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三人行。
八十年代末，我定居法国，虽然也频繁地参与了一些法国主流文化界的艺术活动，但一种文化流亡的孤独，常使我深感寂寞。我对法国当代著名的汉学家、巴黎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班巴诺教授谈道；中国人对法国文化的了解远胜于法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我们的小孩大都知道蒙娜丽莎和毕加索，知道巴黎圣母院和法国大革命；而屈原、杜甫、齐白石和辛亥革命恐怕就鲜为法国人所知了。班巴诺先生说：这一方面是因为明末以来中国文化主动登陆欧洲太少，太无力；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文化自身的确太庞博艰深，她的神秘已不是隔了一层面纱，而是筑起了一堵长城。长城外的人很难透视她的面目，更不要说窥探她的灵魂。班巴诺先生几次向我介绍了他的同事，巴黎大学“三剑客”：熊秉明、程抱一、谭雪梅。这是三个华人学者兼艺术家，在巴黎生活了五十多年，他们是首批进入法国高等学府的华人教授，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艰难地做“推倒长城”的工作，用欧洲人易于理解的方式，一点一点地介绍和阐释中国文化，成为在法国的中国文化代言人。近半个世纪，法国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他们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的兴趣在于比较艺术，一直希望寻求一条中国艺术走向当代，并能与中国以外的世界对话的道路。“三剑客”的成就，使孤独的我得到一种抚慰，更增加了我对他们油然而生的敬佩。
当时，“三剑客”中，我只听说过熊秉明 先生。在香港时，文化界朋友向我谈起过他 的雕塑和书法，以后在巴黎蒙巴拉斯的一 个艺术沙龙中才得以结识。初次交谈，即有 一见如故的感觉。熊先生是性情中人，平淡 朴实，貌如其人，极易交往。从艺术到哲学， 我们有谈不完的话题。在朋友面前，艺术家 的随意和幽默常常掩盖着他的学者气质， 而严谨的思维和睿智的谈吐，又常使人忘 记他是一位艺术家。
几年以后，在我的一次画展上，见到了谭雪梅女士，典雅高贵，衣饰讲究，年过花甲，却立即使我想到了俄罗斯名画克拉姆斯柯依的《无名女郎》。如果不是她的主动攀谈，我恐怕很难找到与她交往的方式。为使初次见面轻松一点，我说：“没想到巴黎‘三剑客’中，竟有一位是女侠。”她立即用地道的四川话说道：“不是‘三剑客’，‘三剑客’是西方的。我们是孔圣人有云：‘三人行’。在巴黎，处于强势欧洲文化的包围之中，华人如不‘三人行’，难于活命。”谭雪梅是中德混血儿，容貌举止都十分西化，与熊先生的中国儒生形象迥异。一番“三人行”的话语，出自她口中，使我深为感动。她说：“我们是老乡啊1老乡见老乡，不必泪汪汪。”她父亲是四川人，母亲是德国人，她六岁到四川，在那里一住就是“抗战八年”。我说；“那您就是峨媚女侠了。”接触久了，谭霄梅的确有侠女之风，广结朋友，豪爽义气，语无遮拦，评时政，议人事，谈文学，宣来直往，无所忌讳。
程抱一先生一直深居简出，几乎不在沙龙和展览露面，与他的见面还是在他获得法兰西学院“不朽院士”殊荣之后，在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作为主宾的一次活动中认识的。我们共同的话题是儒家文化的当代发展。程先生的谈话是深思熟虑的，审慎的，有时甚至是宇斟句酌。也许是因为初次见面，也许是因为处于一种“官方”的场合，也许是我们的话题过于严肃。程先生虽然身体不够好，但是谈兴甚高，我们俩端着红酒，靠在一个角落的墙壁，从法国谈到美国、中国，都离不开中国文化这个主题。我们交谈中常有一些华侨、留学生和法国人来请程先生签名。程先生获得法兰西学院“不朽院士”荣誉虽然已经过了半年，但在巴黎，人们仍在争相传颂，从希拉克总统到法兰西学院本身，均认为程抱一作为不朽院士是“法兰西共和国的荣誉”。巴黎报摊的老板则说，法国足球在世界杯上惨败，得以有FRANCOIS CHENG(法籍华裔)进入法兰西学院，多少提升了社会的士气。法兰西学院象征着民族和文化的永续不朽，超越政治权威，无视政权更替，被视为法兰西“思想库”。只有法兰西学院院士(ACA-DEMICIEN)被称为“不朽者(1MMOR-TEL)”。法兰西学院(CACADEMIEFRANCAISE)下设的五个学院：研究院、文学院、理学院、艺术院、道德与政治学院，人选其中者都只是“成员(MEMBER)”，著名华裔画家朱德群是最早被选进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的(ACADEMIE DES BEAUX—ARTS)，亦称为“成员”。当我最初看见法国各媒体纷纷打出“程抱一——第一位亚裔作家院土”的标题时，我曾产生诧异。因为朱德群先生早在1999年就被选人法兰西学院艺术院。后采方才知道，法兰西学院本部与下属各分院是有差别的。对话关系着存亡。
