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的反思
金吾伦 段伟文
年轮癸未，时序三春，笼罩在非典阴影中的中国正面临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新世纪的第三个年头的开始可谓多事之秋，美伊之间的“非典型”战争尚未结束，非典型肺炎的爆发几乎在一夜之间将人们从对国际政治变局的关心拉回对自己身体的关注。有人认为“非典之于中国更甚于９·１１之于美国”，这也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从非典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的认识角度。至少就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击以及对冲击所做出的反应而言，二者确具某种可比性。非典的冲击使官方和民间几乎一时间被打蒙，幸而高层以果敢的公开性和断然行动显示了扭转颓势的决心，卫生、医疗、防疫等公共部门的应对体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和快速反应性，民间的反应在信息相对透明的情况下也显现出积极而不失理性的态势。
非典疫情发生之后，科技界的反应相当积极，从重大科技计划调整、研究资源的大量投入到众多研究机构和科学工作者的公开表态，无不显示出他们强烈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声音显得相对微弱。而以非典正在和即将导致的广泛与深远影响观之，它已凸显为全局性的社会风险和挑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非典及其风险的认识和应对，没有科学不行，但仅靠科学又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与非典有关的诸多社会的、经济的、法律的重要问题正愈来愈急迫地摆在人文社科学者的面前。面对当下的变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确也应该及时反躬自问：面对非典风险，我们怎么办？
二十多年来，从思想解放到重建学术规范，人文社会科学在与时代的互动中逐步走上轨道，从基本国策的制定到具体改革政策的出台都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密切相关。但透过这次在非典问题上不应有的迟钝，我们不难看出人文社会科学在日渐繁荣的表象之下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问题意识的缺失。一方面，计划体制的残余惯性使一些人文社科学者仅仅满足于扮演具体政策诠释者的角色，而缺乏主动揭示问题、解决问题的自主性思考和研究，更少对突发事件的安全预警性研究；另一方面，学术的社会建制化和学术资源占有的“马太效应”诱使一些学者仅以资源掌控、门派繁荣和话语霸权为旨归，用江湖习气替代学问之道，借伪概念、假问题冒充真思想、真问题，致使薄板钻孔、滥竽充数等浮躁学风日益盛行。正是恪守学问之道的问题意识的缺乏，使一些人文社科研究要么陷入教条主义和循环论证的窠臼，要么热衷于大而无当、内容空洞的自我理论建构和概念制造，要么假学说之名误导公众以饱其所处族群之私，结果使得本应想人所未想、思人所未思、发人所未发的人文社会科学，从创思者退化为本有待完善的政策理念的反刍者或一己之利的护卫者，亦使人文社会科学的公众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而言，缺乏问题意识的最大危害莫过于反思能力的丧失。众所周知，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其研究成果一般不止于对现象的解释，而应显示一定的洞察力和预见力，这是学术研究与非研究性的一般意见与舆论的差别所在。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其超出一般意见与舆论的洞察力和预见力主要源自研究者的反思能力或批判性思考能力，它是最基本的哲学思考能力，也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能力。所谓反思，简言之就是对既有思想认识的再思考，对看似不容置疑的事实、价值、逻辑和观念前提的再追问。而且这种再思考和再追问一般不妄下任何绝对化的非此即彼式的断语，而是临渊履冰般前瞻后顾、左右调适，甘当真知与远见的产婆。纵观有思想记载以来的人类文明历程，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历史与现实、事实与价值、思想与观念等文明范畴乃至整个文明的反思，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克服种种危机，最关键的一点是能够及时地反观自身、反观文明，以自我批判、不断调适的精神走出重重风险。毋庸置疑，只有在对真问题的探究和追问中才可能陶铸研究者的反思能力。
问题意识的缺乏和反思能力的丧失最终使人文社会科学无法发出真知灼见，更难以为社会提供理性务实的政策咨询建议。而这，本应是人文社科学者不可推委的社会责任。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中国古代称为“士”，从“仕”与“士”的字源关系就不难看出，以社会分工观之，“士”的最高世俗价值是以策论兴天下。古时衡量策论高下的判准在于眼光、见地与胸襟，如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的实现依然在于以前瞻去短视、以理性排附和，以务实化义气，否则，若平时或人云亦云，或隔靴搔痒，关键时刻毫无见识，该出手时不出手，终难免鸡肋或南郭处士之嫌。
