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激进”不仅是一个思想派别，更是一种精神气质，一种文化品格，一种大勇气，大气魄。在积重难返的文化困境和政治处境中，激进不是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而是一种无所选择的选择。激进是思想生命和政治生命的亢奋状态，通常人们称其为书生意气。激进者大都来自边缘，较少顾忌，有“想说就说”的自由。其实，他们的观点并非石破天惊，他们的声音也不格外刺耳，“激进”只不过是别人的命名而已。激进者所追求的是思想和真理，而非激进的外在形式。李书磊的《说什么激进》一书，对激进者的初衷和精神本质进行了反思。所谓激进不过是“他者”的一种说法而已。在《重温王韬》一文中，李书磊说：“在晚清那样封闭悖晦的环境中，一个人只要有健全的常识就足以惊世骇俗了。”思想的本质是追问和挖掘，需要敲碎坚硬的观念外壳，挣脱各种束缚。没有质疑和发问，就无法发现真理。在一个思想发生危机的时代，旧的观念层面顽固却又脆弱。思想的微小波动都会让他们感到心惊。僵固的思想模式穷尽残留的全部能量来维护自己的地位。激进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保守者的想象和塑造。他们以正统和主流的名义推进着极端的悖谬和不合理性。他们的“激退”衬托着启蒙者的“激进”。李书磊说：“就晚清众多满汉权要的状态来说，按正常的历史分析眼光来评判变法的温和与激进是无稽的。对于他们而言，任何变法都是‘激进’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准备接受任何改变。”隐含在“激进”这一命名后面的是对话语权力的胶着，对变革的恐惧，这与边缘思想者在裂变的危机面前的兴奋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激进者大都是阶段性的，他们没有做到也不可能激进一辈子。激进思想是孤独的，他们在精神的寒夜里顽强地守护着无援的思想，进行着“一个人的战争”，他们的“价值预设”是很低的，他们所追求的只是常识，是思想的常态。新语和西学的输入不仅激活了内在的思想秩序，更重要的是，来自异域的描述衬托了长久以来的荒谬。僵硬的思想习惯也是一种话语权力，要想瓦解它，击碎它，谈何容易。揭发霸权话语的凶险，这本身就是一种觉醒。鲁迅从满纸的“仁义道德”中读出“吃人”二字，这种敏感，这种呼叫，这种庸众所未曾察觉的痛苦，就是一种“激进”。可见，激进不仅是一种思想形态，也是一种心理情势。启蒙者普遍认为传统势力的皮层太厚，不下猛药是无济于事的。但是，他们所谓的猛烈不过是一种自我幻觉。在意义危机造成的价值真空中，启蒙者常常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四处茫茫皆不见，无人响应。即使是脾气古怪、乖戾、焦虑不安的保守者也对他们视而不见。余英时在分析中国近代史的主导价值取向的时候，断定它是一个不断激进的过程。殊不知，在一个落寞的气氛中，激进只能自生自灭。激进是一种激情，激情总有消退的时候。不少激进者在骨子里还保存着旧思想旧观念，所以，告别激进之后，他们“走了一圈又回来”，甚至退得更远，叫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些遗老遗少当年居然也曾经激进过。
激进不是目的，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过程，一种方式。激进的意义在于它用打破常规的形式强调和重申了某种常识。相对虚伪，真实就是一种激进；相对高调，平和也是一种激进。现代中国启蒙主题的中断，不仅仅是由于民族救亡、阶级斗争主题的冲击，而且也在于激进先天的短暂性。激进使得启蒙者忽视了规范的确立，同时，也遮蔽了内在的精神缺失。激进主义作为多元化思想图景中的一抹油彩，虽然拥有灿烂夺目的一刻，却很难保持自己的构图。激进者所具有的诗性气质，常常使他们耽于乌托邦，从而影响了对现实的洞察，也影响了他们对自身生存的维护。陈腐的思想消解之后，缺席的权力吸引着许多梦想成为主子的奴才。激进者并不能阻挡这种利益攫取。
平庸有时并不是一种思想真相，而是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权谋，一种变色术。平庸者十分清楚充当异数的危险性。李书磊这样评价鲁迅：“鲁迅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更像一个异数、一个偶然、一个不知所自也没有真正回应的奇迹。”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异数，因为他没有止于冲动。尖锐、刻薄是激进者的修辞，偏执一端而不计其余的弊病，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们顾不了那么多。一个长久沉默的民族出几个激进分子是顺理成章的。激进是催动思想创造的原动力。激进是异端的权利。奥地利作家斯蒂尔·茨威格说：“每个思想家都会遇到那样的时刻，他有些迫切的想法免不了自寻出路，一如棘刺要从化脓的手指里排出来，婴孩要从母亲的子宫里爬出来，或者胀大的果实要从果壳里爆发出来”（《异端的权利》）。没有激进，新思想的发生就是一句空话。激进者没有退路，只能做绝望中的抗争，退回去，反而走向变态和堕落。李书磊说：“鲁迅打破了我们心生的精神家园幻想，告诉我们一个从废墟到废墟的历史进程，断了我们的回归之念，指示我们在‘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精神荒原中做绝望的抗争。”
李书磊在对“文革”的“党八股”现象分析之后，强调要“结束极端回归常识”。“文革”是一种将思想剔除出去的伪激进。激进虽然客观上把语言的可能性空间拓展到最大限度，但是，激进与教条、说教、官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建构在空洞思想之上的激进很容易沦为一种流氓行为。“文革”中的“造反派”即是如此。激进虽然是一种急性状态，却是一种向常识的努力。刻意为之的、急功近利的激进是一种掠夺，一种透支。咄咄逼人的姿态只能堵塞思想交流、对话沟通的渠道。激进是一种思想形式，它在更多的时候是潜运行的，是出于表达思想的需要，而非单纯为激进而激进。简单化、绝对化的激进是肤浅的，也是无意义的，只能产生负面效应。激进作为一种“深刻的片面”，是一种真诚而热切的呐喊，也是一种智慧的痛苦。激进的误区是，在反对话语霸权的同时，沦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因为汹涌澎湃的激进常常会切断思想的对话关系。巴赫金说：“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以及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可见，激进者不仅要努力超越现实，而且还要学会平静，学会倾听，学会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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