程抱一先生于1949年元旦，公派巴黎留学。最初学习法国文学，一直靠在餐馆打零工维持学习和生活了十几年。以后，先后进入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巴黎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执教。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法国和欧洲刮起了一股强劲的结构主义旋风。这是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一种哲学思潮，它提出了对文明历史、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的一种新的系统见解。风靡一时的结构主义逐步取代了曾同样风靡的存在主义，这标志着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过渡。结构主义和其后的解构主义，很快推动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全世界的传播。结构主义在各个领域的创始人如列维·斯特劳斯(社会学)，罗兰·巴尔特(文学艺术)，福科(认识论)，索绪尔(语言学、符号学)，雅克·拉康(结构心理学)等都是法国人。雅克·拉康和福科等当时需要一位中国对话者，以从多角度跨文化领域实证他们研究的普遍性，寻找到了正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语言研究中心担任助理的程抱一先生。至此，程抱一便与前面提到那些结构主义著名的思想家有了过从甚密的交往。他开始用结构主义方法论分析中国诗词语言和中国绘画语言。可以说，程抱一先生是华人学者中最早接受并卓有成效的传播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第一人，他站在世界最新文化思潮的前沿，把一大批在原地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远远地抛在了身后。他的研究不仅突破了中国文学研究和艺术研究的传统框架，扩大了研究的内涵，而且寻找到了一种能让欧洲人理解中国文化魅力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使西方人接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变得容易和清晰，中国文化神秘内涵的厚厚长城被解构了。
程抱一先生的卓越研究虽然打开了窥探中国文化精华的大门，但是我仍然感到中国文化在欧洲不像在美国，杜维明、余英时、李欧梵等一大批新儒学家那样活跃，后来还有李泽厚先生等介入，更增加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我说，这恐怕与美国的历史和更加多元的社会有关，与一大批华人进入了美国文化、政治、经济的主流社会有关。程先生说，在法国，他也是一个孤独的苦行者，即使“三人行”，也很势单。他十分关心国内对美国华人学者研究的反映。我说，据我观之，恐怕从旁关注者多，与之对话者少。国内学者的文化研究更多着眼于中国现实。程先生说：“关注现实是必要的，但宏观把握更需要超越，超越才能清醒，才能看到现实的发展趋势。我的研究使我深感中国与外界的交流是十分重要的。今天，对中国来说，西方世界已经不是国门刚启时那样一种新奇和热闹，而是攸关生死存亡的必然。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化的生死存亡。我们的获救，存在于与另一方的对话之中。” 程先生这段振聋发聩的谈话，使我深有同感。我们往往满足于中国文化五千年能香火不断的历史，如果不认真与世界对话，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纷呈的文化中是否能再承传，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十几年前，中国画已举步维艰，我与国内不少的画家、学者也都希望能寻找到中国画的新出路，但是，我们的思考始终停留在对传统自身的研究上，即使企图在中国画之外寻找新的参照系，但仍未与外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程先生说：“研究中国文化不能只在中国文化圈子里研究，要突破这个圈子才有作为。”正女0程先生所官，中国古代学者甚至包括近代学者，几千年一代一代地在儒学中注释“四书五经”，虽有发展，但没有突破性的飞跃，所以中国文化衍进十分缓慢。程先生说：“没有突破只能是维新，维新只是一种改良，还不是复兴。西方文艺复兴是一种突破，它不是恢复历史。而中国没有文艺复兴。我们现在面临的则是思考中国文化突破性的发展与生存。”