基于以上反思，不难找出人文社会科学的直面非典之道。值此民族危难之际，人文社科学者应树立起鲜明的问题意识，以揭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主旨，打破既有的学科分野，针对非典及其风险展开相关的反思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面对当前的非典态势，我们以为，简单的批评或赞许都不是当下的要着。以当下最为敏感的公共信息应否公开之争为例，人文社科学者不应满足于简单化或义气化的坐论是非、扬此抑彼，应该更深一层地看到，问题之症结不在于公共信息应否公开、是否应该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而在于如何建立一种合理有效的公开机制、如何以法律和制度保障公众知情权又令其践履相应的义务，相关的理性思考乃至技术性的应对才是人文社科学者的主要职责所在。因此，面对非典变局，人文社科学者不仅应扮演好社会牛虻的角色，更要以学人的学养、眼光和胆识积极反思非典风险的系统效应与应对之策，站在国家公共政策的高度，将人文社会科学由反思性的理论研究推向具有实时应对力的公共社会技术层面，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管理、传播、心理等跨学科和综合性角度，深入地反思有关非典问题的宏观态势和微观机理，认真检讨应对非典风险的政策框架和制度平台，为公共政策提供更加规范、科学、理性、动态和富有创见的政策研究和咨询建议。这是人文社科学者所应担当者，也是其所能担当者。一方面，人文社科学者应主动意识到养“士”千日、用“士”一时之责，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看到，国家与社会要真正上轨道，单有组织力和生产力还不够，还需要制度力。组织力靠政治，生产力靠科学，使组织力和生产力得以优化运行的制度力则要靠人文社会科学，政策的制定、制度的调适乃至突发事态的应对都不能少了“士林”的贡献。
值得指出的是，直面非典的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应对性研究，不仅应在人文社科领域引入跨学科和综合性视角，更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互补合作。这种综合性的研究进路，不单是当下应对非典的权宜之计，而应是预见和回应层出不穷的当代社会问题和风险的常规性研究战略。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当代社会发展日益复杂多变，当代社会堪称风险社会。并且，就风险的时代特征而言，传统的单一性、简单性和局域性的各种自然风险与人工风险已经嬗变为当代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全局性的复合风险，如果将前者称为典型风险或典型变局，则后者可称为“非典型风险”或“非典型变局”，眼下我们遭遇的非典型肺炎就是这种风险和变局的代表。显然，这类“非典型风险”或“非典型变局”无法以既有的常规性观念和传统的单一化思路加以化解。惟有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携手共进，以挽救民族危亡、维护人类文明为旨归，拓展视野、开阔思路，敢于并善于应对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们方可能直面非典及一切可能出现的“非典型风险”与“非典型变局”的严峻挑战。
郑也夫
回想起来那是４月８日，我在为本科生讲的“怎么写论文”的课上分析同学们的论文选题。当时就夸奖了一位同学的选题，现在看来我在触角敏锐上与这同学的差距比当时估计的还要大。他想要分析两种媒体——报纸与网络，在报道和评论“非典”上的差别。我在夸奖这选题后建议：你已经追踪了一段，太好了，继续你的追踪和对比，直到这一事件平息。回想这一选题以及其他一些出色的选题，不由得想起了老友薛涌曾经和我谈起过他的导师，耶鲁大学的第一“名嘴”史景迁（Ｓｐｅｎｃｅ）。史先生是汉学家，口才绝佳，课堂每每爆满，学期最后一堂课讲毕，必是全场起立爆发长时间的掌声。史先生最愿意为本科生讲课，他说本科生聪明。我的“怎么写论文”为本科生讲了三轮，始信斯言不虚。准确地说，孩子们不是聪明，是敏锐。一上研究生，功利心与时俱进，原初的触角就结了茧，到了我辈这把年龄就更不待言了。本科生的选题给了我很多启示，也是他们最早推动我关注非典。
非典在京全面登陆后，媒体最愿意与学者讨论的问题是：大家何以这样恐惧。专家说了：流感和车祸的死亡率都远远高于非典。我也是觉得光从非典自身的性质未必能解释清楚人们的超常恐惧。我觉得这恐惧和媒体关于非典的“轰炸”，包括每日新增患者数字的通报，关系甚大。我们的某些管理者大约也正是预感到透明度的增加会导致恐惧的增加，乃至社会不安定的增加，从而隐瞒了真情。那动机未必不是良善的：本官了解全面的情况后处置就是了，大家知道了只能添乱，添恐惧。那么为什么最高层最终惩处了隐瞒，选择了公开？我以为道理有四。其一，纸包不住火，事态真的严重了，如果缺乏透明度，必然传言四起（我不想用谣言），大家同样会恐惧，社会同样会混乱。一句话，以隐瞒换秩序，其实做不到。其二，大家知道了实情，比少数人知道实情，在应对上要好一些（我不认为绝对好，否则就没有道理之三与之四了）。其三，知情权的问题。中国人对当事人的知情权还不够重视，例证之一就是家属通常是向癌症患者隐瞒病情的。但是当对象是大众的时候情况稍有变化，就是知情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我们几乎正处在门坎上，管理者将越来越拗不过这股权利的呼声。其四，国际上的压力。这一次国际上的压力既来自理念与价值观的差距，又来自人家自身实际利益的考虑，因为已经全球化了，更因为那东西是传染的，不纯然是自家事。
这一番大众的恐惧与混乱（例证之一就是北京一些大学生逃离北京。我班上１４名女生，离校１０名，离京３名，还有一名事前就在外地）的直接原因，我以为是媒体轰炸的结果。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大众和管理者一样，还不适应一个开放的社会，不适应信息轰炸。而信息轰炸在开放社会中几乎是必然的。那未必是最佳状态，甚至可以说肯定不是最佳状态，但却是开放社会之必然，媒体要竞争的，要赚钱的，他们不会考虑宏观上的最佳的那个“度”。换句话说，哪里又有最佳呢？一小撮人的计划何尝带来过最佳？看来我们今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媒体的轰炸之下，克服大众的恐惧，保持社会的秩序。如何获得？我以为要靠专家出面，靠知识传播，给大家一种依托，一种根据。我们现在已经在这样做了，不可能不这样做。只是来得稍慢了一点。只要社会一直开放下去，专家肯定会跟上突发事件的节奏。
