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下两厚册，由河北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８年出版已有多年了，我一直没有机会读，直到最近才匆匆翻阅了一下，觉得受益匪浅。这部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整理者和出版社做了一件好事，这是首先必须充分肯定和深表感谢的。我曾见到黄山书社影印出版过《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共４２巨册，当然极有史料价值，不过要卖二万六千元，一般研究者根本买不起。而这部书信选挑选了胡适“秘藏书信”中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排印出版，对研究者来说正是非常实用的。在黄山书社的那部书的《编印说明》中说，书信一律按人物编排，个人名下的书信依时间先后编排，年月日失载的由编者加以考订，但考订文字从略。实际上，黄山书社的书中编者并不写出书信的时间，只是体现在编排顺序中，而且还说明：“这些考订未下十分功夫，没有十分把握”，“读者尚须自行认真加以考订”。而这部论学往来书信选的编者都是黄山书社那部书的编者，他们这次都尽可能写上了年月日，同时说明：“由于本书学术性较强，涉及面较广，而我们囿与水平，编辑中有错误或不当之处，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我认为，这种态度是很对的。
我现在要想指出的，正是《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整理编辑者对一些书信时间的考订未下十分功夫，出了很多毛病。我尽可能提出我考订的时间，其中有的同样没有十分把握，但有把握的是原先编者的考订有误。我最先发觉的是第６３７页余上沅、高廷梓等人给校长的信，整理者标明“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０日”。信末自称是“英文系二年级学生”，整理者注释中说明“余上沅（１８９７～１９７０）”，又说：“此函无年份，据内容考察，疑为１９４７年写。”（按，书中注释中常用“疑为”，或写“××年左右”等，但在标题上却都径直写上年份，连个问号或“约”字也没有。）但整理者应想到：如是１９４７年，余上沅等人已年逾五十，还会是“二年级学生”吗？今查余上沅１９２０年转入北大英文系，１９２２年毕业；高廷梓（１８９５～１９８４）１９１９年转入北大哲学系，１９２１年毕业。因此这封信只能写于１９２０或１９２１年的４月２０日。而当时的北大校长是蔡元培，因此此信收入“胡适往来书信”中实际也是不合适的。此信内容是建议学校出版一本外文刊物，我估计当时是蔡元培转给胡适处理的。这样看，写于１９２１年的可能性更大，因为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北大评议会议决，请胡适做学校“出版委员会委员长”，所以蔡校长把学生的信转给他毫不奇怪。而整理者一见“校长”二字，便想到了胡适１９４６年７月后任北大校长，便胡写了一个１９４７年，竟误差了二十多年！
自从发现了这一差错后，我对整理者“考证”的时间就不敢随便相信了，而且还真的看出了很多问题。今仅将已可确认的三十几封信的系时差误列述于下（其他待考者还有），希望不再以讹传讹，影响对这批珍贵史料的科学研究。
第３５页王国维信，标明“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２３日”，整理者注云：“此函未署年月，据查胡适为编《词选》写序，曾于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９日‘写信向王国维请教有关词的起源问题’。故此函疑为九月初六日，即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２３日写。”然而此信内容却并非有关词的起源问题，乃是回答“承询《后村词》中‘衮遍’之义”；而胡适请教后村词中“拍衮”之义的信，明明收在这部《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第３０页，为１９２４年７月４日所写。因此，这封“初六日”的信肯定是１９２４年７月７日写的（如王国维用的是阳历，则是１９２４年７月６日）。
第３２１页支伟成信，标明“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６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考胡适于１９２３年１０月去上海，曾在政治大学、中国公学等处讲演，并参观黄炎培等人创办的‘甲子社’。故疑此函为是年写。”按，此信提到“留呈拙作《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并说“此书甫印就”，今查支氏此书乃１９２５年１０月由泰东图书局初版。此信又提到“现拟编《民国政变记》”等书，“拟先用编年体作为长编，以十四年来《东方杂志》之大事记，及各种日报所载为纲……”，这“十四年来”指民国十四年，亦为１９２５年。因此，此信必作于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６日。
第３３３页乌以锋信，标“１９２０年□月５日”，注云：“此函无年月，据考证疑为１９２０年写。”但该信一开头即说：“去年读幼陵先生的《文录》”，“幼陵”即吴虞，《吴虞文录》１９２１年１０月由亚东图书馆初版，因此该信最早也只能写于１９２２年，绝不可能为１９２０年。
