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能比等了又等、盼了又盼，多少个春夏秋冬始终在翘首以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更令人激动、感奋的了!
有的梦，也许永远不能成为现实，只能是心中的理想——像爸爸，对中国文学史苦心孤诣研究了一辈子，在他还不到35岁对发表的一篇短文中，他热切坦陈：“……在我的生活中，写作是最快乐的了。……半生的希望是：假若再给我三四十年的时间与健康，我将写一部像样的中国文学史。……希望精，……希望深入。”为了这个梦，他穷尽了一生之力。他写速篇短文时是1945年，战乱、迁徙、漂泊流离，使他无法静下心来从事写作；好不容易盼来了新中国成立，没多久，运动对他的冲击就一个接着一个；在艰难备尝，熬到出现了历史的转机，有条件可以著书立说了，他已经心力交瘁……爸爸生性热情，爱交游，他常常自豪地聊起他那些老老少少的朋友们，戏说“谈笑皆鸿儒，往来无自丁”，他和我讲过许多“和朋友在一起，痛苦可以减一半，快乐能够增一倍”的经历。这也可以从他写的文章、办的刊物中想见彼时高朋满座的热闹。但是在爸爸四十多岁时被打成“右派”后，直到晚年，我家可谓门可罗雀。他呢，则一直都在盼着，想和朋友再见一见，……然而，他的梦在不尽的期待中破灭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没有实现。
有的梦，虽然可以变为现实，但当它已经成为现实时，却还以为是在做梦——像我，面对盼望已久又凝聚了多少人的心愿的《李长之文集》的问世，竟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想起爸爸，就不禁会想起“文革”那疯狂时代的岁月，红卫兵把爸爸押解回家时对他又推又搡、又叫又骂。在我的记忆中时时交叉叠印着的红卫兵的暴戾恣睢和爸爸晃动着像蓬草一样灰白的头发、不肯低头屈服的情景。爸爸脖子上挂着倒写的‘他的名字并在其上打着大红叉子的牌子。院子里、屋子里一片狼籍……待红卫兵又押着爸爸扬长而去后，我也不知为什么，蹲在地上，细心而又耐心地捡起地上被踢来踩去的爸爸的一本本书和一页页手稿，又一点点摆放好。还是个十几岁孩子的我不知道这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不知道天塌地陷要有多久，也不能理解被红卫兵押解着的爸爸此时所感受到的耻辱、悲愤和痛苦，但我知道，那些书不管是他著述的，还是他购置的，甚至那些仅有着只言片字的纸片，都是爸爸的心血，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这或许是出自血脉相连的本能，或许是来自冥冥之中的引导，我把纸片、书本捡起来，——成为今天的文集能够得以出版的第一步。后来，在和爸爸相守最后的日子里，特别是在爸爸去世后二十多年的日子里，可以说，是在翻检、整理爸爸的文稿的过程中，我才真正理解了我的爸爸。艨胧的梦的轮廓也渐渐清晰起来——爸爸的文章、书一定会从厚重的历史尘封中出来和大家见面。这个梦，藏在我心里有二十多年，支撑了我的生命，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和激励；在我人生最艰难的岁月里，这个梦就像爸爸温暖的手在拉着我前行。爸爸的老朋友启功伯伯，多少年来始终在关心着爸爸书的出版，他甚至想用自己的钱为爸爸先出一本书。在他九十岁高龄，且讲学、著述诸事繁忙又患有严重眼疾的情况下，为文集写了序，亲笔题了书签；爸爸的老学友、学生们，甚至学生的学生，出国也不忘帮我们寻觅有关线索；我们不认识的全国各地图书馆的朋友们，纷纷帮助查询、复制、提供资料；我的妈妈、姐姐、弟弟，倾其多年珍藏；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更是为书籍史朝代公元对照简表、计量单位简表、节气表、元素周期表等等，一个个字、一个个词、一句句话地反反复复核查、推敲、补充、修改，不厌其烦。这一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给了爸爸特别大的鼓舞，尤其是报纸上发表的郭沫若在大会上作《科学的春天》的报告和邓小平的讲话，被他画了重重的红铅笔道，他反复地阅读。真有“冬天过去，春天还会远吗?”的感觉。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前一天，爸爸佝偻着身子，伏在家中仅有的那张折叠小饭桌上纵笔挥书的背影。他在写《忆老舍》，他的肩、背都在颤抖，只见他热泪滚滚，久久不能自已。写完后又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任凭泪水在那刻满沧桑的脸上滚淌。我想他也许是在想有的朋友近在咫尺，却恍若天涯，“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与谁语………”参加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时爸爸向工作人员提出：我只有一个愿望，我想见家属、见孩子们。当他和老舍夫人胡絮青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涕泗滂沱，说不出一句话。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一片唏嘘。至今我还珍藏着一张舒济姐姐送给我的新华社记者拍摄的爸爸和胡絮青紧紧握着手的照片。这是爸爸被打成“右派”后第一次，也是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公开参加社会活动。
由于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爸爸的手、脚完全变了形，步履维艰，拿笔就更困难了，暌别已久的读者可以从刊物上看到他的《忆老舍》，却不能知道也无法想象他是在怎样一种境况下写出的他对朋友的不尽思念和怀想。这一篇浸满了泪，饱含着真挚情感的《忆老舍》是爸爸从文坛上销声匿迹二十多年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武功卫师大宿舍这个大院是一座明末清初大官僚的私邸，院落整齐、干净，几道门，院子一个套着一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们住在一个有假山、山上有小亭子的小院子里，院子里还种着海棠、丁香、榆树好些树，美得像个精巧的小花园。六十年代中期的“文革”中，爸爸成了“牛鬼蛇神”被批斗，扫厕所倒垃圾，受尽屈辱。家被抄了，造反派又霸占了我们的住房，好多东西被砸、被毁，最重要的莫过于那些被爸爸视作生命的书。他不止一次悲凉地说：“我为住房如此，腿脚如彼，不能生活、无法工作浩叹，浩叹呀!”