某家电视台在采访我时坚持问我：我们的管理者在这次事件中的进步是什么？我说：鄙人性格偏执，更不会夸耀父母官。但话说回来，看问题全面中允，对父母官称颂备至，有意思吗？说到管理者的进步，我就想起了古罗马的演说家西塞罗的那句名言：愿意的人历史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历史牵着走。其实，当下我们的父母官的很多举措都挺正确，都是进步，只是还有点被历史牵着走的劲头。早点被历史领着走，不是皆大欢喜吗？
因为２００１年我的两个硕士生一同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系里的副书记非叫我作一个硕士生班的班主任。我说做不来事务工作，她说那些事情不要你做，你点拨点拨就行。所以我一趟学生宿舍都没去过。非典来了还是没去过，因为不知道去了有什么用，即使没有坏作用也想不出有什么积极作用。但是身为动嘴的人，话总要说两句的。我给了这班学生三点告诫。一，多喝水，多睡觉，各宿舍都不要熬夜。二，搞一点户外锻炼。平时有锻炼的人要减量坚持，平时不锻炼的要开始户外的适当锻炼。重点还是第三：平时大家要打工挣钱，现在打不成了；平时要上很多不感兴趣的课，现在不用上了；平时最没有时间干的是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好了，现在可以结结实实、死心塌地地读一读自己感兴趣的书，这是何等过瘾，又是何等难得的事情啊。每个人都把自己在校图书馆的额度用完，以防图书馆封闭（这是猜测与防备，可不是造谣），到时大家好交换。
我自己的日子怎么过呢？其实我几年来已日趋闭门索居，拒绝多一半的饭局，不备手机，停了呼机，只是读书、教书，稍稍写一点书。少出门已成为我的习惯。但非典期我的不同寻常的行为是游泳照旧，在我住区附近的一个游泳馆，几乎每天一次。有些朋友得知，劝我别冒风险。我说：上个星期，游泳馆最多的一天来了１０人，最少的一天２人，常常是我一个人在池子里游，这还要害怕？我也成了有家庭游泳馆的富人了。有意思的不是一个侏儒游泳，而是这种怪异的现象。似乎最不能干的事情，因为人人都以为不能干，偏偏成了安全的、可以干的事情。可能这就是“灯下黑”，就是非典的“死角”，或曰“安全岛”。世间大约没有事情是无死角的，端赖我们去发现。再一点启示是作少数派挺不赖的，即使就功利而论，虽然当今社会肯定是多数人的行为更功利。
那一日从电视上看北京市宣传部长的新闻发布会。记者问到北京“封城”的说法。部长说：绝无此事，这种说法是别有用心。我觉得说辞的分寸稍嫌过分。如果抓到了某人在特殊时刻造谣惑众的证据，应该绳之以法，以立足法律的惩罚来警示社会。反之，如果没有证据只是猜想，又是将别人的动机往最坏处猜想，说出来在公众面前会显得草率，有欠宽容，不够大度，不如不说。具体到非典时期社会上的一些不当的说法，我觉得，就性质而论叫传闻比谣言更恰当，就动机而论说胡乱猜测比别有用心更靠谱。实际上，这传闻的演化过程完全在我们的想象范围之内：一个巨大的未知（比如本市多少人是非典患者）高悬在众人头上，头脑活跃的人都会程度不同地猜想和解答这一未知，这是人的本性；与此同时，每个人又往往只看到一个局部，于是大家的猜想便很像盲人摸象，处于非典高发率的小区的人会推论本市有５０００患者，处于平安的区域可能会推论患者为５０；一方面是耸人听闻的信息容易传播（还是人的天性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趋势看涨这种说法就风助火传；一个人说，估计患者５０００人，到了另一个人嘴里就会说，听说患者达到５０００人，再到第三人嘴里就会说，听知情人说患者达到５０００人。这其中未必有别有用心者，未必有故意造谣者，拥有的是“民间口头文学家”和津津有味的听众。更稳妥地说，没有造谣者，这过程也可能发生，因为人性中有夸张和好奇的一面。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造谣者的目的是什么呢？也可能我天性幼稚，认不清社会与人心之复杂。但下面的道理应该是稳妥的：猜想别人的动机尽管猜想，或许也有必要，但是前贤告诫的“谨于言而慎于行”是管理者应该记取得的。何况传闻的产生，其实是和前一段的信息不畅通密切相关的。“大象”公诸于世了，摸象的侃爷们还有开侃的空间吗？
看过王岐山代市长的记者招待会，他谈话中的一个细节引起我的思考。他说：现在北京每天的疫情统计都要经过他和刘淇书记的签字才能发布。他在用人格作保证，我相信，但不领情。我没有一丝怀疑二位父母官的意思。但是作为一个长期思考制度与规则的学究，我的职业癖好使我马上对书记与市长签字的必要性产生了质疑。签字的积极作用是什么呢？发现一些疏漏？我觉得疫情的统计是专门的业务，质量与效率的高下取决于系统、规则与标准的建立。这不是什么高难度的事情，一旦它们建立起来，就应该能够正常运转，其业务负责人当然应该胜任对这一工作的监督和检查，并且毫无疑问应该比别人更胜任。所以市长签字的积极作用应该是不存在的。如果真的存在，那一定是疫情统计负责人渎职了；即使监督其渎职也应该另有制度安排，不必每天劳市长大驾。市长签字没有积极作用，有无可能有消极作用呢？不幸，从逻辑上看，恰恰是存在的。那就是市长对统计数据的干扰。实际上，一个良好的社会统计赖以存在的基石之一就是它的独立性，它的不受政治权威和政府权力干扰。所以我以为，统计的独立性应该靠立法来保证。统计的结果有必要在第一时间呈送给行政长官，因为他们是最重要的、最紧急的用户，而不是因为他们是最权威的、最内行的审核者。重申一遍：笔者怀疑的是目前的制度，而不是市长和书记的人格；社会统计的可靠性要靠制度，而不是领导的人格来保证。
