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之先生以年龄论仅长我两岁，以学识论，实在应该是我的前辈。且不说他的学问，即以他读过的中国古典文史和英、德、法、日等外语的记忆、融贯和表达的能力，也是这种年龄的读书人所不易企及的。
我没上过大学，也不会外文，只从一位老学者读过经、子、文、史的书，学着写古文诗词，承世丈陈援庵先生提拔到辅仁大学教书，中间受尽轻视和排斥。解放后院系调整，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些毛病或说习惯，大概由于一是乡贯相同，二是职业相同。今天分析起来，实是语言交流的容易为主要的原因。长之先生虽原籍山东利津，但从小久居北京，和我有绝大的相近关系，后来又有同“派”之雅，如果模拟科举习称，我们相呼“同年”，又有何不可呢!
我在师大中文系教古典文学，当时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规律，即是文学史必由政治水平高的教师担任。所谓高低，当然在于政治的资历。如果是一位政治上有资格的教师，不论他的业务怎样，也可以讲文学的发展或文学发展的理论。有一位曾和另一位年轻的革命教师有过往还的中年教师，在业务上是东拉西扯，但他曾从那位年纪轻的革命教师那里听来一些革命理论的名词，这样他便常常在讨论中取胜。一次李长之先生讲陶渊明一句“鸡鸣桑树颠”，那位便说与“种桑长江边”有关，姑不论陶氏家是否临着长江，由于这位“半权威”的人说了，就必须跟着他牵强附会地去误人子弟。
有一次一位朋友需要讲一位欧洲文学家的生平和他的文学成就，来求李先生帮他的忙，李先生就请他在一旁坐下，自己一边就拿起笔来起草。我由于不在旁边，听当时在旁边的人说，大约一个课时(九十分钟)的时间，即把草稿写成。那位朋友喜笑颜开地拿着那篇草稿走了。这是我得知李先生对外国文学和外国作家的熟悉情况。
李先生写过一篇分析鲁迅的文章，题目用了“批判”二字，那是日本“批评”的同义词。李先生是通日文的，在全国解放前有许多词汇是由日本文章上引来的，特别是法律上许多词汇，例如：法律、会议、通过、胜诉等。笔者幼年时流行新戏剧被称为“文明戏”，有些人拿着手杖，被称为“文明棍”。一次我说了“文明”二字，被先祖申斥：“你跟谁学的这个‘新名词’?”后来读了《易经》，见到这二个字，这时先祖已去世了，才知道即使古书上已有的词汇，在今天的用法和含义已不相同即当作新含义看待了。相传清末有一位达官看到秘书代他起草的一篇文稿中有一个“新名词”，他便批上“某某二宇是日本名词，阅之殊为可厌”。他的秘书看到之后又批了一句说；“名词二字亦日本名词，阅之尤为可厌”，这位达官也没办法了。李先生在大量袭用日本名词的时代也用了“批判”二字当作“分析”含义文章的标题，没想到解放区这“批判”二字的用法却只作负面的含义来用的，李长之先生的这篇文章便成为“阅之殊为可厌”的“反动”罪名了。
去年我与我校的一位老领导聂菊荪老同志见面，谈到李先生，我说：“他在中文系可是罪大恶极的人物啊!”聂老说：“他最后的解放是我签署的，据我所知：他年青时通晓几种外文，文笔很快，写的也比较多，有傲气，得罪人较多。”这时我的胸间所压的一块大石头才像一张薄纸一样地被轻轻揭开，而李长之先生也总算亲手在改正右派分子的文件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他曾在给我的电话中说：“感谢当今的领导啊!”
李长之先生的学问、文章，都由他的二女儿李书和女婿于天池搜集编排，终成为这部文集，也是我们这些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们共同值得安慰和庆贺的!《文集》中绝大多数文章我没读过，只有关于司马迁那部分是曾拜读过的。我一向不敢为朋友的文章作“序”，最多只称“读后记”，但今见《李长之先生著译年表》后感到称“读后记”也不确实，只好标题《我所尊重的李长之先生》(代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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