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考试选官制度持续达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科举制度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中国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认识，而且可以总结它作为一种考试制度在形成稳定的运行机制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今天的考试管理和人才选拔提供借鉴。鉴于科举制度的重要地位，它一直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代以来已积累了较为可观的学术成果（参见何忠礼《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载于《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６期）。从总体上来看，以往成果以对制度的描述居多，深入分析者少，高度和深度均嫌不足，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由王炳照、徐勇教授主编的《中国科举制度研究》或许有益于弥补这一缺憾。
全书共十章，分别由对相关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撰写，如第七章的作者吴霓博士长期研究私学问题，著有《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及《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等；第八章的作者王炎平博士对科举与社会风气问题曾有《槐花黄，举子忙：科举与士林风气》一书问世；第十章的作者徐勇博士对中国古代官学及元代书院等教育史的重要问题及教育史文献均有深入精到的研究。这样一支作者队伍，为本书的质量奠定了基础。
鉴于学术界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已有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作者避免了这些成果广泛采用的以时间为序的论述方法，而采用专题的形式。全书十个专题几乎遍及科举制度的各个领域，包括其起源、演变的历程和其对政治、文化、社会的影响，其中既有纵向的对历史进程的叙述，也有横向的深入的比较分析；既有分论，又有总结，合理的结构为问题得到充分有力论证提供了保证。
材料是否丰富，论证是否深入，以及史与论是否实现了较好的结合，均是衡量史学著作学术质量优劣的重要标准。《中国科举制度研究》一书材料来源较为丰富，除正史、政书等研究制度史的基本史料外，经书、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诸子、野史、笔记、谱牒、文集、古典小说、方志、近代报纸和杂志等均在作者搜罗之列。清末商衍鎏等亲身经历过科举实践者的回忆史料，也使读者耳目一新。第十章的作者更是结合自己对蒙学的深入研究，在文中引用了大量比较罕见或少有人关注的启蒙教育读物和民间教育读物，如《传家宝》、《改良绘图解人颐》、《益笺补》、《安乐铭》、《甚么话》等。在丰富史料的基础上，作者有说服力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实现了史论的较好结合。《研究》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即对定量分析的重视。如历朝总人口与录取进士数之比例的表格（第６２页）；对唐会昌五年国子监及各府州县学举送明经和进士名额的统计及相关分析（第２６８页）；对明代科举中第者是出自乡村还是城市的分析（第２９９页）；对唐长庆元年进士出身的分析（第３９５页）等，都运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使论证更加充分有力。
《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的作者还充分注意了海内外二十世纪中国科举制度的研究的诸多成果，其中国外学者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科举》和《中国的考试地狱：中华帝国的科举制度》、荒木敏一的《宋代科举制度研究》、西方学者贾志扬（Ｊｏｈｎ Ｃｈａｆｆｅｅ）的《宋代科举》、李弘祺（Ｌｅｅ? ＴｈｏｍａｓＨｕｎｇ－ｃｈｉ）的《宋代的官学与科举》、弗兰克·沃尔夫冈（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Ｆｒａｎｋｅ）《传统中国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废除》、何炳棣（Ｈｏ，Ｐｉｎｇ－ｔｉ）的《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等都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观察视角。
作者在第三章论述科举制度与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关系时，运用了发生学的理论，以此讨论科举制，“其意并不在考证科举制度的起源，所关注的是隋唐王朝推行科举制的指导思想及历史背景”（第８９页），并由此得出结论：科举制是克服和改革两汉魏晋南北朝选举制度弊病的产物，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的产物。这有益于深刻认识科举制度与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关系。
此外，作者比较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史，如对政府官员出身的叙述（第９４页）和论述科举制度对落第士子心灵的打击及对其生活道路的影响（第１０５页），以及第八章对科举制度下的士庶关系演变、人的价值观念、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的研究等，都发表了以社会史的眼光考察历代科举制度的新认识。
当然，《中国科举制度研究》一书在有些地方尚可进一步做深入讨论。如关于科举制度对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的影响，本书只是在第５８页有简单叙述；对中国科举制度与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关系，书中仅在第５９页有一段提及，其实对此完全可单列一章进行论述。另外，书中的个别结论仍有可商榷之处。如追溯八股文的渊源时，称其“可以溯源到宋元时期的经义”，“经义”是当时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之一，而八股文只是一种文体，可见这一叙述有失严谨。然而，白璧微瑕，《中国科举制度研究》一书仍不失为科举制度研究的成功之作，其问世应当有益于推动科举制度史及相关政治文化现象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王炳照、徐勇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６月版， ２５．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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