非典时期，一个话题变得越来越热：非典能不能给我们社会带来一点好东西，比如养成不乱吐痰的习惯，分餐的习惯，等等。其实非典只是一个契机，能否利用这个契机移风易俗，是对今人素质的考验。具体说，一桩事同一桩事不一样，有些或许可能改良，有些较难，有些则很难。分餐、吐痰、身体距离，好像正是难易程度不等的三个典型。当然容易只是相对而言，说到根本移风易俗都是难事。朋友分餐相对应该比较容易，因为人们越来越珍惜自己的身体，且分餐的习惯有点西洋景，时下是西方的月亮圆啊。身体距离在非典期间有最大的改观：人们不由分说就自觉拉开了距离——在公共车上，在商店里，在马路上，比比皆是。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人少了，其实不尽然。在非非典期我也上过比较空荡的公共车，照样有人不往空档走，非要与你保持１０公分以内的距离，甚至会接触你。在顾客稀少的银行里，你在柜台前，有人会坦然走过一米线，看你敲密码，帮你点钱。我觉得非典过后，身体零距离的行为方式一定复辟。换句话说，三者中，这事最不起眼，改变却可能最难。原因在于：我们过去没有身体距离的概念是因为漠视人的独立性和尊严，在非典期我们拉开了距离是因为嫌别人脏，怕染上疾病，全然不是尊重别人。当人们不再担心疾病的时候，公共场合就又会趋向“零距离”。杜绝吐痰的难度应该居中，比分餐难，比适当身体距离易。为什么比后者难？我觉得因为两个原因。其一，大家越来越明白别人吐痰对自己的间接的威胁挺大，对吐痰的行径会越来越反感。一旦彼长此消，吐痰者会感到社会压力的。其二，这是最容易实行惩罚的行为。我们社会实行某种惩罚还是轻车熟路的。提高修养要比遵守纪律费时费力。恰当的身体距离属于修养范畴。而抑制吐痰更像遵守纪律，当然守纪律的前提是惩罚的广泛存在。
从网上获悉，非典期间台湾医院中临阵逃脱者甚多。和平医院２１人递辞呈，占该院医护人员的１６％。高雄长庚医院１２８人辞职，占该院人员的８％。各医院实习的１３００名实习生纷纷退出医院。与此构成对比的是我们报纸上每天大版面的医务人员光荣榜。我相信台湾医务人员中恪守医德者也不在少数。我的疑问是我们的临阵逃脱者有多少？进一步的疑问是：究竟是我们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大大高于台湾，还是我们新闻曝光的程度低于台湾？还是二者兼有，乃至其他的答案。总之，同种同文的两地同胞在非常时期的这种对比，非常令我好奇。
从某个媒体看到这样的议论：医务人员在非典期间的牺牲和贡献太大了，他们参加高考的子女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应该为这些子女加一些分数。我不知最终这建议是否实行。我知道的是这建议引起了我的长考。怎么说呢，建议还未当真，就长考起来了，不是有病吗？是有病，一种魔症病，像棋手看见了较有深度的棋局就要推算，乃至于离开了棋局心思还执迷于此。我最初的想法是：这建议是有道理的，医护人员的家庭付出太大了，而子女考大学，对其家庭的意义也太大了。反省自己最初的想法，大约与建议者同样处在对医护人员的钦佩与感激之情当中。当情绪平复，诉诸理性后，想法有异。不是不同意了，而是觉得这事情挺复杂，须三思后行。首先想到的是加分的学生好不好判定。是只给非典一线的医护人员，还是包括为一线服务的各类后勤人员？是以生命危险作标准呢，还是以全天候离家工作为标准？在非典一线战斗多长时间可享受这种待遇？不想到这些是不行的，那将使一桩好事变味。因为任何一种奖励和待遇都会引来“搭便车者”。接着又想到，一个良好的制度不应该厚此薄彼。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就都要“加分”了，比如父母去战场，去抗洪前线，等等。再后又想到，父母在非典一线的中考生似乎比高考生更应该“加分”，因为他们年龄更小，受父母″缺席″的影响更大。最后还有一个难题，加多少分？思前想后，觉得我自己像一个多谋无断的、低劣的棋手，我拿不出一个结论来。当然这也就等于说，我认为还不能确认那步棋，还要继续长考，更多人的长考，人大委员们的长考。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医疗是神圣的工作，我们的社会应该对医护人员的牺牲和付出给与补偿。教育同样是神圣的领地。补贴分数是远比发送津贴更重大的、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
吴小龙
用不着等多年以后来回想，现在我就已经真切而强烈地感到这件事的荒诞和不可思议：在二十一世纪我们遭遇了一场瘟疫！当人类步入了信息时代，当我们开口ＷＴＯ，闭口ＩＴ的时候，突然间，一场古老的灾难不期而至，让我们措手不及、惊惶不已——难道马尔萨斯真是对的，造化真的是以降临瘟疫这种方式来调节人口过度繁衍所带来的生态失衡、来惩罚人类的自大和僭妄？
然而，毕竟是信息时代了，高度发达的医学和现代技术不会让瘟疫（这一次，它的名字叫“萨斯”——“非典”）像中世纪黑死病、虎列拉，或者二十世纪初的西班牙流感那样，夺取几百万、成千万人的性命，让欧洲人口锐减三分之一到一半，然后引起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从而使灾难后的世界大为改观。不会的。人们在短暂的惊慌之后还是会稳住阵脚，集合全力来对付和控制它，借助于现代科技，或迟或早造出疫苗，找到新的治疗手段，战胜病毒——至少打个平手，扼制住它的汹汹势头，高奏起一曲科学战胜疾病的凯歌。不过，如果这样，萨斯的意义难道就止于给我们一次警示、一次提醒；给我们一个机会，来重温一次“人定胜天”的豪迈？
现在说“胜利”当然为时太早，但是，扼制住这个病毒的前景肯定是必然的。问题在于，人类今后是不是还要一次又一次地，在自以为征服自然并可以对它为所欲为的时候，就得承受一次自然以灾难的形式提出的警告——而且，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控制、驾御自然的能力的进步，随着人类“制天而畜之”（荀子语）的狂妄态度的“与时俱进”，这种天降之灾就要愈增其烈度——直到人类的灭亡？当然，人类之中，谁也不愿意面对这种终局，它也未必就是惟一的前景，该怎么办，人类也不是不懂：数不清的哲人、科学家、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组织、宗教团体的建议、呼告、吁求、努力，不是每天都在向我们提醒这个问题吗？可是又有多少人把这些杞人忧天的唠叨真当回事？你看这世界上不是已经有许多生态灾难的前车之鉴摆在那儿吗？可是建坝的照样建，挖矿的照样挖，打仗的照样打……至于生态危机——且等哪条河干了，再给它引点水吧；等哪些物种濒于灭绝了，我们再替它们“兴灭国，继绝世”吧——当然，最后它们也还是要灭绝的。至于口腹之欲，更不用说了，哪些好吃，立法保护后，有人捕杀照样捕，吃照样吃。这些人不会扪心自问：这样下去，我们有什么资格在这个星球上与其他物种共存，我们有什么权利在那物种灭亡的进程中请求豁免，我们有什么幸运来躲避、逃脱自然界的报应？！在人类近期所遭受的致命疾病中，艾滋病、埃博拉、萨斯，不是造化对人类的报应是什么？
