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先生学贯中西，汇通古今，在中国史和世界史方面都有许多创见。这里谨就学习他的世界史学定观体系方面，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雷先生治学宏通博识，注重理论思考，反对烦琐考证，认为“历史的了解是了解者整个人格与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并非专由乱纸堆中所能找出的一种知识”(雷海宗，《伯伦论学集》，中华书局2002，213页)。他在世界史学科中很早就反对西欧中心论。1928年，他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在评论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时，就能够指出，醉心世界大同的韦尔斯，其书中有26章是讲五六千年来各开化民族的历史，但其中西洋人就占了16章，达61，5％，其余的10章，作者留给了亚述人、巴比伦人、埃及人、印度人、中国人、犹太人、回人、蒙古人、日本人去拥挤凑热闹(同上书，614页)。雷先生还指出，这并不是作者看其他一切民族为无足轻重，而只是因为作者并不是一个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他缺乏这方面的高深知识，所以他头脑中的历史观就自然是以西洋史为根据的，于是写出来的世界史就会是这个样子了。“书虽名为世界史，实只头绪错乱参杂质的西洋史”(同上书，616页)。雷先生还提醒读者，韦尔斯是富有改造社会热情的小说家，而并不是历史学家，他的这本书，西方的人是把它作为一种消遣品来读的，而我们如果把它当作出类拔萃的一部世界史入门之作来读，可能就要发生许多谬误的认识了。雷先生还特别告诫译者，在译书时首先要考虑著作的价值，其次要考虑读者的资格，然后选择适当的作品来翻译。我注意到坊间最近又有韦尔斯的这本书出售，我想雷先生的这些提醒和告诫，在时隔七十余年之后，仍然还是有现实性的。
1936年，雷先生发表“断代问题和中国史的分期”一文，提出好多精彩的有关世界史的见解。他说西洋有三义，可分为泛义的、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西洋专指中古以下的欧西，就是波兰以西的地方，近四百年来又包括新大陆，而东欧并不包括在狭义的西洋范围内。广义的西洋，除中古与近代的欧西外，又加上希腊、罗马的所谓经典文化。泛义的西洋则除希腊、罗马和欧西外，又添上回教与地下发掘出来的埃及、巴比伦以及新石器时代，甚至再加上欧洲的旧石器时代。这就是通史上的泛义的西洋。但西方人又不愿把希腊以前的各民族历史泛称西洋，所以又称之为古代东方，但雷先生指出，希腊最初的文化起源在小亚细亚，和埃及处在同一条经线上，何以埃及是东而希腊是西；回教盛时，版图包括西班牙，为何也还是东方；希腊、罗马文化与欧西文化虽然关系密切，但从民族和文化重心来看，都决不相同；西洋史实际上是由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回教、欧西五个独立的文化组成。世界上还有印度和中国独立的文化，它们都有自己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这些表达了雷先生对整个由西方学者所建立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深刻思考和不同意见。我们可以不同意雷先生的文化形态史观，但他的对世界史整体的许多思考都是很有启发性的，时至今日，在如何建立世界史学科的新体系方面，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雷先生对世界史学科体系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除了人所共知的对上古时代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的意见外，他首先提出了在上古中古时期，亚欧大陆上游牧民族的活动和历史作用问题，并对之进行了研究。霄先生认为，即使在生产力不发达的上古时期，“世界的发展在很高的程度上仍然是脉络相通的”(同上书，342页)，而把整个旧大陆连为一体的现成媒介，就是游牧民族，就是公元前1000年以下开始特别活跃的游牧民族。他描绘了这些游牧民族纵横驰骋的历史画面，并总结出三点他们的历史贡献：即一，驯马和骑射法由游牧民族发明并由之传播于全世界，大大改善了交通；二是上衣下裤这种源自游牧民族的服装推广到世界上的广大地区；三是亚欧大陆东西之间的媒介作用。我们知道，雷海宗先生提出的问题，后来由吴于廑先生作了更大的发挥，写成“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吴予虚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著名论文，为我国学界所传诵。
雷海宗先生还再次谈到古代东方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是十九世纪的欧洲学者对东方的认识太少，创造了这样把问题简单化的名称，或多或少有一种对东方的污蔑意味。他更指出没有什么东方的土地国有制，土地制度并没有东、西之分。氏族社会土地自然为氏族公有，所以后来的国家亦即土地国有。如果我们要知道土地国有的例子，最具体的不是“东方”国家，而是中古时代的西欧国家，当时西欧认为土地属于国王，乃是当然的事。而英国国王曾经实际地行使此权(雷海宗，前引书，386页)。雷先生能汇通中西，观察所谓的土地国有制，并且指出了其实西方中古各国乃是最土地国有的国家，这实在是对我们认识世界史上的土地制度的一个很大启发。当时我国史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土地是国有制抑或是私有制的讨论正如火如荼进行，许多人在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上下工夫，而没有更多地去研究实际的世界史上的情况，雷先生的说法实是对讨论的一种很好的帮助。
雷先生否定了奴隶社会在上古时代的普遍性后，进一步提出用生产力的发展来划分世界上古史，把它分为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两个阶段，并且指出了这两个阶段生产关系的不同。铜器时代土地氏族公有的理论仍然维持，实际制度也与理论相距不远；而铁器时代土地可以自由兼并，地主阶级和无地少地的农民出现(同上书，395页)。这一分期法在当时使人有石破天惊的感觉，在今天也还很有启发性，对我国许多学者关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三阶段论，五阶段论，历史分期等等，在讨论中都有参考价值。
雷先生对世界史体系的真知灼见还有很多，可惜由于在政治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许多见解都没有进一步发挥。今天我们纪念他，最好的办法就是顺着他开拓的道路前进，为推进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进步、发展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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