在谈到结构主义时，程先生问到我的“同构论”思想。我说八十年代中，我发现了东西文化存在着非共时性的同构关系：一方面是中国近代艺术自“五四”之后受着西方科学主义制约，一直处在复制西方古典艺术状态，难于走向现代；一方面则是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反传统意识，在其核心部分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却产生奇特的同构性特征。这种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逆向交叉的同构关系，引起我的极大兴趣，我似乎找到了一条中国艺术通向现代，通向世界的路。但真正使研究获得成果还是到法国以后，跳出了围墙，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比较东西方艺术，方感到一切都清晰了，了然了。程先生说，跳出来是很重要的，研究任何问题，都得跳出来，才能把握它和超越它。我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到了法国，我开始认真地解构东西方艺术，而这种解构，则是从艺术语言这个层面开始的。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是很自觉地运用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方法。我只是感到几千年沉积的中国文化的超稳定的内聚力十分强大，站在中国文化的核心部位，要冲出重围谈何容易!所以，我首先选择了边缘和表层，选择了语言和符号。任何文化即使是强势文化，其表层和边缘都是最活跃部分，最易于突破部分。一旦表层被突破，它的深层核心就外显了。表层变化了，核心也随之变化。上世纪初，革命剪掉了辫子，却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变革。我的文化“同构论”思想，首先就是在各种文化的边缘寻找契合点，继而同构各种不同文化的精华。我反对文化的折中和混合，反对无视区域文化的不同特征，而区域文化传统的新生则必须经过解构的过程。十几年来，我的实践和思考，使我一直对“中西合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存疑。程先生说：“不能用二元论的眼光来分离‘体’、‘用’。形态和符号是有生命内涵的。人类是语言的动物，也可以说是符号的动物。正是语言给予了生命以光辉，给予了生活以意义，语言似乎是文化的表层，但它不仅仅是表层。我解剖中国文化，正是从分析中国文学与艺术语言结构人手的，并试图从中把中国思想的精髓提炼出来，对生命的本质进行了思索。也许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思考有相同之处。但是，我不认为语言是边缘表层，往往是语言反映了本质。”
与程先生的交谈，给了我很多启示，并使我对他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程先生的研究和他的文学作品使任何人都能感到中西文化在其中交织，穿插，渗透，而又泾渭分明。他远远抛弃了“合璧”论和“混合论”，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清晰的解构和重构的崭新思维。这就给我实践和思考了近二十年的文化同构思想找到了一个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三剑客中，我与熊秉明先生认识最早，交往也更多些。程抱一先生学的是文学，而成就于文化研究。与程抱一先生不同的是，熊秉明先生学的是哲学，而深爱的是艺术。我的爱好和性格与他有很多相通之处，我们的交往常常非常默契。去年冬天，我在睡梦中突然接到诗人星球先生从巴黎打来的电话，说熊先生刚刚逝世。我震惊了!熊先生虽已年过八旬，但精神和身体尚佳，谈话中气十足，掷地有声。没想到却突然因脑溢血而逝世。两个月后，我在巴黎见到程抱一先生，他也说：“这是最没有想到的事，可惜，可惜，非常可惜!像今天这样关于中国文化的聚会，正是他应该出场的。”谭雪梅感叹地说：“三人行，已先走了一个，何以为师!”熊先生以哲学家、诗人、雕塑家、书法家和教授的跨文化的多重身份，活跃于各领域的金字塔尖，但是我深知，他真正愿意实现的目标，是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近年来，他奔波于台湾、大陆和巴黎之间，举办展览，充沛的的热情掩盖了他瘦小的身体早巳疲惫的状况，致使病情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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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1947年赴法国攻读的仍然是哲学。在写哲学博士论文时，他接触到了法国著名雕塑家日蒙(CIMOND)的雕塑，这些作品的神奇和生动使他顿悟，他看到了雕塑大师哲学家的眼光，发现了作品的哲学意味，便突发奇想：我不必写哲学论文了，还是搞雕塑吧!这里有最生动的哲学。至此，他进入了日蒙的雕塑工作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推上了巴黎大学的书法讲台，开始用西方抽象主义思想教授“书技”课；但发现书法不仅是技术，还有情感的东西，创造的东西，他又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思想开设“书艺”课；在研究书法艺术时，又发现书法不仅是艺术，还有哲学，又开设“书道”课，从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哲学集大成者康德到萨特的存在主义，甚至之后的结构主义，他广泛地运用西方古典及现代哲学的思想方法梳理中国书法理论。