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外，萨斯还告诉我们，人与社会、国家，与这个世界，也有些问题也已经到了积弊甚深、积重难返的地步了。萨斯是我们的切尔诺贝利。试看疫发前后的过程，如果没有对疫情的相当长时间的隐瞒所导致的无所作为，北京这个“首善之区”何致成为疫情的重灾区？当那位前“卫生部长”以权威身份向世界保证北京的安全时，病毒已悄悄蔓延，因此才有了几天后令京师人众惊惶失措的突然爆发。这位前部长明知自己说假话，却能那么坦然地面对世界，是他真不知道后果吗？是他真如一位医生愤怒指斥的“丧失了一个医生的起码职业道德”吗？是他真的希望他的话能够像法老的咒语一样镇住不听话的病毒吗？我想都不是。要知道，他在不久前走马上任时，还给自己提出了“四条原则”的严格要求啊：“一不当太平官，二不当糊涂官，三不当贪官赃官，四不当面团官。在我的任期内，力争有所作为，不负众望。”言犹在耳，他就有负众望了。但是我想，他在“大义凛然”地撒谎时，显然也在尽一份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保证“投资环境”、“旅游环境”、以及各种各样的“环境”的责任，维持经济增长的责任……而且，他的处理政务的习惯，体制所决定的应对现实的模式，也都使他那样说。我不想替任何人辩护开脱，就后果来看，认定撒谎或掩盖真相的人失职、“丧失起码道德”，都不过分。问题在于，一旦这种掩饰成为常态，成为习惯性的反应，那就一定有制度缺失的问题。否则，任何高官，都未必有那样撒谎的胆量。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就指出：非典是一种天灾，但是处理的不好，它会成为“人祸”。从北京的疫情来看，至少前期的疏于防范而导致的疫情蔓延，就是一种“人祸”，否则就不用惩处“失职”的昏官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个有效的制度来避免、根除这种昏官的失职呢？
我想起了过去的一件事：十九世纪末，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位上的时候，京畿也发生过瘟疫，导致十多万人的死亡。其后，当李鸿章出访俄国时，有次无意间与沙俄政府的首相维特伯爵谈及此事，他告诉后者，这个疫情他根本不向皇帝汇报：“为什么要拿这样的坏消息去烦恼皇上呢？”多么“公忠体国”的总督大人啊！维特在其回忆录中写下了一句话，那是他对这场对话的感想：“毕竟，我们走在中国人前面了。”——原来，洋鬼子是这样看的！听到今人（今“官”）掩饰疫情的事后，我心里就一直忐忑不安：今天的洋鬼子会不会也这样想？也许不会？他们早走在我们前面，用不着在这种事上来证明了。但是，他们对今天的“中国人”又该作何评论？我心中还是忐忑。
毕竟，今天的中国是比李中堂时的中国进步多了：我们接待了世界卫生组织派来的专家组；我们很快公布了疫情，并且每天这样做；我们迅速由政府动员组织全社会的力量来抗击“非典”，并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这些进步都令人欣喜。但在可喜的进展中，我们也还是看到了许多令人不能释虑的问题。在对“萨斯”的思考中，人们提到了许多很值得反思的问题，比如：萨斯对中国未来经济和政治走向的影响，发展经济与关怀人的价值的关系，尊重生命、权利和尊严的问题，信任问题，信息公开和新闻自由的问题，民族素质和民族精神问题，危机时刻的政府行为问题，领导者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的问题，甚至于，突发事件与紧急状态立法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很大，也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想想。那么，我就说几个或许是“枝节”的问题吧。
疫情公开是我们这次抗击萨斯中的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公开后，也还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确实在人群中出现了恐慌，一时间，惊惶失措，人人自危，平时每天堵车的北京，马路上骤然冷清，正常生活全被打断。这叫人不免感慨，中国人的承受力如此脆弱吗？这可是百年来经历了多少次民族危难和血与火的洗礼的民族啊，难道面对现实时真的如此脆弱，以致于真的只能用“天下太平”假消息才能哄出一个“社会稳定”的局面？我希望不是。那么这种与五千年文明史极不相称的举世惶惶，又当作何解释？我想，解释或许就在于上述因果的颠倒：不是民族心理脆弱，从而需要假消息的安抚，而是长期假消息的迷惑，导致了国人心理承受力的不堪。“报喜不报忧”是我们几十年来形成的“良好”传统：曾几何时，我们在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时，还欢唱着“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从“云端”跌到现实的泥泞中的时候，谁能不惶惶然？虽然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是体制和利益所决定的对信息的选择机制没有变，我们把这种对真实信息的拒斥美其名曰“舆论导向”，“导向”久了，一时的弊端就成了永久的痼疾，表现为：一旦撞上与“导向”相异的真实情况，就得六神无主；二是既需要假信息的抚慰，心里又明白那是假信息，以致于对所有“导向”信息概不信任，即使是真信息来了，也无由判断和信任，还是要习惯地把它视为“导向”，至少打个“导向”的折扣；这种对信息导向的下意识的既依赖又不信任，就加剧了某种内心的不安全感和忧虑。遭遇疫情时的恐慌，不是与此相关吗？任何一个强大的民族，都必须时时面对忧患，面对自身和外界的真实现实，而形成一种成熟、坚定的民族心理，而我们这个民族，却在各种各样的信息虚构中沉浸了半个多世纪，有时说这是为了民众的“气可鼓不可泄”，有时又说是为了“稳定”的大局，总之，大都是善意吧。可是，在信息温室里培养出来的民族心理，遇到天灾人祸、世界不宁的严酷现实时该怎么办？