第３５３页叶德真信，标“１９１６年１月１６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内容考察，应是胡适在美留学时的１９１６年写。”此信内容是向胡适报告国内戏剧改良的情况。但１９１６年１月以前，胡适尚没有在国内发表过任何有关文学改良乃至戏剧改良的文章，即使在国外留学生间也还未开始这方面的讨论，国内人士怎么会给他写信大谈这些呢？此信当是１９１７年所作。
第３８３页朱自清信，标“１９１８年４月３０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考察应为１９１８年朱自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写。”按，朱自清１９１７年秋入北大文本科中国哲学门读一年级，胡适给他们上的是中国哲学史课；１９１８年秋朱氏升二年级，始有胡适的“西洋哲学史大纲”课。此信既是请教有关西方哲学术语及西方哲学著作的，又作于４月，自当作于１９１９年为更可能。
第４３８页全国斌信，标“１９３０年５月”，注云：“此信无日期，据内容考察，疑为１９３０年５月中旬写。”信中第一句话说：“听说先生来平了，又听说先生又要走了……”，今查胡适１９３０年５月中旬尚在上海，６月才去北平。信中第二句话又说：“去年正月，我们自任宅作别，不觉已够四百七十五天了。”即使从１９２９年的正月初一（２月１０日）算起，４７５天后也已入６月了。因此，此信当作于１９３０年６月。
第６２０页吴其昌信，标“１９２３年”，注云：“此函未署年月日期，据函中提到‘读贵会《国学季刊》……’等内容考察，疑为《国学季刊》创刊的１９２３年写。”其实，被注释中省略号省略的“知贵会整理档案，搜集歌谣，编辑《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太平广记》、《一切经音义》（按，整理者不知道这也是一部书，所以未加书名号，而且还把“经”字误为“从”）等书，及保存杨惠之塑像等事”，并不都是１９２３年《国学季刊》上提到的。由于我一时查找不到该刊，暂不能具体查考；但此信又提到“今《学衡》杂志十六期有考《永乐大典》之分存处甚详”，查《学衡》，当是第２６期，有袁同礼之《永乐大典考》，该期出版于１９２４年２月。因此，此信不可能是１９２３年写的。
第６３７页余上沅等人一信，已见本文开头所述。
第６６１页沈雁冰一信，标“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６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查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刊载于１９２２年７月号《小说月报》第１－１２页。此函应为是年写。”但信中说：“本年十二月是Ｆｌａｕｂｅｒ生日百年纪念”，整理者又有注：“福楼拜（１８２１～１８８０），法国作家。”那么，此信不是应该作于１９２１年吗？再看信中第一句话：“前次听了先生的话，就打算从第八号起的《小说月报》上，期期提倡自然主义。”１９２１年７、８月，胡适到商务印书馆视察，沈雁冰才可能听他讲话；而１９２２年７、８月，胡适并未到上海。信中又说：“八号内批评创作一篇，已把自然主义眼光去批评……”，指的是１９２１年８月号《小说月报》上沈雁冰以“郎损”笔名写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信中又说：“自然主义讨论。此门拟照七号‘创作讨论’办法……”，乃指１９２１年７月号上开辟的《创作讨论》专栏。因此，此信必为１９２１年８月１６日作。
第６６８页张元济信，标“１９４７年１月２１日”，注云：“此函无日期，从内容及胡适１９４７年１月２７日的复函考察，当是１９４７年１月２１日所写。”但如果是１９４７年１月２１日所写，那么这一天正是旧历除夕，而此信最后却说“今日为新正第二日”，不能吻合。再审此信内容，与注释所说的１９４７年１月２７日胡适的信并无应接关系。此信一开头说：“得去岁十二月廿二日手教，藉悉清恙尚未大痊，甚为悬念。”而１９４６年的１２月２２日，胡适正在南京积极地参与所谓“国民大会”，并没有什么“清恙”。胡适１９４７年１月２７日复张元济信中也只是说：“适在南京五十日，也曾生冻疮，北归后才好。”难道他生冻疮，张老先生也会“甚为悬念”？此信中又说：“先生好治学，喜做事，此时决非所宜。高梦翁前月曾上一书，语至恳切，幸祈采纳。”高梦旦已于１９３６年逝世，１９４７年岂还能“上书”？信中又说：“尝闻法人某考订颇详，……其姓氏不复记忆，……问王静庵或知之。”而王国维更早在１９２７年自杀。因此，此信必写于１９２７年以前。我认为１９２５年１月２６日（旧历新正初二）最有可能。这时胡适养病已有两年，“尚未大痊”，但却于此时表示愿意参加军阀政府的“善后会议”，遭到舆论的谴责。张元济、高梦旦当是因此而写信规劝。顺便指出，第６７０页复张元济信，注云：“此函无年份，据考查为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４日写。”然而此信尾却明明写着：“卅六，二，十四日”。
第６７８页张东荪信，仅标“１０月１日”而无年份。按，信中说：“拙作《思想与社会》，系在沦陷期内所写，……今始出版。……敢寄呈邀览。”今查知《思想与社会》乃１９４６年３月出版，此信当作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日。
