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生存的灾难：ＳＡＲＳ，或者叫做“非典”，与２００３年的春天结伴而来，降临华夏大地。如同一场黑色的风暴，从南方向北方蔓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也在人们的心灵上笼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面对这场生命的浩劫，中国人奋起抗击这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灾难，打响了一场围剿与阻截ＳＡＲＳ病毒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人类在自己走过的道路上，大概注定要蒙受各种各样劫难。在我们日益淡薄的记忆里，那些什么天花、霍乱、伤寒、鼠疫、血吸虫、脑膜炎、肺结核等等奇怪的病症，都正在渐渐消失，因为有些病症早已经被人类征服，那些可怕的名字已从我们的生活中淡出。可是，当我们翻开中外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人类在战胜各种各样的疾病给自己造成的巨大灾难的时候，总是会用文学的笔墨，记录下人们与灾难性的疾病作斗争的艰难而又坚定、悲壮而又乐观的历史，赞颂人们团结互助、英勇顽强的精神，为人类的文明史增添了光彩的一页。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作家的艺术创造总是来自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即使是浪漫主义的或是现代主义的作品，其灵感的来源和形象的素材，也还是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启示。长篇小说因为其容量大，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也就更加丰富、广阔和充分。尤其是以忠实于现实的态度来描绘生活现实主义的作家，其作品提供给人们了解历史与现实的许多材料。
在外国文学中，有三部长篇小说，用不尽相同的手法，直接描写了传染性疾病带给人类的巨大灾难。重读这几部作品，能让我们产生许多联想。
《十日谈》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部重要的作品，小说的开头写的就是１３４８年，一场可怕的瘟疫在欧洲肆虐，有一大段对这场灾难性疾病的生动描写：
这里的瘟疫，不像东方的瘟疫那样，病人鼻孔里一出鲜血，就必死无疑，却另有一种征兆。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间或是在胳肢窝下隆然肿起一个瘤来，到后来愈长愈大，就有一个小小的苹果，或是一个鸡蛋那样大小。一般人管这瘤叫“疫瘤”，不消多少时候，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两个部分蔓延到人体各部分。这以后，病征又变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候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候又细又密；不过反正这都跟初期的毒瘤一样，是死亡的预兆。
……
这瘟病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靠近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不，情况还要严重呢，不要说走近病人，跟病人谈话，会招来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立即会染上了病。真的，到后来大家你回避我，我回避你；街坊邻舍，谁都不管谁的事了，亲戚朋友几乎断绝了往来，即使难得说句话，也离得远远的……
这里所说的瘟疫，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鼠疫。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的世界性大流行，在短短的几年之间，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人口锐减，有的城市竟至于十室九空，几乎毁灭了欧洲总人口的１／４，最后一次的大流行约在１８６０年，起源于中国云南省，此后到１８９４年，在香港也流行过。现在，鼠疫已经有了有效的治疗方法，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是，在十四世纪的世界性大流行的时候，确实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当时的欧洲人心惶惶，说大有世界末日来临之感，是一点也不算夸张的。在中世纪的神学统治下，教会借机要人们忏悔、祷告，用禁欲主义的说教攻击人文主义者个性解放的要求，形成了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一次逆流。这时，薄伽丘（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Ｂｏｃｃａｃｃｉｏ １３１３～１３７５）以自己的小说《十日谈》，表达了对现实幸福的大胆追求，给禁欲主义神学以迎头痛击，受到市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十日谈》的开头，写的就是正当瘟疫流行的时候，佛罗伦萨城里的七个年轻的妇女商量怎样逃出这个灾难的城市。恰巧这时候有三个男青从外边走进教堂，于是，他们十个人就相约，结伴到乡下去躲避一段时间。他们来到了一处美丽的地方，在那里尽情地欢乐，每人每天都要讲一个故事。从一座举目凄凉的死城，来到阳光明媚的人间乐园，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意味着从中世纪的禁欲主义的森严统治下解放出来。那笼罩大地的瘟疫，既是中世纪摧残人的生命的黑死病，也指的是统治人间的教会的黑暗势力。
