文，无疑为恹恹欲坠之病体也。
试观英国密尔的《论自由》一书——
１９０３年马君武译本：
苟一国之政府，将一国才智之士，尽罗而入乎其中，则必大为进步之害。盖一国之政，必须旁观徒手之多数政治家，论列指陈其利害，发出等等与现在政府反对之政论，使政府之所法戒。（第五章）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译本之同章同节：
若把一国中的主要能手尽数吸收入管制团体之内，这对于那个团体自身的智力活动和进步说来，也迟早是致命的。要遏止这种貌似相反实则密切联系的趋势，要刺激这个团体的能力使用其保持高度水准，惟一的条件是对在这个团体外面的有同等能力的监视批评负责。
晚清时节文化巨子严复先生１８９９年译本，这一节是：
使一国之才力聪明，皆聚于政府，将不独于其所治者害也；即政府之智力，其所恃以为进步者，亦浸假与俱亡焉。是故自由之国，欲政府常有与时偕进之机，道在使居政府以外之人，常为之指摘而论议，其政府必有辞以对之。
再看此书《总论》中讲到古代社会专制之害，权力集中于一人、或一种一族之恶果：
严复译本：
不幸是最强者，时乃自啄其群，为虐无异所驱之残贼。则长嘴锯牙，为其民所大畏者，固其所耳。
马君武译本：
人民有不服者，用兵以摧杀之，与御外寇无异。呜呼，此国中之弱民遂如细虫纤鸟，日供秃鹫之掠食。
商务１９９６年译本：
权力被看作是一种武装，统治者会试图用以对付其臣民，正不亚于用以对付外来之敌人。在一个群体当中，为着保障较弱成员免遭无数鸷鹰的戕贼，就需要一个比余员都强的贼禽去压服它们。但是这个鹰王之喜戕其群并不亚于那些较次的贪物，于是这个群体又不免经常处于需要防御鹰王爪牙的状态。
将三者译文全书对照读之，其特征不难见出。严复译文奇崛深婉，用词古奥，或谓之得其寰中，有时也不免流于深涩，反害其义；甚至导致文意的走光，即文意不确。它的妙处是简古，坏处是读之拗口，阅之碍眼。但严复的译本多为开山之作。
马君武的译文，境界为三家中最高，他尽量顾及原文的叙述秩序，文藻讲究，造句练达，译序雅驯。译文相当考究传神，于原文宗旨，探其源流，明其原委，稍加组织，即为佳美中文。他所用为浅近文言，既尊重原作，也易于普及，造成理解、欣赏的最佳契机。
商务译本，其最大弊，为芜蔓不振，罗嗦夹缠。仿佛在力求直译，贴近原文，实则为原文之仆役傀儡，如走路之怪步畏缩，不敢大踏步潇洒出门；如唱歌之哑嗓左调，徒增阅读障碍。其受束缚既深，又如何传情达意，而原文精神水银泄地矣。
文言的转为白话，乃是一个渐变的发生过程。漫长的两千多年文章，自有辩证的因素在内。试观《汉书》文章，因风习变异、意识形态的改易，今人读之已有难度。但从《汉书》陡然跳到清代的《碑传集》，但见其逻辑关系，接榫过脉，都更清晰丰满，文意的前后联络更为合理。二者在气质上是一脉相传的。后者更以前者为最高鹄的。惟善用古者能变古，此为善性之变。而人为的倡导白话，以为搞到清汤寡液方为白话之正传，则也不免锢蔽顽劣之病。且表现形态为强人从我，那是时代文化专霸之怪物。也有民国初年出道之时用浅近文言，晚年改习白话文者，则往往面目可憎，不忍卒读，此系自然渐变为科学，人为突变为愚昧的缘故。
民初大译家，林纾译文高古，其人以《史记》《汉书》为心法。他所标举的文言文，是直追秦汉的那种散体古文，运用纯熟而滴水不漏，所谓胎息于史记汉书。叙事文学的长篇小说译来殆无倦色，文章通体健旺，且其人博稽深思，据文意更有创造发挥，不特忠实于原文，且有改进之处。以此一点，对几位外国文学家，钱钟书先生说是宁愿读林氏译文，不欲读原著也。林译文学，严复则多译学术著作，其简古之文，对原创宗旨之把握甚是得体。可谓遗其粗而得其精，其译文风格，颇利于学术精神之穿透性领悟。他译《天演论》、《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法意》，涉及社会、逻辑、法学、政治诸门类，为当时认知西方之一完整体系，其译文风格可谓之打通，盖无道则隔，有道则通。
译事三难：信、达、雅——即由严复译《天演论》时，在《译例言》中破题道出。翻译的大略，他以为“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信本文”。他译这本书的《导言》词汇深蔚，藻采纷披，以文字精神复活大自然，使之成为深具人文色彩之第二自然，端的是精美不可方物。
悬想二千年前，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工未施，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加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日无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喙之啮伤……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
起赫胥黎于地下，亦必拊掌称佳。那原作的衣香鬓影，在他笔下硬是传达得天衣无缝。真的可以使疲神顿爽，居无寥落，大慰所怀。
民初浅近文言译风盛行海内。大公报社论均为浅近文言写就，其潜移默化之浸透力一时无两。民初，上千种报纸刊物均以此种文风为载体，为飞翔之翼。其大放异彩，固自有其真价值在焉，非偶然也。而当时之译风，也因浅近文言造成奇观。