在研究书道中，触摸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即中国文化的哲学精神。他逐步地清晰地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中国书法的全部理论和它的丰富形态，正是反映了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1999年，熊先生约我和我太太版画家吴孔春到他乡下的新屋，本来是去看他为北大校庆作的两件雕塑稿，但大部分时间是被他拉到楼上的书房里，在一间不大的书房中，桌上、地上、座椅上、书架上都堆满了他写的书法，有的宇竟是重复写了不同结构的七八幅。这是我第一次看熊先生的书法手稿，包括他的废稿。在工作室中看雕塑稿时，熊先生更多的是谈技术、材料、造型，包括非常仔细地询问如在国内完成，如何放大?钢板是用热压或是焊接，或是做模翻制?以及在形式结构上，某一钢板的大小，钢板卷曲的程度，表面质地粗糙的程度等等，所有的问题几乎都是形而下的层面，可以看到他对每一个细节思考的严谨和形式探索的困倦。而他自己的阐述也都似乎是在寻找更恰当的话语。但是一到了小书房，熊先生则立即心旷神怡，语言变得流畅、潇洒。他说：“常人把书法看成是艺术，而我更愿意把书法看成是一种文化。我发现古人论书法，谈艺技少，而论道多。”他送了一本他著的香港版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的书给我们，并引用书中的引语说：“《辩体章》曰：‘夫人灵于万物，心主于百骸，故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宜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陆象山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光塞宇宙，无非是理。’张旭‘喜怒窘穷，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天地之变，亦一寓于书’，还有‘心悟于圣道，则书契于无为’等等，处处体现着东方文化中关于本我、心性、情感、伦理、道德、境界、宇宙等核心思想。所以我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熊先生是因哲学而导入雕塑的，但进入雕塑，则把艺术造型看得很重；他又因技艺而书法，进入之后，则又由技艺而哲学。比较他的雕塑，我常感到，正是在书法里他才把艺术与哲学契合得天衣无缝。
熊先生学究雕塑之后，曾与巴黎一家画廊短期签约，由于性格因素和生活迫使，他最后选择了一个稳定的职业，在巴黎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任教，一直到退休。但艺术实践并未间断。他自我调侃地说：“我很想像你一样做自由的职业艺术家，独来独往，与天地神游。但我这个人天生不能以艺术为职业，因为我不知道怎样要价。要高了，很对不起人家；要低了，又太委屈了自己。”他说得幽默而真实。我戏说：“你在西方商业社会泡了半个多世纪，没想到还是一介迂腐得可以的儒生，羞于谈钱。至于价钱，何不两者相权折其中?中庸之道正是儒生之道。”熊先生竟很认真地问：“何其中?中间地带其广其阔。”
交往时间长了，我越来越感到熊先生的生存状态就是处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不倦地探索：学者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的重叠和交替；东方与西方双重文化的交织和冲撞；传统与现代的衍进和回归。这其间都显示着十分复杂的中间地带。熊先生在《观念与造型》文中自述，他一直“在哲学与艺术之间模糊而广阔的地带活动”。他的同学吴冠中说：“他敏感的艺术气质总是受着哲学观念的制约，永远在探索情与理的矛盾与和谐。”其实，就我观之，熊先生诗化的哲学，并未制约熊先生的情感；而他隐藏底蕴的艺术，正是缘于他的理性思考。就像他自述的一样，他已模糊了哲学与艺术的界线，游于艺，而志于道。他送我的一篇文稿《看蒙娜丽莎的看》，就是一篇经典的充满哲学意味的散文，一篇诗化的哲学。他的人生是哲学家的人生，重道，重德，重学养、素养，以谦谦君子之态面对人生，又寻求超越局限的自由。他的人生又是艺术家的人生，重情，重义，重感悟、体验，以裸露澄怀之心，拥抱自然，享受生命与天道结合的境界。熊先生解释这个“境界”说：不仅仅是美学意义上的，它超越审美，超越艺术形态和语言，它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我与熊先生多次讨论到这一“境界”，他始终不使用某一哲学或艺术中的概念去言说，而常用诗句或书法的意蕴去隐喻。我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浑然的，身心均融于其中的境界，是一种真性的境界，是精神和物质的本源，是畅达而逍遥的，是虚空而实在的，是有形而无形的，是似是而非是的，是以真性去感受宇宙之灵性。这难道不是熊先生艺术与哲学合一的境界吗?
