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３日《南方周末》有刘洪波先生一篇很有意思的大作《谢绝“西马”》，所谓“西马”，乃当代西方学界中名头颇响的“西马克思主义”学派之简称也，刘洪波以杂文名世，居然对“西马”也有心得，让人钦敬，可是碰巧笔者最近也随便翻了翻关于“西马”的书籍和资料，而且和刘先生所见略有不同，不能不本着“知无不言”之意写出来向刘先生请教。
刘先生在文章中揭出了一些怪论，“什么用鞍纲宪法搞管理哪，‘文革’是‘空前的民主实验’哪，世贸万不可入哪”云云，其实只要对中国学界现状稍有了解的人便都知道，这是咱们一批留洋博士大肆兜售的，有人称其为“新左派”，“新左派”的奇谈怪论本应由他们自己负责，可是因为他们大多宣称以“西马”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为资源，于是刘先生便不客气地把帐算在了“西马”的身上。思想追诉直捣巢穴，有时候确有必要，但有两个问题却不容不辨：一是人家“西马”思想家是否真接过“新左派”的拜师帖，同意他们移植自己的理论解读中国问题？二，就算别人同意了，但弟子不争气，结果“淮桔成枳”，我们难道还要把责任算到“桔”的头上？
刘先生在文章中说：“西马”“告诉我们，那一言贾祸、被中国人视为文明浩劫的‘文革’，才体现了‘民主理想’”；“‘西马’们都自诩担负着为人类指方向的重任，所以像文化大革命这么耀眼的‘明灯’被吹灭了，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的道路出了问题，真是让他们痛心疾首”。恕我孤陋，刘先生能告诉我究竟是“西马”中的哪一位大师曾对中国的“文革”如此倾心，作过类似的表述？据我所知，“西马”虽然并未形成一个具有统一纲领的学派，但还是有一些共同坚持的东西，即对现制度的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以“法兰克福学派”和阿多尔诺、哈贝马斯等学者为代表，他们激烈批评工业社会的无理性、人的压抑和异化，正是在这点上，“西马”大师认为他们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但“西马”的社会批判理论从来只是一种“批判的武器”，“西马”思想家也拒绝将理论转化为“武器的批判”，他们反资本主义制度也并未连“自由”、“民主”也一并反掉，相反倒是以“自由”和“民主”的普世价值为不证自明的立论前提的。所以，当上世纪六十年代欧洲爆发具有强烈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学生运动时，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多数学者不予支持就毫不奇怪了。那么他们难道还会捧“文革”为体现民主理想的稀世之珍？“新左派”人士爱借“西马”大师以自重，其实当年即便是在东西隔绝的现实下，即便是像萨特这样激进而且还于“文革”前来过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凭借文明社会的一点常识，也并未为“文革”献上多少好话。
刘先生又说：“‘西马’与其身处的社会制度似乎不共戴天，但那个制度却偏要与之相共，他们声讨控诉，安然无恙”，言下颇有几分认为“西马”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意思。我觉得这关系到人文知识分子在世俗社会中的作用问题。以我愚见，人文知识分子有两类，一类努力维护现实，另一类则以批判现实为己任。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这两类知识分子都各有贡献不可替代，哪怕是一个公认的好的制度，也应该容许后一类知识分子发出他们的声音。徐友渔先生一段话说得极好：“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价值的内涵是它的批判精神，它提出和发展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反省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抵制物欲的膨胀和拜金主义盛行，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对激烈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西马”思想家，西方国家和民众不仅“与之相共”，还给他们戴上“思想大师”的桂冠，我想其中必然包含了深刻的人类智慧。我们还在向工业社会迈进，在这种语境中谈“西马”似乎超前了点，但我们何必非得等到别人的悲剧在我们身上重演的时候再想起这些忧天的杞人？所以我和刘先生不同，第一反对把不该让“西马”认的账算到他们头上；第二，不应谢绝“西马”，听听“西马”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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