第６８９页陆侃如信?标“１９２２年５月６日”，注：“此函未署年份，据内容考查，疑为１９２２年写。”但信中写到“最近购得《中古文学概论》”，而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于１９２４年４月，故此信不可能作于１９２２年。信中又写到听人讲起胡适《词选》序文内的观点，但未读过该序文，“商务馆已说在印刷中，大约不久也可看到了”。胡适编《词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１９２７年７月（其序初载于１９２７年１月《小说月报》），因此此信可能作于１９２７年５月６日。
第６９５页陆侃如信?标“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６日”，注云：“此函未署年份，据内容考查疑为１９２３年写。”按，此信末写道：“前由号房转上《评传》全稿，想已收到了？”所说的《评传》，指《屈原评传》，陆氏在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８日致胡适信（亦收入此《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中已提到：“《屈原评传》稿修正后，我很愿给先生读一遍。”可知此信亦当作于１９２２年。又，此信中又说：“我校勘《楚辞》时，遇到好几处疑点，很想同先生讨论讨论，可惜先生病了。”查胡适于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１７日因病向学校请假，２９日住进协和医院。
第７０６页陆侃如信，标“１９２８年６月２８日”，注：“此函无年份，疑为１９２８年写。”按，此一系年无可疑，当能确认。因为信中提到：“据云我给他的信已送《新月》。不过那是《文学史》稿中，关于《山海经》考证的极简单的提要……”，而１９２８年７月１０日《新月》第１卷第５号上正发表了陆氏的《论山海经的著作时代》。
第７０９页陆费逵信?标“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１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内容及有关资料考查，疑为１９３３年写。”按，此信中反复强调：“实在惭愧得很，因为我没有做过白话文字，这是第一篇呀?”“还有一句话告诉你，新式圈点，我没有研究过，恐怕有不合式的地方，也请你替我改正改正。”从这些看，显然是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初期所写，否则绝难想象时至１９３３年，早已担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多年并已写过不少文章的陆氏，还会写出上引这类话。从信中提到“那天……回到旅馆，拜读你的《为什么我要做白话诗》，我忽然想同你学学……”来看，此信当是１９１９年所写，因为胡适的《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一文，发表于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日《新青年》第６卷第５号。
第７６４页陈寅恪信，仅标“２６日”，并无注释。其实此信年月可考。信中说：“匆匆离沪，不及诣谈为歉。”又说：“前读大著中多新发明，佩甚佩甚。唯鸠摩罗什卒年月似（按，书信选误为“拟”）应据《广弘明集》僧肇什公（按，书信选竟误作“什么”?令人啼笑皆非！）诔文。……《高僧传》所载年月，恐不可依据也。手边无大著，舟中无事，偶忆及之，专此求教，尚希指正为幸。”日期后又署“青岛舟中”。按，这里所说的“大著”，我认为即１９２８年６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上册。胡适此书中写到的鸠摩卒年，正是据《高僧传》，而陈寅恪认为不对。１９２８年暑假，陈氏从北平来上海探望父亲，并与唐晓莹结婚，后以开学在近，只身返回清华大学。陈氏时有《戊辰中秋夕渤海舟中作》一诗，可证正是乘船北上。是年中秋为９月２８日，是日船已在渤海，则此前二天２６日船尚未绕过山东半岛，当在青岛海面，完全吻合。因此，此信实应作于１９２８年９月２６日。此信收入最近出版之《陈寅恪集·书信集》，亦同样失考年月。
第８６８页周谷城信，标“１９３１年５月２日”，注云：“此函未署年月，据内容考察，‘《新月》二卷十号’为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０日出版，此函应为１９３１年写。”今按，“《新月》二卷十号”实为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出版，因此，此信当是１９３０年所写。
第８７０页周谷城信，标：“１９３１年５月８日”，注云：“此函未署年份，函中‘前次上书’即指１９３１年５月２日所发长函。”今按，前次上书既已系年错误，则此信自然也不对了。
第８８９页单不庵信，标“１９２９年３月５日”，注云：“此函未署年份，据函封邮戳为民国‘十七年’而定。”但民国十七年当是１９２８年。
第９３３页胡祥木信，标“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内容考察，应为１９２０年写。”我认为此信肯定不是１９２０年写的。因为信中大谈“吾国哀情小说”，都是新文化运动以前的观点和事情；尤其提到“商务馆小说主笔铁樵”，也是在民国初年、１９１７年前之事了。此信具体年份待考。