其实，哲学包含着两种形态：一部分是可以言说的，是外显的编码化的，主要是原理知识和事实知识；而另一部分是不可言说的，隐含的经验和感悟，是心灵的知识。特别是中国哲学，它把原理模糊化，多义化，不确定化，恍兮惚兮为之道，更是蕴涵着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变化的灵性。这恰恰与艺术的追求一致。也许熊先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哲学中的艺术。同样，艺术是直觉的，但高层次的艺术不能没有思考。也许也正是在这里熊先生找到了艺术中的哲学。发现传统超越传统 重塑传统 。
文化认同问题在海外华人社会是一个长久困扰着华人的沉重问题。本来在交往频繁，文化多元的社会，无论是失根离祖，落地生根，重塑自我；或是寻根问祖，落叶归根，寻找自我，都无不可。但是，中国人的族群意识，民族意识，以至国家意识心理负累太过沉重，即使成了外国公民，这种文化也常常成为生命中被触动的一个情结。不像阿尔及利亚人变成法国人，英国西班牙葡萄牙人变成美国人那样，一心一意植根于新的土地，没有文化认同和文化寻根的彷徨之苦。中国人在任何地方都活得太累，恐怕就是因为这种沉重的背负。
“三剑客”移居法国半个世纪，学贯中西，并已进入法国主流文化界，仍常为自己的身份认定而彷徨。熊秉明先生对我说：“中国人与法国籍，对我来说就像艺术与哲学一样，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合作得很好。重要的是常苦于没有归属，法国人始终视我为老外，中国人则视我为异类。巴黎这样多团体，我不知道该加入哪个社团。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这就是我的尴尬。”程抱一先生也说过，他“不是边缘人，但事实上却已经成了一种无法界定的人”。他的情感是东方的，而思维则是西式的；对生命的信仰是西方的，而希图在有限中寻找无限又是中国式的。我曾对秉明先生说：其实，您们处于中间地带，跨文化的融合性和精神的多元性，我以为正是您们最好归属。他说：“理性上是这样。但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物，按照弗洛伊德思想，人格中的‘本我’，是与生俱来的非理性结构，但很多情况下，起主宰作用的是非理性的潜意识。也许正是艺术家的情感意识在起作用，我与程抱一还是有些不同。您能感到我虽然用西方思想研究中国传统，但重心还是落在中国文化上。”强烈的母体文化情结，决定了熊先生的文化归宿。中西之中，重心在中。他属于回归自我型。 程抱一先生提出“三元”命题，则希望两种文化主体在对话、交流中创造出新的生命，而不是合二为一。解构、注释、介绍中国文化并不是他的终极归宿，他希望创造性的交流，“坐看云起时”，使中国文化获得新生。比较两种文化，程先生更着眼于互补性创造，他的文化理想似乎应属于重塑自我型。 谭雪梅女士则是另外一种状态，她是一个梦想型的理想主义者，一直在寻找真实的自我。在我看来，她从中国到法国，很快就已经“落地生根”了。但是她却常调侃辩解：“很多人认为我很西化，其实我的生活与我的血液一样，是一半对一半。上午的时间，一个半小时打太极拳，一个半小时弹钢琴，下午读书写作。恐怕在我的写作中，您很难分出法国和中国。”我说：“您上半生在中国，下半生在西方，是否也是一半对一半?”她很认真地回答：“不!在中国的一半是西方，在西方的一半是中国。我在中国时，向往西方，在法国时，则常常想到中国。”这似乎又是一种“围城”现象。其实，我感到她在法国想“城外”的中国，并不完全是一种故土的怀念和文化的寻根，更多的是一种痛苦的思考。
谭雪梅说；在中国时，中国文化对我是渺茫的，到法国后，我在大学教汉语和中国近现代文学，倒迫使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观察。很多西方人远观中国文化，对它的理念和所建立的秩序，大都认为有很高的美学价值，特别是道家的思想，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追求的内趋性和逆向性十分一致。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遵循无固定规则，无判断尺度的主张几乎就是道家的“无为而为”，“无法而法”。但是，身临其境，实际做起来，却是逼得人透不过气来，特别是怀着对中国文化崇敬理想到中国生活的西方人，这种感受特别明显。因为西方的自由精神，在这层层叠叠的关系中令人窒息，使人怀疑道家的自由境界，只是一种出世空想；我不知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尴尬，或是它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沦丧和异化于无论我现在多么努力希望从中国传统中发掘精神资源，但我毕竟在生命转折时，受益于启蒙思想，人本主义和民主制度，中国文化像魂灵一样游动在我身边，但又总觉得离我自身的真实存在实在遥远，每当我沉浸在人与天地合一的境界中时，我常常怀疑，我是否又坠入了青年时期的另一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梦幻之中。
