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先生之治史学，早期即从中外两方面作了很好的准备，而最初正式提出的研究著作则是外国史方面的，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即为《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雷先生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以后，先后在一些大学里既讲授外国史，又讲授中国史，直至1948年底的约二十年时间里他发表了许多论文，从文章的主题看，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初看起来有一些奇怪，他在外国不写中国人擅长的中国史方面的博士论文，而写外国史的题目；回国以后，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一般中国学者所不擅长的外国史上，反而大作中国史的文章。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我想，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点：第一，在这二十年中有大约十五年（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前半期)时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作为怀着爱国深情的学者，雷先生关注祖国历史，力求从中寻得中国复兴之理，这是极其自然的事。人们不论对他所主张的历史形态史观持何种看法，都从他的中国文化第三周的说法中看出他对祖国的拳拳之忱和寄望之殷。第二，他的这些论中国历史的文章，几乎篇篇都是以世界史为背景来论述的，或者说都是含有中外历史比较的意义的。他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论文决非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可以作得出来的。他这样作，从直接的层面上来说是治中国史，而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中来研究，在客观上也正是发展中国人的世界史研究，他也是间接地把世界史本身推向一个更为全面和精确的层面。试想如果世界史里没有充分反映中国历史的地位与作用，那么这样的世界史又如何能算作真正的世界史呢?新中国成立以后，雷先生又主要从事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他兼治中外历史的自然结果。由于非学术的原因，雷先生未能在世界史的研究中充分作出自己的贡献而离开人世。这自然是我们历史学界的一个巨大的损失，但他的研究还是可以从许多方面给我们以有益的启发的。
雷先生的世界史研究是包含中国史在内的真正的世界史研究，是中国人结合本国历史对于世界历史的考量。所以，贯中外是其特点之一。雷先生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法国近代史的内容，回国不久又写了《殷周年代考》这样的中国上古史的文章，以后更致力于中国通史与世界通史的研究；他的通史不仅是时间上的通古今，而且有其特有的通古今的精神，是真正的通史(拙作《论通史》可参考，见《史学史研究》2002年4期)。所以，通古今是其特点之二。雷先生的历史研究或为微观之考证，或为宏观之综论。用孔子的话来说，这就是“叩其两端而竭焉”，用库恩（T．Kuhn)的话来说，这就是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The Essential Ten-sion)。所以，兼宏微是其特点之三。雷先生在芝加哥大学时主修史学，副修哲学，对于在当时西方盛行的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及其对于史学的影响，显然有敏锐的把握(这从他对克罗齐著作的翻译及其《历史过去释义》等文可见一斑)，看来比只注意到实用主义、新实在论的当时中国文史学者似胜一筹：他的历史观在框架上属于历史形态史观，而其思考与行文则多有哲理的寓意。所以，融史哲是其特点之四。愚以为，雷先生治史的以上四个特点，也正是大师级的史学家的学术取向。中国的振兴需要各个方面的大师，现在大家都希望有一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能够成为大师级的学者，所以，雷先生的治学特点对于大家应该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当然，想学雷先生，也并非想到就能做到的事。雷先生之所以能够如此，而且那样早熟地学贯中西，显然与他在中外古典语言文字方面根深蒂固的基础以及他在中外文化素养方面的宽厚根基是密切不可分的。不掌握他所能掌握的那些语言文字工具，如何能看他所看的书?没有他在哲学等方面的素养，又如何能看懂他所看的书?所以，要学雷先生的学术风格，而不想下雷先生早年所下的那种基本性的深功，那么就只能徒有其表，甚至可能就在学术上“飘”(gone With the Wind)了。我想，这是我们在学雷先生的时候绝对不能忘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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