第９３９页柳存仁信，标“１９３６年３月２４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函封邮戳为‘二十五年’而定。”我认为函封可能有错，此信当作于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４日。因为信中谈到“生近在沪《大美报》上编一《文史周刊》”，今查知柳氏主编这一副刊创刊于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３日；信中谈到“北大在昆明”，北大也是在抗战爆发后才迁校的；又谈到“卫聚贤先生近在沪办一《说文月刊》”，该刊亦创刊于１９３９年；又谈到“去年在沪报上曾读大作短诗用藏晖室主名寄苦雨斋者”，指１９３８年８月４日胡适从伦敦寄周作人一诗，敦劝周氏离开北平，勿沦为汉奸；信中又称上海为“孤岛”。凡此种种皆可证此信决不能作于１９３６年。
第９７０页姚从吾信，标“１９４６年２月９日”，该信尾署“卅五年二月九日晚”。按，“卅五年”疑误，此信当作于１９３６年。理由如次：信中说，“这几天工作以外，在寓中读先生赠送给我的《论学近著》。”《胡适论学近著》为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商务印书馆初版，胡适似不会在十年后（此时并无再版）赠人旧著。信中又说：“……越读越高兴。连我预定元宵夜出去看灯的计划也放弃了。”查１９４６年的元宵为２月１６日，与此信不合；而１９３６年的元宵为２月７日，正相吻合。信中姚氏又提及他还特意又自购此书两部；一部寄给他的三弟，这也可见正是此书初版之年；否则十年后兵荒马乱，恐怕要买也买不到。信中又提到“我是没有忘记先生所说多动手、多作文章的好处的，回国后也正在小心实行。”而姚氏是１９３４年夏回国的，１９４６年前并未出国。
第９８７页夏承焘信，标“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８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内容考察，应为１９２６年写。”系年疑误。信中说：“昨者始得读大著《词选·词的起源》篇。名通之论，叹服无已。”胡适所编的《词选》，初版于１９２７年７月。虽其《词的起源》一文先曾发表于１９２５年１１月《清华学报》，但夏氏身在严州，未必能看到北方的大学学报；再说，１９２６年８月胡适人在法国巴黎（当年胡适出国，人皆知之），而此信显然不是寄往国外的。因此，信当作于１９２７年。
第１０９８页钱穆信，标“１９２８年４月２４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内容考察，应为１９２８年钱穆在苏州中学任教时写。”按，此信显然是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４日所写，是答复４月２１日胡适之信的，而胡适的信正收于这部《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中，整理者失察至此！胡适信中说：“你和颉刚讨论五德终始的文字，我都读过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做一篇文字来参加你们的讨论。”因此，钱氏此信一开头便说：“拜读来教，欢喜无量。先生高兴加入今古文问题的讨论，尤所盼望。”五德终始的讨论即今古文问题的讨论。胡、钱二信都论及《今古学考》及《周官》等书。而且钱信明明写到“民国十五年夏，……始注意及此问题”，“六年来见解未有所变”，推算起来也应是１９３１年。
第１１０１页钱穆信，标“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７日”，原信未署年份，而整理者未加注说明。按，此信亦必作于１９３１年。信中说：“《周官》一稿，尚有一二处拟改。”该稿即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１日胡适信中提到的钱穆的《周官著作年代考》。
第１１１８页钱玄同信，标“１９２１年９月１６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吴又凌那篇文章，请你早点（按，原文为“日”）寄来’等内容考察，应是１９２１年胡适为《吴虞文录》作序时写。”今按，“吴又凌那篇文章”与胡适为吴写的文章（序），意思不同。整理者牵强理解，并以之确定系年，实属草率。而且胡适《吴虞文录序》早在１９２１年６月２０、２１日已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此时钱、胡同在北大工作，该序已发表三个月，还谈得上“早日寄来”吗？我认为当是指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一文，发表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１日《新青年》第６卷第６期上。信中提到：“现在把《学术文录》（今改名为《中国学术论著提要》）的目录寄上一份，请你看看。如有应加应删者，请示我，至感至感。”这里所说的《学术文录》，可能就是蔡元培在《答林琴南书》中提到的钱玄同在北大所编著的《学术文通论》讲义。蔡元培该文作于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８日。信中又提到“请《颁行标点符号的议案》（按，整理者这样标点，十分可笑）油印本，亦寄上一份”，请胡适修订。今知该《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后由胡适、钱玄同及马裕藻、朱希祖、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合署，在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９日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正式提出，并发表于１９１９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丛刊》第一卷二集上。因此，此信决不可能作于１９２１年，当作于１９１９年。