谭雪梅，1930年出生于南京，父亲留学德国，母亲是德国人，先后在中国中央大学、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共和国成立后，谭雪梅随父母到北京，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分配在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演员。她不满足于文艺工作者一般的文化修养，开始系统的精读“世界史”、“联共党史”、《资本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同时，带职进修北大中文系的全部课程，以后又调入中央乐团和文化部艺术局作翻译工作。在当时中国戏剧界，苏联斯坦尼斯拉夫体系一统天下的背景下，她翻译的德国著名导演、戏剧家莱茵哈特和布莱希特的著作，无疑给中国戏剧界增加了一点色彩。谭雪梅说，在翻译中“我很快尝到把外语脱胎成汉语的刺激和创造性。那真是一种无穷的乐趣”。正是在作翻译工作时，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和施特劳斯、马勒、赫英德米特等的浪漫主义音乐给她的心扉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她血液中西方这一半，得到了提升。
她生活在中国的时期，正是中国动荡的极其特殊的文化时代。一方面是“反封建”而割断了中国文化千年传统；一方面是“反资产阶级”而隔绝了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从父母身上承传的中西两种文化基因不能不受到巨大的抑制。中国民族主义精神和《牛虻》、苏联文学中“保尔·柯察金”的英雄主义，使她以年轻人的狂热和宗教式的虔诚身心投于革命的洪流，自愿地接受各种“考验”和“改造”。当她的理想和追求最终沦为虚幻时，她到了法国，东西方两种文化才得以真正苏醒。 谭雪梅在巴黎获文学博士后，任教于巴黎大学，直至退休。她在研究和讲授中国的语言和文学时，与程抱一、熊秉明一样，广泛地吸纳了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国和欧洲在对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进行深刻反思之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相继登场。程抱先生的机会，使他首先接受了结构主义，熊秉明先生则是一直钟情于康德哲学和弗洛伊德思想，谭雪梅的混血血统和她投身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经历，使她对人的自由存在价值有更多的思考。二十世纪上半期，两次大战间，人本主义思潮势头十分猛烈，二战之后，深化了人本主义的萨特存在主义从德国进入法国，立即形成声势浩大的国际潮流。正在为人的理想存在而苦闷的谭雪梅，很快在这里找到了她的精神依托。在我接触的法国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接受存在主义时，显得是这样自然和顺理成章，其间似乎并不存在着“跨越式”或“批判式”的障碍。班巴诺先生是其一，谭雪梅女士又是其一。存在主义把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作为一个混一的核心命题。既强调人的物质存在，更重视人的精神存在的绝对意义。这对当时的文学和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致使传统文学艺术的独立体系和经典法则破坏殆尽。存在主义文学中的存在不再是客体，也不再是典型环境中的主体，而是作为意志和行动主体的个人存在。这个个体存在并非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存在，而是完全的，自由的个体存在。谭雪梅说：我们不是芸芸众生的存在，也不仅仅是作为社会动物、政治动物、经济动物而存在，我更厌恶在错综的关系中存在。我希望探求人的自由存在所具有的更多意义。她认为，“文学即是人学”，萨特恐怕比高尔基理解得更为深刻。 谭雪梅送我的自传体小说《混血情》和它的续篇，正是这种存在主义文学思想的反映。小说主人公经历了抗战，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批判《武训传》，肃反、反右等重大“运动”，但她并不重视事件本身，甚至不像我国伤痕文学那样热衷于对事件的批判，而是着重于个体的体验和人性与环境的对立，展现当代人面临的生存问题和忧患意识。这部作品很像法国著名作家马尔诺的“人类处境小说”+马尔诺以亲身参加革命的经历为素材，描绘“革命”事件也非他的目的，而只是他探寻人类命运奥秘的载体。
不难看出，谭雪梅女士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她那挥之不去的特殊经历的个人体验，往往伴随着她的研究，使她的视点更多地触及到我们传统文化中对个体生命自由、存在的忽视。程抱一先生在与晨枫的谈话中说，我们“不能忘记对主体的思考和肯定是欧洲文化的贡献，思考的最终极的意义是个体具有权利和自由。这是其他文化应吸取的。也是我从西方文化中得到的最大启发”(《博览群书》2002年11期)。
在中西文化交汇地的“三剑客”，他们各自的研究和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在比较中西文化，努力发掘中国文化精髓时，不能不同样重视对它的弊端的思考。发现传统，超越传统，重塑传统，这应是我们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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