人们面对自己并不真正了解其可怕（或不可怕）程度的疫情而普遍惶恐的又一原因是，他们在政府来号召、动员、领导之前习惯性地无所作为（而那一小阵子，政府又恰好“不便”来“动员”），这凸显了我们这个体制的又一问题：政府包下的事太多了。这当然有深远的历史原因：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依赖。若干年前，我们（不光我们，还有俄国人、东欧人，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人）对被称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某种体制寄托了太多的希望、甚至梦幻：在这种体制下，有一群杰出的、能干的、英明的、高尚的人物，为我们安排好了一生从摇篮到坟墓的历程，这种设计是如此地合理和美好，以致于我们只要“不知不识，顺帝之则”，跟着走就行。后来我们意外地发现设计者有时也可能不太英明：会把我们带到饿死千万人的“困难时期”，会把我们带到名曰“文化革命”的打砸抢抄的民族浩劫之中，……于是梦幻破灭了。但是，认识前进了不等于体制也改变了：它（体制）还是习惯要为大家计划（或者说规定）绝大多数事。本来，在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是有着层次不同的种种“公众事务”的：从邻里纠纷，到商业事务，到抗灾防疫，到对外战争，等等，这些本需要有不同层次的团体、组织来承担，都压在“国家”身上，岂不使“国家”太累？而且，这样做无助于使一个民族群体形成一种敢于承担的成熟心态。拿疫病这种不大不小的灾难来说，如果人们从来不习惯于以自身的力量和组织自发地、自觉地去面对它、对抗它，而是习惯地等待政府（及其基层组织——“单位”）来包办、来决定、来领导，那么，在政府运用行政力量来进行社会动员之前，人们岂不只能无所作为？如果他们对政府的动机和意图做出不正确的判断（比如，因某些官员掩盖事实而看不到政府解决问题的意愿），那么，岂不是只能人人自危，人心惶惶？这时，他们所能指望的只剩下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家人——北京疫情公开的初期出现的、为扼阻疫情之大忌的人员外逃，不是多少与此心态有关？
从这一点看，我很赞成这样的观点：应该允许和鼓励各种民间组织、志愿者组织、地区性组织、宗教组织在抗灾、抗疫中发挥作用。其实，我们历史上不也正是如此吗？在有史载的种种自然灾害（包括瘟疫）肆虐时，各地乡绅、宗族祠堂、同乡会、寺庙、教会、慈善机构（用现在的话，叫“非政府组织”）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有时甚至起着政府完全起不到的作用：因为他们代表了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信仰的很真切的团体认同——而在灾难面前，这种认同有时甚至比政府的动员更重要、更起作用。当然，乡绅、祠堂之类的东西现在是没有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次抗疫中看不到其他民间组织的作用呢？是公众没有这种主人翁的主体意识，还是体制足够强大高效，不需要它们的分担呢？在我看来，一个强大而自信的政府不仅不会拒斥，而且正是会极大地欢迎民众和各种民间组织（如果有的话）这种出于公民责任感的分担和分忧吧？
可谈的还很多，在萨斯的疫情和危机背后，确实还折射着一些我们的体制、我们的社会和精神机体、我们的民族心理问题。“知我者，谓我心忧”——我觉得我们都还应该想一想。
傅 谨
阅读一个城市不像读书，倒更像阅人。读书不必过于讲究时间空间，当然有怪癖者除外；阅人却需要非常时期的见证。战争、疫病和种种灾难，固然是城市乃至于人类的大不幸，但一个真正伟大的城市，却能够在非常时刻绽放出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无以得见的神采，显出它平时无以表现的伟大。
非典让我们有机会重新阅读北京，透过往年春天讨厌的沙尘暴，重新认识这个城市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春节接广东朋友电话，说那里因非典恐慌，传说有预防作用的板蓝根和白醋涨到天价，而且抢购风一起，大米食盐也未能幸免，心下颇不以广东人的大惊小怪为然，想不到两个月后，非典进京，且传染的烈度有甚于广东，恐慌也有甚于广东。我们很难期待北京人面对危机会有什么异于常态的豪情壮志，然而几乎是在恐慌发生的同时，甚至是民众真正开始接触到北京非典流行程度真相的４月２０日之前，北京人就开始用民谣营造出了城市精神的另一个层面。
也许每个城市面对灾难都会有自己的应对方式，继广东、香港之后遭遇非典的北京，应对非典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就是无所不在的幽默感。因为已经有过广东非典流行的经验，面对非典北京人本应该更理性更坦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曾经用以嘲笑广东人的所有语言，都可以加倍地用在北京人身上。最初有关非典的民谣，就以民众对非典多少显得有些非理性的恐慌为材料，如“与ＳＡＲＳ有关的十种死法”：
１、戴口罩预防时间过长闷死
２、在家里熏醋引起火灾烧死
３、喝大量预防中药毒死
４、听到同事中有人染病吓死
５、因出差疫区返回后被朋友家人躲避郁闷而死
６、被误诊为ＳＡＲＳ瞎治而死
７、在网上散布流言被骂死
８、在公共场合打喷嚏被扁死
９、不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每天步行上下班累死
１０、当然是得了ＳＡＲＳ不治身亡
最后是因为总是怀疑自己得了ＳＡＲＳ被送入精神病院。
