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鸟翱翔鹭争先，四水奔流江为首”，是杨迅文社长为正处于第一发展阶段的鹭江出版社题写的，形象地表达了鹭江人在创业初期拼搏进取的昂扬斗志。如果说当初的这份信念中蕴集的是一股喷薄而出的激情的话，“鹭翔千鸥上，江流万里长”，则将这份激情化作了绵延不绝的坚定信念，展示了今日鹭江人在事业发展第二阶段的气度和志向。作为一家建社历史不足二十年的地方出版社，拥有这样的精神也许正是它不断前进的动力。
记：和国内其它出版社相比，鹭江版图书的地域特色很鲜明，有很多介绍本地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书籍?也很注意收集海内外华人文学的优秀作品，这一特色不完全是自然形成的吧？
杨：鹭江出版社建立在厦门，是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在特区设立的一个宣传窗口。所以从办社伊始，鹭江社就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办社宗旨和使命：“立足特区，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充分认识到厦门文化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厦门文化既继承了华夏的传统，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营养，最终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在维系民族的精神纽带和感情纽带方面熠熠生辉。因此我们十分重视出版具有地方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特色的图书，注重收集和出版海内外华人文学的优秀作品，如已出版的五十卷本《东南亚海外华文文学大系》、《海外华文文学史》等，近期重新修订出版的《厦门文化丛书》（第一、二辑共２６册），还有即将推出的《厦门人物辞典》等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记：随着领域分工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参与了教育类图书的竞争，鹭江出版社在这方面的成绩也很好。然而作为一家综合性出版社，其它类图书的出版情况如何？
杨：鹭江出版社是一家综合性出版社，在新闻出版署的出版社登记证上明确批示：鹭江出版社出书范围包括教育读物。在大量出版社参与教育图书的出版竞争的情况下，我们也始终密切关注教育改革、课程改革的方向，深刻体会素质教育的内涵与外延，提出“提升图书内在质量”的口号，特别是注重我社教育图书的拳头产品的修订与再版工作，充分挖掘出版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出版资源。在狠抓质量的基础上，我社图书在近几年的图书质量检查中均获得了好评。我社教辅图书在全国零售市场的表现也十分突出。根据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的资料，２００２年７－９月，我社出版的《中学生素质教育·学习丛书》进入全国教辅图书零售市场排行榜，我社教辅图书在全国的销量排名第七位，码洋占有率排名第十二位。因此面向市场、开拓市场，把已有品种的教辅读物充分开发好，是我们始终追求的目标。
在做好教育类图书的出版发行工作的同时，我社一直在寻找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十分重视一般图书的选题和市场的开拓。２０００年我社即开始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转移，充分发挥北京作者群的优势，选题组稿的优势和宣传发行的优势，进一步扩大我社一般图书的出版与发行规模，从而形成鹭江出版社的出版风格和文化个性。
近几年，我社新开拓的图书选题的种类分布大致是社会科学类占４０％、文学类占４０％、文化教育类占２０％，其中纯教辅类占不到１０％。
在一般图书的出版中，我们十分重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选题开发与出版。１９９７年我社出版的《特区经济丛书》获第三届国家图书提名奖，其中《外商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评价》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１９９８年《香港文学史》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２０００年《金门史稿》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２００１年《林则徐》获第八届“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
记：从合作过的作者队伍来看，鹭江出版社一直很看重名家。在２０００年建社１５周年时，社里提出了通过一批最优秀的学者，来实现“学术思想通俗化”的发展战略。从这三年来的工作来看，这一目标的实施情况如何？
杨：鹭江社是一个小型出版社，我们的编辑、印刷及发行人员都相对少，因此我们要树立自己的品牌，一定要借助名家和他们的好作品；而学术思想通俗化是一个出版社积累和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
近三年我们出版了一系列既有学术品位，又通俗可读的图书，如《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既是一本学术著作，获得了２００２年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又是一本可读性十分强的读本。它不仅反映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分层结构的变迁及其主要特征，还从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问题、职工收入的分配问题以及中国城市贫困层问题等入手，分析影响这些收入差距的因素，阐述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这本书虽是学术著作，但研究和反映的均是当代社会的焦点问题，各知识阶层的读者均十分愿意阅读。此外我们组织了《学者走天下系列》图书，请著名学者将他们留学或学术访问时的见闻记录下来，配上他们自己拍的照片，既有文化品位，又符合“读图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
记：２０００年，鹭江出版社曾经策划过一次“人文学者南极行”的活动，反响很大。这一活动耗资巨大，又存在一定风险。而在一般人看来，此类活动是很难和一家出版社联系到一起的，您是怎样考虑做这件事的？
杨：这次活动对我社确实是一项挑战。由于在具体操作上的各种失误，这次活动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由几位著名人文学者参与的“行走文学”的形式，而且是行走到南极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为鹭江出版社一般图书的出版开启一个新的形式，收到一般图书宣传无法达到的效果。由于去南极确实是一项存在危险的活动，因此对于整个活动我们做了周密的、细致的安排，直至学者们安全归来。
记：您曾经被国内的一家媒体评选为出版界的“十位经营家”之一，我还注意到，自１９９６年您担任社长起，鹭江出版社在经营思路上似乎常常独辟蹊径，不仅出版图书，资助和策划一些文化活动，还对职业培训、文化旅游等与出版似乎关联不大的方面也有尝试，似乎很看重自身的“产业”性质，和国内其它经营模式相对单一的出版社有很多不同。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杨：“经营家”是民间评的，不能算数。我省出版社的许多社长都成了各种“家”，只有我是无“家”可归，但在经营管理上我确实兢兢业业、不敢懈怠。鹭江社正式员工只有３０人，在国内出版竞争日益白热化、又面临加入ＷＴＯ后境外出版商的竞争和挑战的形势下，像我们这样一个小型出版社，要站稳脚跟，不被淘汰并得到发展，确实不容易。所以一方面我们“向管理要效益”，通过科学的管理，节约成本，提高产出；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发展第三产业，“在夹缝中求生存”，充分挖掘潜在的资源，寻找一条具有鹭江特色的生存之路和发展之路。因此，我们除了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之外，还在福建平潭建立了出版文化中心，希望涉足文化旅游、娱乐业，探索发展第三产业的路子，不断寻找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然，发展第三产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鹭江图书出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图书出版事业打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
记：从创业时只有四名平均年龄不足３０岁的正式员工和一笔五万元的开办费到如今的规模，您认为鹭江出版社这些年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什么？
杨：鹭江社这些年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党的政策，省新闻出版局领导的支持和指导，以及社领导班子的团结奋进和全体员工的积极进取。
和当初建社时的艰难相比，近几年鹭江社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社里近几年年出书保持在２００种左右，资产总额近１．７亿，平均年利润约３０００万。目前社里在厦门拥有近５０００平方米的办公大楼和４５００平方米的地产，在福州市新闻出版大楼中也拥有一层８００多平方米的宽敞明亮、设施齐备的现代化办公楼和数百平方米的“作者之家”，在平潭建立了占地９０００平方米的文化培训中心，在北京三环马甸桥边的冠城园购置房产设立办事处，已初步形成了以图书出版为中心，以职业培训、休闲娱乐、文化旅游为产业发展支柱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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