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对于各种从制度架构和从法律条文方面进行政治制度比较的研究并没有多少好感，但是，读了彭宗超博士的《公民授权与代议民主——人民代表直接选举制度比较》之后，这一想法有了动摇。我开始考虑这种比较研究的做法及其限度。
首先，彭著不是仅仅对几个国外的选举制度做比较，而是大胆地将中国与英国、印度作比。在一些对中国现有政治制度中一些缺点十分不满的学者那里，中国的选举制度并不民主，也就没有将其拿来与其他民主的选举制度作比的资格。而彭著将中国纳入与国外的选举制度比较的范围，给人一种更强的现实感，给人们认识当下中国的选举制度提出了新的视角，使人们不仅仅再从中国的特色来认识中国自己的制度，而是开始从与其他选举制度的共性来理解和关怀自己的政治制度。事实上，仅仅从认知的角度来讲，突出自己与别人的区别并不见得就会认清自己，看不到自身与别人同处在一种制度发展逻辑的制约之下，有时候可能就会将一些细支末节当作了自己的本质，于是故步自封，或抱残守缺，或干脆在冲击和交往面前手足无措。相比那些把国外政治制度拿来比较一番，自以为这样国人就能体会出我们能够怎样认识自己或改造自己的著作，彭著没有偷懒且不狭隘，果断地切中我国人民代表选举制度与国外选举制度的相同取向“直接选举制度”进行研究，这让那些想从书中获得真知的读者感到不虚一读。但是，仅仅这一点就能让人满意吗？
那些想要获知的读者并不是仅仅想知道中国的选举制度是怎么回事，它们更想洞明中国的选举制度进行改革的方向。在这点上，彭著的追求是极为自觉的。在导论中，他开诚布公，“本书主要探究的是全国人民代表直接选举制度的理论基础、历史发展模式、社会条件、运行与管理、功能与效应等方面的问题。其中自然涵盖了许多子命题。同时，既然本选题主要是从中国现实及未来政治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的，那么研究的落脚点就是要对中国现今及未来人民直接选举制的发展进行战略构想。”这种理论追求甚合我意，但读完全书，彭著在研究方法上取得的进展及不足，使我不由得怀疑起这种研究追求的正当性及其策略的有效性。由于引发我这样的一些思考，使我觉得阅读彭著确实是一次弥足珍贵的阅读经历。
对于中国直接选举制度的发展，作者分几步进行了论证，每一步结论的提出都有在这之前进行的直接选举制度比较中得出的理论结论的支撑。细细考量，我不由对这些我也很容易持有的想法提出了疑问。
作者首先提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的直接选举应该向上推进，因为已具备各种条件，这些条件涉及商品经济、基本政治制度、基层直选经验、公民利益意识、国际安全环境、物质技术保障等方方面面，但也有历史文化方面的不利条件。这些条件论证都基于作者在比较视野中对直接选举制的社会条件的分析。这里姑且认可从理论分析和分别比较中得出的条件及其具体指标确为直接选举制推行所必需。但是，这些条件是否在实际的构建过程中必然都能服务于直接选举制的构建，相互之间有无互相掣肘，却是作者所不曾论及的。但是由于有比较历史经验得来的对社会条件的分析，作者提出的应加快推进直接选举制的论断自然不是仅凭价值喜好的善良意愿。
接着，作者又提出“渐进加优先”的提高直选层级的最优战略。何以需要“渐进”，作者除了提供中国已经进行的改革的渐进经验上的类比之外，还提出了激进的直选制改革有可能削弱强大的中央政权从而危及复杂的转型和发展过程。这应该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分析。作者提出具体的战略设计，分五步，每一步涉及的选民、直选层级等均不相同，且给出每一步大致的时间是５～１０年，平均应该是７～８年。设计非常具体。但我有点不太明白作者如此设计的依据。细究其理由，发现与前面比较研究的结论联系不大。
