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这个“劳改营和教养院主要管理处”的俄文缩写词已经成为苏联极权主义的象征，这应归功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和他1973年出版的三卷本 小说《古拉格群岛》。书中所描写的苏联劳 改营中的暴行和劣迹令读者惊诧不已，人们不禁发问：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古拉格的人间地狱?
没错，是极权主义及其制度，这似乎是索尔仁尼琴在故事背后隐含的答案，也是近年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阅读印象。同属极权制度的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苏联古拉格劳改营都造成了数百万生灵涂炭，都是对人类文明的极度扭曲和践踏，然而将它们不加区分地归入一类就会掩盖两者背后的重大差异。《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日前在英美两国同时出版了她的新著《古拉格：一段历史》(Galas：A History，By Anne Applebaum)。这部长达736页的巨作重新为我们讲述了索尔仁尼琴经历的往事。为了撰写此书，阿普尔鲍姆查阅了解禁不久的官方档案，探访了古拉格监狱的幸存者，并亲自到劳改营去作实地考察，她同时也获得了俄罗斯学者和人权组织的帮助。该书令读者震惊的并不只是古拉格的黑牢内幕，还有作者论据详实的结论——与旨在灭绝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同，古拉格是苏联计划经济理性的产物。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劳改营的起源、犯人的经历、劳改营的衰退及其解体。作者为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视角讲述了同一段故事。一是微观角度关于犯人命运的描述，二是宏观角度劳改营制度的兴衰起伏。前者是读过《古拉格群岛》的读者所熟悉的——逮捕、运送、关押、苦役、越狱、死亡、释放、回家——每一个场景都令人感叹不已。而后者正是阿普尔鲍姆作为史家的眼光独到之处，她追溯到劳改营制度的源头，揭示了古拉格在苏联国家体制中的功能。
从广义的概念来说，古拉格和奥斯维辛都属于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集中营一词最早由十九世纪末驻守古巴的一位西班牙司令官发明。为了镇压古巴农村此起彼伏的独立运动，西班牙军队强令农村居民搬入集中营，这样反殖民政府的游击队员就无从隐蔽。仅仅两年后，出于同样的目的，这一策略就被复制到正在南非进行的英布战争中。这回是英军关押当地同情布尔人的百姓。越南战争期间，南越政府为削弱共产党游击队的平民支持也曾采取过类似的策略。
可能归功于托洛茨基对英布战争的熟悉，“集中营”一词由英文转译为俄文，也摆到了刚刚经历过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的桌面上。托洛茨基曾这样讲：“说奴工没有效率是那帮最坏的资产阶级的偏见，这些苦役工人可以极大地促进苏联经济的增长。”他的同事斯大林对此笃信，也是这话的身体力行者。最早的苏维埃集中营出现在白海的索洛维基(Solovki)群岛上，同样是源于战争的需要，当局最初利用这个偏远地点囚禁红军的战俘。苏联红军于1920年2月攻下阿尔汉格尔斯克，二个月后占领了索洛维基群岛，紧接着就将第一批犯人关进了岛上的修道院里。1923年，第一个特别劳改营在那里建立起来，那些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宗教界人士都被关押在岛上。这些犯人逐渐被强制进行生产性劳动，他们从事木材采伐、建筑生产、打鱼捕猎和海产品加工等等。
在苏联的国家体制下，将集中营称为劳改营更为恰当。索洛维基群岛正是古拉格劳改营的最初样板，以后其他劳改营的规格和模式大都由此而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斯大林政府制定的一份庞大的工业计划进一步加深了古拉格犯人们的悲剧。苏联决策者认为劳改营中的工人可被用来开辟偏僻险远的地区，如西伯利亚北部、哈萨克期坦北部和远东地区。这些工作是普通工人绝不愿尝试的，正如一位劳改营指挥官所言；“如果雇佣平民，我们首先得为他们修建可以居住的房子。”在暴力的奴役下，佛库塔(Vorkuta)的煤田，科累马(Kolyma)河的金矿都由苦刑犯建立起来。不止如此，古拉格的犯人们逐渐渗透了全苏联的各行各业。他们从事伐木、养鱼、宰畜等农牧业，修建铁路、公路、水坝等公共工程，甚至还参与制造导弹。可以不夸张地说，当时全国几百所劳改营是苏联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古拉格模式的劳改营在苏联全面推广。据官方记录，1931年古拉格犯人还不到18万，1935年就猛增为96万人。1941年二战爆发前夕苦刑犯数量达到峰值193万人，古拉格堪称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雇主。战争造成的灾难也无可避免地波及黑牢里的人们，仅1942年一年内就有四分之一的犯人倒下了。同时又有些犯人由于充军的需要而获得赦免，这使古拉格的数字略有下降。1945年战争结束时有146万犯人仍然被囚。德国战犯和东欧的反共分子又成为古拉格犯人的新来源，五年后犯人数目升至前所未有的256万。鲜为人知的是曾经有60万日本士兵落入苏联人手中，在以后数年内遭受强制劳动，直到日苏恢复友好关系为止。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很多人获得平反释放，劳改营的数量急剧缩减。剩下的监狱苟延残喘了几十年，1992年位于波姆(Penn)的最后一座古拉格营地关闭，这段持续了七十年的黑牢制度终于结束了。