其实，自从非典疫情爆发以来，对非典的恐惧，一直是民间幽默笑话的好题材。随着疫情的公开，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单位采取了预防措施，民众的自我防护意识也空前高涨。因为非典型肺炎的影响而不得不过着非典型生活的北京人，因此如此描述自己的日子：
喝中药的比喝茶的多；
发热隔离的比发牢骚的多；
听见咳嗽喷嚏出冷汗的比碰到拦路打劫打哆嗦的多；
带口罩的比带胸罩的多。
如果说这“四多”还只是对非典时期北京人生活的轻松调侃，那么随着疫情的发展，人们就已经不再满足于这种还算平实的叙述手法，更夸张的语言大量出现在民间流传的笑话中：
北京市目前非典恐惧症患者已达２５０万例，具体症状为：乱吃药，戴口罩，皱着眉头不会笑。抢油抢粮抢中药，昼夜消毒不睡觉。
某高校领导在校园酒家用餐，听人喊“３８度”“３８度”，忙起身问“谁３８度”，答：“金六福”，更着急地问：“那个系的？”
白白胖胖（在家待的），腰腹渐壮（营养补的），眼睛犯花（电视看的），双手粗糙（消毒洗的），精神恐慌（非典吓的），腋毛稀少（试表蹭的）。
民间流行的这些与非典有关的幽默笑话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略带恶作剧的“告诫”：
最新消息：非典型肺炎主要传播途径是流通的货币，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健康，请整理好您全部现有现金用塑料袋密封，我将上门回收，并收取少量费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此次ＳＡＲＳ病毒以距地面６０公分以上为活动区，６０公分以下不能存活。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提醒公民外出尽量爬行！
每天打开“ｗｉｎｄｏｗｓ”，确保电脑的空气流通；给自己的ＱＱ头像带上口罩进行交流，防止病毒的感染；当手机接到疫区的来电，接听后赶紧将手机泡在酒精中消毒……经医生诊断：上述行为医学上称“非典型神经质”。
当然，事实上更多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严肃认真的告诫与提醒，人们前所未有地相互关照，互致问候，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等所有私人化的通讯手段，竞相传播各种各样来自世界各地的预防非典方法，北京东直门中医院推荐的“八味方”几乎在一天之间就传遍了全城。假如说在正常的日子里，人们并不特别在意同事、朋友的健康状况，现在则不同了，疫病让人们感受到他人的健康与自己的健康是如此相关联，此时的关切，有着不容置疑的真诚。但就在各种偏方四处传播的同时，也有趣味性的所谓秘方：
大蒜二头，大葱三根，捣碎后与臭豆腐四块，温水调和，至粥样。一半内服，一半外敷于双面颊，可以为自己制造一个约１０平方米的隔离区，有效预防非典。
非典极强且无规律的传染性，使人们对相互见面产生了非理性的近乎病态的恐惧，在这个城市，因为人是最可能的传染源而成为最可怕的接触物，网络和手机短信适逢其时，成为人们在尽可能保持物理距离的前提下缩小心理距离的、超距状态下相互交流信息的特殊工具。而短信不仅用来相互问候，更被用来传递各种与非典相关的小幽默。有网站撷取了一批流行的手机短信：
最大众的短信：遭遇非典才知道自由呼吸的可贵，隔着口罩才知道面目真实的可贵，非常时期的思念显示出我们友谊的珍贵！
最严厉的短信：哥哥你上班，口罩要捂严。上楼爬楼梯，午饭速食面。两眼别乱看，眼神也传染。别拉小姐手，我知道了可没完！
最朴实的短信：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我在北京挺好的，非典我早就预防过啦！
最罗嗦的短信：最高指示：饭前便后要洗手；出外归来要洗手；乘车之后要洗手；摸东摸西要洗手。
最故事化的短信：一老太耳背，近日常听人说非典，老太嘟囔：怕费电，别开灯。
所有幽默都离不开与性有关的领域，甚至像生活在感染非典的可能之中这种与性毫无关联的状况，也被赋予了某些很容易引起与性相关联想的黑色意象：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典戴口罩并不能完全防范，因为肺在胸部，所以戴胸罩才是必须的。希望无论是男是女，外出一定要戴十六层口罩和十六层胸罩。
最让人乐翻天的是一则有关非典的虚拟广告：
朋友，想度假吗？请迅速拨打１２０免费电话，赢得医院七天包食宿超值游！现在拨打还赠口罩、时尚消毒套服、救护车接送等，前十名还可享受免费隔离待遇！
这些民间流传的小笑话小幽默，其长其短都质朴无文，但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热闹少不了文人墨客。有这样两首非典词形象地描写了此时的北京：
风雨送春归，非典迎春到，已是市场低迷时，犹有口罩俏，俏也不争春，只把疫来报，待到五一长假时，唯有药店笑！
萨斯病毒何时了，患者知多少，小楼昨夜又被封，京城不堪回首月明中，粮油蛋菜应犹在，只是不好买，问君能有几多愁，最怕疑似非典被扣留。
它们的精彩之处固然在于对众所周知的诗词名篇的巧妙借用，但是在这种颇具后现代精神的戏仿和借用背后，更重要也更关键的，是面对灾难时的超然和达观的心态。如果说民间的流行永远代表了真实的民众心态，那么，在北京进入非典造成的非常状态以来，大面积流行、大批量产生的可以称之为非典民谣的幽默笑话，突出体现了这个城市与灾难共生抗击灾难的勇气。当然，非典文学的主体部分，是比这更平民化的顺口溜。比如：
病毒传得挺快，心情变得很怪，
担心你被染坏，劝你不要太帅，
说话三米以外，人多场合闪快，
出门口罩要戴，睡觉被子严盖，
心情保持愉快，少接吻多吃菜。
世事变幻太怪，萨斯传播真快，
出门口罩得戴，睡觉被子别踹，
多吃水果蔬菜，聚餐十分有害，
股票清仓全卖，债务能赖就赖，
减少出门在外，保持良好心态。
月色浓浓如酒，春色轻轻吹柳，
桃花开了许久，不知见到没有，
病毒世间少有，切忌四处乱走，
没事消毒洗手！
非典时期北京流传的民谣，很少像最后一首那样带有花间气息，多数场合，非典民谣重点在趣味性，至于文字的安排，只是适当地顾及而已。不只是无暇顾及，更关键是无须顾及。孔子所说的“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在这里要改成“言而无趣，行之不远”。