第１２２４页章衣萍信，署“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３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函封邮戳为‘十九年’而定。”疑函封有误，此信当为１９２９年写。理由如下：信中说“每天睡卧之余，写随笔若干则自遣，月余又成一小册，已交北新付印，名《窗下随笔》，出版后当寄呈一阅。”查此书北新书局于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初版。信中又说：“《霓裳续谱》，用郑振铎、汪静之（汪本尚未付印）标点本《白雪遗音》校对”，而汪静之标点的《白雪遗音续选》由北新书局于１９３０年３月初版。信中又说：“拟俟周作人、刘半农两君序跋寄来后，再送上请先生为之一序。”而周作人之序作于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１４日。以上三事均在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３日前已完成。信中又说“《樵歌》旧印错误太多”，经过修订“拟请先生介绍以版权售诸商务”，“该书拟直接送交商务，请先生为之作一介绍函寄下，以便转交”。而查《樵歌》一书乃由商务印书馆于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初版。由上可证此信决不可能写于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３日。
第１２３３页梁启超信，标“１９１９年夏”，注云：“此函未署年月日期，据内容考察，应为１９１９年夏写。”信中说：“大著《墨经新诂》读竟奉还，亦间附笺注，希察采。”又说：“仆顷重理佛教史”。而１９１９年夏梁氏正在欧游途中，岂能有空这样读书做学问，并同胡适这样方便地通信和传阅稿件（《墨经新诂》乃未定稿）？梁氏在１９２０年曾有意撰著《中国佛教史》，并为之撰写了这方面十几篇文章。此信既称“重理佛教史”，自当在１９２０年以后。信中又说：“别有复公一书附印拙著末，今以抄本奉呈，此已是一月前所作，玩忽未寄耳。”查有关书目，知梁氏《墨经校释》附有《复胡适之书》，该书１９２２年４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该书我尚未查到，如《复胡适之书》署有日期，则此信系年更可确知；今知胡适为该书还写有序文，为１９２１年２月２６日作，则《复胡适之书》亦当作于同时。又见梁氏此信中说：“公顷何所为，病痊愈耶？罢课中倘能得新著，亦未始非幸。”今知１９２１年３月中旬北京国立各校教师罢课，则此信必作于１９２１年３月。
第１２３５页梁启超信，署“１９２２年１月９日”，注云：“此函无年月，据内容及有关史料考察，应为１９２２年１月写。”信中说：“拙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现已脱稿付印，兹寄呈第一、二、三、四、五章，请公先阅并望斧正，至为盼幸。”查此书于１９２２年１月初版，书前梁氏自序作于１９２２年１月１８日。信中又说：“尊著《实斋年谱》已读，至佩。匆匆未能有所批评贡献。原稿交在君奉还。”查胡适此书亦于１９２２年１月初版，胡氏自序作于１９２２年１月２１日。若说梁、胡二人在书正式出版的前几天还在交流手稿，令人不敢相信。我认为梁氏此信作于１９２１年１２月的可能性较大。
第１２３６页梁启超信，标：“１９２２年７月３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内容考察，疑为１９２２年写。”但实际应为１９２５年。信中说：“两诗妙绝，可算‘自由的词’。石湖诗书后那首，若能第一句与第三句为韵——第一句仄第三句平——则更妙矣。”今查胡适诗作，“石湖诗书后那首”当为１９２５年６月６日所作《瓶花》，胡氏自注：“书顾刻《石湖诗集》后。”后载１９２５年１１月《现代评论》，形式确如“自由的词”。信中又云：“去年八月那首‘月’字和‘夜’字”，疑即为１９２４年８月胡适和丁在君同在北戴河时所作《鹊桥仙·七夕》。而１９２２年及１９２１年８月，均未见胡适有切合此信所说的诗词之作。而查６０多年前丁文江、赵丰田所编之《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原来此信早已经收入，并明确记为１９２５年７月３日作！
第１２６０页傅东华信，署８月１２日，未署年份，整理者也未能考证出来。信中第一句话为：“日前寄上《比较文学史》一册，谅蒙察入”，今查傅氏所译该书由商务印书馆于１９３１年４月初版。因此，此信当作于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２日。
以上，出于对“论学”二字的崇敬心情，对《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中的系时错误谈了一些看法。如有不妥，盼高明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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