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日记史略》
友人寄赠《日记报》数期，上面正连载陈左高先生的《中国日记史略》，其中有一期刊有散木写的《“日记学”大有可为》一文，对陈文颇为欣赏，并希望“最好能早日成书，一睹为快。”可见散木还不知道陈书的出版，三年前，我却偶然在旧肆碰到，且是作者的签名本。
对日记、书信类文献资料我一向较重视，因而陈先生的大名早有所闻，藏书中有一册《清代日记汇抄》，收有他编集的《晚清二十五种日记辑录》。《中国日记史略》1990年由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顾廷龙题签，仅印二千册，大概是发行渠道有问题，我也一直不知此书的出版，当在旧书店见到时，欣喜万分。因是签名本，开出了10元高价(原价为3．25元)，虽觉得书价偏高，还是很愉快地买下了。全书六章，对唐朝以来的日记作了系统的概述，凝聚着陈先生四十多年来致力于日记学的心得。他在序中说“寓目古代日记近千种”，为此付出了自己全部的业余时间，从事这件不求闻达的有益事业。从书后所附《引用日记简目》来看，大都为稿本，分藏各地，觅读不易，甘苦自知。我一度兴起，想从事章士钊研究，为此跑了近一年多时间的图书馆，要看的很大一部分是日记稿本，曾去过多个有名的大学，常常不得其门而人，总算“混”进去了，又都有“土政策”。或不许复印，或不能多借，或中午闭馆，未能看得尽兴，当年的雄心早化为乌有。面对着像陈先生一辈的学人，我们欠缺的东西太多了。
《中国日记史略》扉页上钤有“陈左高”白文一方，题词中的“展老”，我想应该是陈子展先生，二陈都在复且任教，会有交往，称呼也对。子展先生是湖南人，虽受尽磨难，一心学术，早期的二本“近代文学史”，晚年的《诗经》、《楚辞》直解，都已成了经典名作，我却更喜欢他的杂文和旧诗，没出过集子，只能从旧书刊上读到。
二、沙叶新·龙榆生·《秦淮志》
夏仁虎的《秦淮志》1989-年重刊本，以一元得自沪上地摊，放着已好几年，没有细读过。今春去南京，取出带上，薄薄的一册，可作短途浏览之书。书看了大半时抬起头来，发现后面的位置上有一张很熟悉的面孔，立刻认出是沙叶新先生。
我读书时是一个话剧爱好者，失敬的很，记忆中已没有一点“沙剧”的影子，对戏剧家沙先生的了解，更多地来自他的散文。他的第一部散文集《沙叶新的鼻子》，一出我就买了，看似有趣的书名，却来自并不有趣的经历，“文革”前沙先生写了一篇与姚文元叫板的《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为此受到莫须有的批判。书中有一辑谈书的文章，自称“超级书呆子”，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关于买书和读书，我和沙先生多有共同之处。沙先生还是龙榆生的晚年弟子，他写的谈《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的书话，我已从报上剪下珍藏。龙氏是我关注的近代学人，因他的曲折经历，现在少有人提及，沙先生对师门的回忆亲切而生动，不久前，我收到了南京大学张晖寄赠的《龙榆生先生年谱》，这本写得扎实老到的年谱，竟出自一位仅二十多岁的在校研究生。我与张晖通过几次信，闻他不久将去香港读博士，电约在南京一晤。现在，又巧遇沙先生，自然不能错过。我起身问了一声：“是沙先生?”他轻轻地点了下头，在递上名片的同时，将《秦淮志》呈上，请他在书上随意写些话。沙先生接过书，前前后后翻了多次，看得出，他是首次见到此书，流露出爱书人看到好书时常有的神情。他在书上的题字极快，一“笔”呵成。当我读到“好人一生平安”的题字，非常高兴，连声道谢。
第二天在南京大学见到徐雁；徐雁平、张晖诸先生，谈到车上的巧遇，我将《秦淮志》取出，大家传看了许久。徐雁告诉我，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夏仁虎儿媳)的女儿夏祖丽来南京时，托人寻访过这本《秦淮志》，终未如愿。写此文时，找出《沙叶新的鼻宁》一书重读，原来沙先生是南京人，他还是从南京走上文学之路的。在《月是故乡明》一文里，抄录了一首他填于杭州西湖的《南乡子》，末句云：“杭纵柳长难系我，天堂——怎比金陵我故乡。”这本《秦淮志》真应了“无巧不成书”的老话。
三、萧致治与陈旭麓
比起孙中山研究，国内的黄兴研究显得较冷清。我先后读过台湾左舜生、美国薛君度的两本黄兴传记，深为大陆没有一本像样的黄兴传而感到不平。年初从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萧致治先生的新著《黄兴评传》，立刻借了回来，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将全书通读一过，十分满足。此书对黄兴史实、功绩的评述，较左薛两书更加详实、精审，足为大陆学人增光。通过萧书，我知道萧先生另编有《黄兴论集》、《领袖与群伦》两书，即去上海图书馆查阅，该馆均未人藏。章士钊与黄兴关系非同寻常，我一直在收集有关资料，猜《领袖与群伦》书中会有论述章黄的文字。既然图书馆没有，只能求之于编者，《黄兴评传》上有萧先生的介绍，我就试着写了一封求助的信。过去我在旧书店购得一册萧先生题赠陈旭麓的书，同时还买到多册盖有“何泽福”印章的书，据书店老板告知，这批书从何家收得。我将有萧先生题字的一页复印了附在佰甲。
不久，接到萧先生的回信及《领袖与群伦》中的有关文章。我原以为萧先生与陈何两先生仅是治近代史的同道，其实他们有着更深的关系。在信中，萧先生先提到了赠书：“此书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而编，全书计741页，58万多字，共分：一、辛亥革命前的湖北社会；二、武昌起义的准备与胜利；三、辛亥革命后的湖北社会三卷。我分工负责第三卷的编辑工作。”可见萧先生是此书的编者之一。又谈及陈何两先生：“陈旭麓先生解放前曾受业于姚薇元教授。解放后，我也师从姚薇元先生，他是学长。何泽福是陈旭麓的学生，也是助手，他们一同编过《宋教仁集》。陈旭麓的许多研究生都是在何协助下培养的。他是19印年前后的大学毕业生，可惜继陈旭麓先生去世没有几年，就于九十年代去世了。死得过早，可惜!”我对何先生不了解，此信使我明白陈先生的藏书为什么会在何处。我读过陈先生已出的全部著作，特别是他死后刊出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及《浮思录》，见解深远，情文并茂，最能体现他的学术思想。他也是湖南人，解放后在华东师大任教，处境一直不太顺利，凭着湖南人特有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努力著述的同时，带出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弟子，身心太疲惫，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现在的住处靠近华东师大，晚饭后去校园中散步，常常会想到陈旭麓先生，心中总会升起一种淡淡的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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