这些大量流行的民谣，无疑是以幽默的心态，对自己生活的城市（很自然地也包括自己）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手足无措的窘境的自嘲与调侃。这样的自嘲与调侃发展到极致，就是贫嘴张大民式的苦中作乐，比如：
１．大家都注意个人卫生了，从小没养成的洗手习惯终于可以养成了；
２．因为（１）的原因，春季流行的感冒，肠炎等常见病反而减少了；
３．国药的地位空前提高，积压多年的草药全部买光了；
４．那么多的口罩、消毒液及卫生用品生产厂家得救了；
５．医护人员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了；
６．公共场所的卫生状况少有地得到改善了；
７．个人隐私权空前地被尊重——大家没事不来往了；
８．野生动物生存权得到保护，没多少人敢拿它们去宴请了；
９．很多同学单位放假了，盼了多年的带薪大假终于来到了；
１０．当街亲热的人少了，因为怕传染社会风气得到端正了；
１１．让座的人多了，只要你上车咳嗽，马上３平米之内没人了；
１２．通讯企业发财了，人们都憋在房间里靠电话联系了；
１３．家庭和睦了，因为不在家没地方可去了；
１４．男人烹调手艺提高了，闲着实在没事仗着霸主地位也把住厨房了；
１５．读书风气回来了，麻将赌博都没有人参加了；
１６．电视收视率提高了；
１７．伴随着生化病毒的蔓延，网络病毒也骤然增多，上网的人多了；
１８．自行车热销了；
１９．副食品热销了；
２０．社会治安状况明显改善，因为家里人多了；
２１．三陪小姐无所事事了，道德水平就这么提升了；
２２．交通状况改善了；
２３．床上活动增加了，计划生育工作要抓紧了。
它还有一个韵文版。就像我们至今还无法找到非典传染和流行确切路径一样，流行的民谣的传播途径，也不易确知。如同所有民间文学一样，这些民谣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会自然地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新版本，且往往各有千秋：
中药地位提高了 新闻媒体透明了
茫茫会海没有了 公款吃喝不见了
政府效率快速了 卫生知识普及了
医生倍受尊敬了 政务改革加快了
通信行业发财了 电话短信忙暴了
电视收视增长了 消毒产业兴起了
洗涤用品脱销了 礼尚往来省钱了
野生动物保护了 宠物不敢乱养了
游山玩水少见了 传染病法知道了
锻炼身体重要了 口罩行业发财了
防护机制建立了 电子商务吃香了
上网人才猛增了 萨斯两字记住了
卫生观念更新了 洗手养成习惯了
隐私得到尊重了 大家没事不跑了
交通终于通畅了 老弱病残有座了
读书风气回来了 麻将桌上没人了
家庭开始和睦了 想离婚的减少了
社会治安改善了 三无人员回乡了
三陪小姐无事了 道德风尚提高了
当街接吻人少了 社会风气端正了
…… “杀死”肯定快走了
如同某新闻网站报道的那样，“北京抗非典，笑话当疫苗”，以擅侃大山闻名的北京人在“非典”瘟疫面前，把无数笑话、幽默通过手机短信、网站论坛、电子邮件甚至报刊媒体，撒遍全国甚至全球。在中国文化圈的不同区域，非典引起的反应截然不同。如果说短时间的抢购风是各地无法避免的恐慌的直接表现，那么，再进一步的反应，就有了耐人寻味的内涵。就在５月初，所谓婴儿初生就说话，放鞭炮驱非典或哑巴开口说话，泄漏绿豆汤是防非典药方的天机后迅速死去的流言在中国的１４个省份迅速传播，在几天之内就达到匪夷所思的高潮，它的传播强度不知超出非典多少倍，南方诸多中小城市燃放爆竹的火爆景象甚至远远超过了春节，大喝绿豆汤的疯狂更是前所未有，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足以说明在灾难面前人们是多么容易丧失起码的理性；而受非典感染人数最为集中，疫情最严重的北京，不仅没有出现类似的荒诞不经的谣言，反而以层出不穷的自我调侃身受非典之厄的笑话幽默见长，无论如何，这都算得上“有北京特色”的非典文化现象。有笑话说今年四月北京最流行的时尚就是：戴口罩，听约翰·列农的歌，穿一件Ｔ恤，正面印“非典患者”，背面印“ＮＯ ＷＡＲ”，这种传言中的非典型生活方式更典型地体现出北京性格。诚然，民谣和爆竹、绿豆汤一样，都不能真正起到防病驱煞的作用，但是，正如危难时刻最容易看清一个人的品行，非典时期不同的流行，也清晰地折射出城市性格的深刻差异。
我不知道历史将会因非典而记住北京一些什么，我希望历史能记下北京的非典民谣。当然还必须提及，北京流传的这些非典民谣，内容经常超出纯粹的调笑与对疫情的关注，与这些幽默的民谣一起出现的还有北京人因遭遇非典迸发出的政治热情与责任感。它们虽然不像非典民谣那样传播广泛，却更深刻地体现出这个城市在中国当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意义。
就像对人，有时你爱一个城市和讨厌一个城市，可以因为同样的理由。长期以来不喜欢北京的理由，涉及到对北京这个城市过于政治化、因此缺乏日常生活的亲和力的不满，还包括对北京人太饶舌的反感，在很多场合，京腔京韵与假大空之间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然而非典时期，北京人却以这两种品质所衍生的非典民谣，顽强地显示出其它城市所没有的达观胸襟，体现出这个古老城市在任何灾难面前都能坦然处之的无与伦比的定力。
朋友转发给我一组用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制作的有趣的幻灯片，标题是“向坚守在重灾区的我们致敬——期待回到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非典城市里生活，我第一次产生了和北京人分享同一份感受的真切体验——虽然这是一份艰难，第一次拥有和北京人同样的期待。而北京人面对灾难特有的感受与期待，是如此令人敬重。我想我从此会开始喜欢北京，即使阳光还不够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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