无独有偶，１９４７年，法国现代著名的存在主义文学家阿尔贝·加缪（Ａｉｂｅｒｔ Ｃａｍｕｓ），也写作了一部长篇小说《鼠疫》。这部长篇哲理小说，写的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城里发生了鼠疫，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有的准备逃跑，有的绝望地等待着天的惩罚。城市被封闭了，城里的人一批又一批地死亡，活着的人也都醉生梦死，靠酗酒和看电影来消磨时光，企图以此来缓解在死亡威胁下的痛苦。只有医生里厄在尽自己的力量同鼠疫作斗争，想尽一切办法挽救病人的生命。等到鼠疫的威胁解除以后，里厄的妻子却又在外地病逝，让里厄再次陷入痛苦之中。但是，他也意识到，鼠疫的病菌并没有完全消灭，只不过潜伏起来了，说不上哪一天又会卷土重来，给人类重新带来灾难与死亡。
加缪用寓言的形式，以鼠疫来隐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统治，人们生活在法西斯的铁蹄之下，就好像生活在鼠疫肆虐的“恐怖时代”。奥兰城里鼠疫肆虐，就是二战时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后实行暴虐统治的象征。加缪赞赏的是医生里厄在邪恶的神力面前保持镇静、老练、谦恭的态度，而里厄所抱定的生存态度就是，他只能诊断鼠疫这种疾病，而不能彻底消灭它，也不能完全治愈遭受鼠疫侵害的人们。他只能在他自己的职业范围内，对鼠疫展开能力有限却又坚持不懈的斗争，从而表达了加缪的那种存在主义的主张：“不能成为圣徒，但可以拒绝向瘟疫屈服，竭尽全力做创伤的医治者”。
加缪在这部小说中所持的主张，也有一定的消极意义。加缪说过，《鼠疫》写的是人们在荒谬的世界中是孤立无援，身不由己的。他把鼠疫的流行与消灭都归结为“天意”，人类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与之抗衡的。在与鼠疫的斗争中，积极行动的人都死去了，那些主张消极等待、无所作为的人反倒活了下来。他把世界看成是荒谬的，认为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命运是不可知的，死神是难抵抗的，都表现出了人们在传染性疾病面前的软弱无力，看不到人类通过自身的积极努力，是能够克服和战胜灾难性疾病的，就像人类能够战胜暴虐的法西斯一样。
《鼠疫》的艺术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全书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在描写不同处境中人物的心理和感情的变化时，刻画细致。小说里那些人与瘟疫作斗争时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海滨色彩奇幻的画面，都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加缪也因此在１９５７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就在几年前，又一部描写传染性疾病的长篇小说问世，这就是１９９８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若泽·萨拉马戈（Ｊｏｓｅ Ｓａｒａｍａｇｏ １９２２～）写作的《失明症漫记》。这可以说是一部寓言式的小说，用想象、怪诞和离奇荒诞的形式，来描写人类所经历的一场浩劫。它讲述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天，在西方的一个不知名城市里，一个男子在开车经过繁忙的十字路口时突然双目失明，无法动弹，一个好心的女子主动帮助他，送他回家，可是她却成了第二个失明者。她的丈夫带她去看眼科医生，谁知道很快医生又成了第三个失明者，连正在让眼科医生看病的三个患者也无一幸免。疾病迅速蔓延开来，城市里一片混乱。于是，当局下令将所有的失明者都关进精神病院，派武装士兵把守，并全部枪杀。此时，罪恶的念头也在幸存的失明者中萌芽，口粮被偷走，妇女遭强奸。所有这一切都落入医生太太眼中，她为了照顾失明的丈夫，伪称自己也是瞎子。于是，机智的少妇，懦弱的丈夫，刚烈的妓女，狠毒的恶棍，表演出了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失明症漫记》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人性中善与恶的斗争，也表现出了人类最丑陋的欲望和不可救药的脆弱。
瑞典皇家学院在向若泽·萨拉马戈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时说，本书“极大地提高了萨拉马戈的文学水准……其想象力之丰富、情节之怪诞、离奇和思想之尖锐，以一种荒唐的方式在这部引人入胜的作品中得到至高的体现。”
人类曾经遭遇过各种奇奇怪怪的病魔的袭击与侵害，然而终究征服了这些病症。在这几部人类与传染性疾病作斗争的外国长篇小说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人类自身的坚毅、顽强、乐观、自信、友爱、互助的精神状态和美好品德，也需要认识到，人类必须要与自己的贪婪、自私、恐惧、怯懦等许多恶习进行持久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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