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数据只是官方统计的古拉格犯人存量，流量的变化常常被掩盖了。比如在1947年，曾有149万苦刑犯进入劳改营，同时有101万人离开了，但当年存量数据并没有反映出监狱的周转率。据阿普尔鲍姆粗略的估计，在以古拉格为主的劳改营体制下，曾有2870万苏联人遭受过强制劳动的痛苦，1800万人在，1929到1953年间被投人古拉格监狱，其中约300万人死亡。 在《古拉格：一段历史》中，作者记叙了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是如何用成本收益等乏味的会计术语谈论古拉格的。政治局会议的档案显示，他们会定期关注一家名为达累斯卓(Dalstroi)的劳改营，正是这里的苦刑犯人开采着科累马河的金矿，正是这些金子出口到西方国家再换回工业化生产所必需的技术。苏维埃政治局作为整个国家的资本家，遵寻经济教科书中的基本原理：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多的劳动。是的，投入、产出、利润，无情的数字漠视它背后，倒下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古拉格的犯人被视作“人民公敌”，对他们肉体的消耗可以忽略不计。多年的教育告诉出身底层的看守，眼皮底下这些犯人是社会的“毒草”，善待他们就是造孽。对于被贬为毒草的人，还有什么可以怜悯的呢?普通人也持有相同的看法，这正是极权主义产生的土壤。
由于媒体世界中索尔仁尼琴和古拉格的紧密关系，我们常常想当然地以为苏联劳改营都是为索氏这种持有异议的知识分子政治犯设计的。其实并非如此，在不同时期，古拉格曾关押过贵族、富农、教授、工程师和士兵等等不同身份的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波罗的海人、犹太人、英古什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也都曾被送到这部“绞肉机”里。这是古拉格与专杀犹太人的奥斯维辛的另一不同之处。大多数劳改营里政治犯和普通犯人混杂在一起。有些人只因为酒后说了斯大林的玩笑话，或是上工迟到了十分钟就被不由分说地拉到这里来。如果仅仅为了消灭异议分子并对普通百姓起到镇慑作用，苏联并不需要建立一个如此庞大的劳改营体系。是古拉格的经济功能决定了它必须源源不断地吸纳和奴役犯人。
同任何工厂一样，古拉格群岛内部也存在着激励和约束机制，只是残酷得多。完成任务的犯人可以获得定额的食品，反之则扣减。不能及时补充营养的犯人体力不支，更不可能完成工作，结果自然是死亡。苏联当局终于认识到，即使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这种毫不体贴犯人的劳改营制度也会破坏生产力的。1939年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掌管劳改营之后，古拉格才开始给予犯人们充足的食品和医疗服务。这不是出于人道关怀，而是因为健康的工人生产率更高。阿普尔鲍姆找到了苏联当局在三四十年代派往古拉格的巡视人员所写的报告。有些巡视员曾建议减少古拉格的酷刑以提高生产率，然而当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甚至古拉格的衰落也部分地出于经济因素。建造和维持恐怖体制从来就是一项消耗巨大的工程。事实并没有应验托洛茨基当年的如意算盘，白海运河工程就是古拉格低效的典型例证。两万五千人为挖筑这条运河付出了生命代价，然而白海运河在通航之后却窄得不足以让一艘战船通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当局为了纪念运河峻工出版了一部纪念文集，主编就是曾经访问过古拉格群岛却隐瞒真相的高尔基先生。维持古拉格逐渐成为苏联财政的大包袱，克林姆林宫的高官们早就叫喊着要削减预算，而当时却没人敢告诉斯大林这部镇压机器已经所费不赀了。直到他去世后，贝利亚才开始执行谨慎的财政政策，削减了一大批劳改营。
阿普尔鲍姆疏理了古拉格背后的经济史逻辑，尽管语出惊人却盲之有物。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许只为了一个邪念而存在——消灭犹太人；古拉格的初始目标却不是大规模屠杀，大批死亡的犯人只是政治镇压和劳动剥削的副产品。一些研究表明，甚至大多数纳粹集中营也并不仅仅是为了屠杀而建造的。单从大规模屠杀的实施看，也有很多方式比集中营更有“效率”，前苏联被宣判死刑的犯人就不会被送到古拉格。人们往往把结果混同于目的，就如同从纳粹的暴行判断希特勒一定是个满脑子毒汁的转世魔王一样。这样做固然让我们解气，却不能对深刻理解极权主义提供多少帮助。
承认苏联劳改营的经济功能并不意味着否定它在政治上镇压异己分子的作用，劳改营本身就是“红色恐怖”的必要组成部分。表面上相同的极权制度背后可能隐藏着不同的思想体系和运行规律，一种劳改营制度的出现也可能出于决策者多重目标的考虑。中国学者郑也夫曾将《古拉格群岛》喻为“一部内涵巨大的教科书”，现在，阿普尔鲍姆至少为我们挖掘出了它的经济内涵。 索尔仁尼琴自认为自己的作品只不过挖了一个窥视古拉格的洞眼，而不是从高塔俯瞰整个群岛。阿普尔鲍姆接续了索氏的工作，《纽约客》的书评认为，《古拉格：一段历史》与《古拉格群岛》的关系，就如同记叙特洛伊战争的史书与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一样。英国《经济学人》则认为阿普尔鲍姆的这部著作绝不逊于甚至超过索尔仁尼琴的三卷本小说，并称之为“二十世纪最大恶行的标准史书”。
与希特勒基于种族主义的集中营不同，古拉格是苏联当局根据工业化需要而采取的奴工制度，追求经济增长是人类的天性，然而古拉格却是经济理性的癌变。为了实现‘个所谓的伟大工业化目标，·它可以忽视任何人道主义价值。经济理性和政治暴力共同构建了所谓的“命令经济”。当我们再为二三十年代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增长率所惊叹不已的时候，不要忘记它背后付出了怎样的生命代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