1978年的下半年，学校党委的人来看望爸爸。有一位早在三十年代就参加革命的校党委书记，刚从秦城监狱被解放出来，不顾自己一身病痛，连续找了三次才找我们家。那时爸爸起卧、转身、回头都已很艰难，当他们紧紧握着爸爸瘦骨嶙峋的手说：“李先生，我们来看您来了。我们来晚了，您受罪了”的时候，爸爸摇着头，老泪纵横。随同校党委一起来的系领导看了住房情景说：“这不光是不能工作，而且是根本无法生活呀!”一声久违了的“先生”，让爸爸五内鼎沸。在那么长时间里被千夫所指，似破鼓万人捶，在屈辱中苟且偷生，有谁叫过他一声先生?一声老师?从来都是在人们指名道姓的辱骂、批判、戳戳点点、鄙夷和不屑的脸色、眼神中度日。这一声“李先生”，给了爸爸巨大的安慰和温暖。
此后不久，学校党组织做出了改善我们的住房和爸爸的工作条件的决定，校领导征询爸爸对住房在哪里(是在原地还是搬到师大去)解决的意见，爸爸说：我愿意在原地解决。事后我问爸爸现在有机会了，何不离开伤心之地?爸爸对我说：“我要收复失地!雪耻屈辱。我希望活得有尊严。”
在终于恢复了宽敞空间的住房里，爸爸进入了一种激情洋溢的创作状态。他深知今天来之不易，珍惜今天，可却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一天就可以写一万八千多字，连一天写一千字也达不到了，他的病情发展了，而且不可逆转。他走起路来踉踉跄跄，一步一步挪着、蹭着。我们好不容易把他搀扶到椅子上，他半天坐不下去，坐下又半天起不来。可他不肯去医院，觉得耽误时间又费精力。他不止一次讲：“我的腿不听使唤啦，随它去吧。我失去腿，我不遗憾，我还有脑子可以工作，我还有手可以写……”。爸爸顽强地写，不停地写，最后他给自己规定一天写五百字。我曾看见他为不能完成写作计划而生自己的气，甚至嚎啕大哭，老泪横流!
这是爸爸的最后岁月：他依然谈笑风生，精神矍铄，神态安详、飘逸。他用“朝如青丝暮如雪”感叹人生之短暂，又指着自己的白发，以“艰难苦恨繁双鬓”调侃；他咏诵“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作了自己晚年总结；他用“死别巳吞声，生别常恻侧。……故人人我梦，明我长相忆”，“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表达对朋友的记挂、思念，他盼着再见朋友的容貌，再听见朋友的声音……。我感到爸爸衰老了，不仅是胡子、头发全白了，而是在他诉说着这些话背后的痛楚令人鼻子发酸。
11月中旬，爸爸在他68周岁生日后的第18天，像一座山轰然倒下了，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我觉得爸爸那么瘦弱，那么痛苦，那么无助，那么孤单。系里的研究生们，他们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还有其他师生排了班，轮流守护在爸爸床前。他的学生、朋友、同事来看他，但他什么也不能说了，靠点滴、鼻饲维系着生命。
1978年的冬天，12月13日，在昏迷了26天后，我亲爱的爸爸还是赍志故去了。他的眼睛睁着，手依然保持着他生前握笔的姿势!
25年过去了，我无法忘却定格在我脑海深处的爸爸那双至死不肯闭上的眼睛。那是怎样的一双充满渴望的眼睛!我知道爸爸对我们、对人世是多么眷恋，丽人生却是如此短暂，生命是如此脆弱。爸爸就这样带着终身伤痛、终身遗憾走了，走远了!
爸爸离开我们已经25年，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不仅在祖国内地有了解、敬仰他的读者，他的著作在海峡两岸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受到注意。香港龙门书店1969年再版了1946年出版的《韩愈》；香港太平书局1963年重印1948年出版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0年出版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1979年在台湾有了第三版；1941年出版的《西洋哲学史》，1974年、1978年台湾出版了不同规格的第七版；台湾各大学图书馆、私人图书馆不仅收藏有爸爸著作解放前的版本，还收有香港、台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出版的各种版本。日本河间书局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字典》、东京堂出版的《世界文艺辞典》等都收有李长之条目。《陶渊明传论》，于1967年由日本汉学家翻译出版，至1980年已是第九次再版了。1979年、1980年日本汉学家又分别翻译出版了《孔子的故事》和《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鲁迅批判》也于1990年被译为日文出版发行。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孔子的故事》等著作和那本在1998年，爸爸辞世二十年盾出版的我给爸爸作序的《李长之批评文集》……，。我相信，爸爸九泉有知，一定无比地欣喜和慰藉。爸爸可以瞑目了。
(《李长宅文集》近期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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