在具体完善直选制的构想与营造良性的社会环境的论述中，作者更是表现出了他对直接选举发展战略思考的深入和细致。这里，提出了要自上而下层层成立既专门又综合统一的选举工作机构，提到了怎样完善选民登记长期有效制，提出了建立层级分明又动态平衡的小选区制，提到了改革和完善候选人的提名制度，提到了改行相对多数当选制，提到了允许单位竞选和个人竞选，但不搞多党竞选。在营造良性社会环境的论述中，作者提出的有关积极推进政治体制配套改革的措施，尤其使人重视。如：改变传统任命制的党管干部模式，一方面在推荐国家机关领导人和人民代表候选人的过程中加强党内民主化建设，另一方面逐步让地方各级党代表及党委书记也由党员直接选举产生，这应该是国内较早的对党内民主化的具体制度设计。又如：提出了逐步实现和提高中高层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的专职化，这在不久前闭幕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已经成为事实，彭的建议是时代的先声。又如，推行县乡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这在实践中也已经在逐步试点。
从这些具体的对中国直接选举制度发展战略的设计中，我获益颇多。但是，我的疑问是，这与前书中多数章节进行的从历史发展模式、社会条件、运行与管理、功能与效应方面对直选制的比较分析有什么联系？如果这种联系不够直接的话，那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地提出我国直接选举制的发展战略呢？就我的理论直觉来讲，以下的问题是我们在研究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第一，提出直接选举制的发展战略是一个社会工程设计的问题，确保其科学性恐怕是逻辑一贯的理论思维所难以承担的。
发展直接选举制正如彭书所言，涉及一国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在其过程中，不是仅仅一个选举制度的要求在起作用，即使历史主体仅仅盯住选举这一维目标。事实上，历史主体有多重目标，而且，实践进程中有多种主体和多种客体都要参与其中。这就要求直接选举制的构建要能兼顾多重道理，而正是这多重道理决定了直接选举制发展的目标和方式。但这又绝不是逻辑上统一的所谓“合力”之说就能揭示。其实，各种道理之间是非逻辑地组合在一个实践过程中的。这是社会工程的一个特点，由此也就决定了理论思维对此的爱莫能助。而如果我们仅是单方面地从构建直接选举制的要求看待社会所应提供的条件和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中的行为方式，那么可能设计越具体，就越会偏离即将到来的社会进程的实际。
第二，别国已经进行完的历史进程中的所谓经验，对于我们正在展开的社会改造工程可能没有必然的可借鉴性。
别国的经验由于是已经过去了的实践，可借我们细致地加以分析归结。但同时我们也无法深入理解当时的人们在其中的需要、采用的策略与对各种具体情况的处理及其后果。而我们要进行的直接选举制的构建是一个我们将要投身其中的过程，我们的欲求和现实的遭遇都无法在别人的经验中找到原型，也无法采用和别人一样的策略，因此，我们当下实践的惟一性决定了比较策略只能居于次要价值。我们从别国经验中所能获取的只能是行动的必要性和行动的方向判断，但对于具体怎么做，比较研究提供不了多少实际的帮助。如果将我这种想法扩展的话，彭著中这种在比较基础上提出自己发展战略的想法可能并没有必要。对此，彭著的感觉是对的。书的最后一章提出的发展战略设计没有更多地从参照别国的经验的角度提出，可能正因为如此也就避免了很多错误。
与别国的比较研究和提出自己的行动策略可能本应该是两本书的内容，但由于彭著在这两部分的内容中都多有创见，引发了我对这两者研究方法的不同和两者关系的思考。政策研究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做法，比较研究究竟是提供知识还是社会改造方案，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直接选举制度研究所要碰到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本书对于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以及所有中国政治改革的思考者和实践者，都不失为一本好书。
（《公民授权与代议民主——人民代表直接选举制度比较》，彭宗超著，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６月版，２１．１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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