苏曼殊译雪莱诗，译拜伦诗，译小说，其文字，亦深合他那以情求道的心性。文字奇诡兼流丽，含峻洁、古峭、幽奇诸境界。如他自英文转译的印度笔记小说《娑罗海滨遁迹记》，“时在雨季，不慧失道荒谷，天忽阴晦，小雨溟溟。婆支迦华（云雨时生花）盛开，香渍心府。行渐前，三山犬牙，夹道皆美，池流清净，林木蔚然。不慧拾椰壳掬池水止渴，既而凉生肩上。坐石背少许，歌声自洞出，如鼓箜篌。”曼殊的性格是时而自由放旷，时而有任诞激越，时而又嗒然自伤。故其文字风格神秘、美魔，而又天真热忱，读之不觉上瘾难戒。他的文字得六朝文的哀艳凄美，他运用起来，能于悲欢离合之中，极尽波谲云诡之致。他的文辞是松风水月之清绝，但他的译文，神旨毕肖，却因他的遣词风格，深深打上他性格的烙印。有一种风趣，更有一种伤怀。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所选译的，往往和他所见略同，所以他翻译起来，有一种共同发抒的快感。
周瘦鹃先生１９１６年译作，《欧美名家短篇小说》，凡四十七家。几乎全用浅近文言述之，全书四十余万字，译写笔酣墨饱不稍衰。其文爽脆利落而一往情深。鲁迅赞他这部译作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鹤鸣”。周先生的文字，观察深刻，意境隽永，下词准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地写了出来。这是何等的天才与学力。因此我们不妨说，情节是欧美名家的手笔，文字却是周瘦鹃的手笔。他译贾思甘尔夫人的《情场侠骨》，“一日午后，日光映射于墓场草地之上，予与予友同坐一水松荫之下，水松受日，写修影于地，色渐晕渐深，夏虫匝地而噪，似唱催眠之歌。居倾之，予即向予友杰勒曼曰：君意中果以何等人为英雄？予发问后，又寂然者久之，游目观云影，方浮动远山上，为状如美人云髻。予痴望不瞬，几忘所问之为何语。寻闻杰勒曼答，曰：吾意中之所谓英雄者，当尽其天职，不恤牺牲一身……”
周先生的文字是那样的婉曲、爽利，神情活现，曲尽浅近文言的含蓄、包容和附着力强的特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周瘦鹃为康生嫉恨迫害，投井而亡，他后来的文字，纯用无神采的白话，呆板直腔，叙情道义大打折扣，个人境遇影响文采发扬，不免叫人深恶专制之酷烈。
民初以来，马君武、鲁迅、孙中山、蔡元培、周瘦鹃、范烟桥、叶楚伧、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吴稚晖……都曾以浅近文言译书，浅近文言为古文变来，而其得历代名文所赐，殊非浅鲜。秦文雄奇，汉文醇厚，辛亥以还，浅近文言又融入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深情博丽，他们同时也受外国文艺的影响，气质益深。林纾相信中西文章妙处的结合，只会使中文更放异彩，“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其大貌，要而言之，即是亦旧亦新，其人兼新派博士和老式学究之长，于文字调遣，有撒豆成兵的大将风度。观其文，或挥鞭断流、大气磅礴，或饮马长城、叱咤风云，或秋水长天，空灵明丽，或缠绵悱恻，哀感顽艳。无论治国宏策，或抒怀小品，文采艳光四射，其译文风格也全然融入了这样的才气和性情，那纯然是以自由的心境而作自由的驰驱。在他们那里，才说得上是美是自由的象征。
今之译文，文界几十年来备受反智的专制之害，传统的馨香皆指为封建，西方的智慧都斥作腐朽，于是文化的精义两失之。
今之译者，尤其是国学修养几乎等于零，令其识量卑狭，先天不足而兼以商业文体的浸袭，造成今之译文怪模怪样，遣词造句，大多扞格不入，或谓直译其文，结果大似十三女儿使千钧铁杖，步履能不蹒跚？又仿佛江湖经咒一般，读者几莫名其妙。《吉迪恩烈火》（〔英〕Ｊ·马力克著，群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中有这样的句子：“你认为这可能是对某一个用如此骇人的住房条件赚钱的房主的攻击吗？”“我没法想象为什么比没有孩子更使我不喜欢的事了。”字句和意思纠结不清，为诘屈之尤；读者以为须边读边吸氧气，否则必憋气窒息……没有翻译的资格而强为之，必然力不从心。译界大量的庸手充斥其间，文字的笨拙有如木偶，求基本的用字适当、定义坚确，也不可得。强看数页，头疼不已。译文艺则不知所云，导致原作精神水土流失；译学术则悖淆其义，哲理法意搅成一锅馊粥，穷拼乱凑，去真益远。隔膜深深深几许，洵不知人间有美化二字。早期俄文翻译实为滥觞，至今已是大面积用方块字铺设的不通的外文，不着边际地当起精神上的假洋鬼子。总之今天的新译文，词汇贫弱，面目实可憎；手腕尘下，失却美与力；见识短浅，文焉不得病。可悲的是，外文原著作者结结实实的随之蒙冤，却毫无申辩的可能。
反观民初之浅近文言译本，以有比较之故，顿受震撼，惊为创获。其仪型美感，尤为吾侪精神生存不灭、巍然永峙之灵光。
一个时代的文章文体，乃国民精神智慧所寄，文化气质藉此流露表现，决非小节。严复说：“吾未见文明富强之国，其国语之不尊也。”醒豁有如冷水浇背，可堪三复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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