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一”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强调了“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强调“主动权”，应该如何在对外交往中体现这个“主动权”，本文挂一漏万，认为就当下的中国国际政治思维和实践来说，应特别重视并加大伸张中国自身的文化主体性。
首先应该意识到，中国已处在一个“崛起”的过程中，已经置身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更大的规模上参与世界事务。因应这种变化，中国需要在国际活动中，增强主动性，发挥更加活跃和更具建设性的作用；以便为中国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 推行主动外交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目，前的世界政治总体态势相比以往已有大幅改变。今天的世界正面临两种趋势和意志间的较量：美国的扩张主义战略传统与世界总体的权力分散化诉求。前者与“9．11”事件密切相关，它激发了美国成为新罗马帝国，在全世界推行“新帝国主义”的单边主义意志与作风；后者与冷战结束后欧洲和东亚两个历史性世界体系的复活直接关联，这两个历史性世界体系正在致力于恢复自身历史的常规，它们的追求不仅在实力形态的经济层面，同时也在价值观形态的文化层面。西方原有价值共识并没有完全破裂，但不再足以凝聚整个西方世界，欧洲的国际政治价值观已与美国有别。
世界政治形势在伊拉克战争后的变化与中国国家建设正处在新阶段的现实，都要求中国的外部交往增强主动性，那么，这个主动性的内涵又是什么呢?
未来世界秩序将在实力与价值观两种要素的竞争中产生，世界新秩序不仅将是一种新的实力结构，同时也将是一种新文化和价值结构。就实力层面而言，美英等传统海权国家与法德俄中等传统陆权国家之间正面临矛盾，世界已不存在基于共同价值之上的绝对性实力体系。就价值观层面而言，目前尚无明确的国际政治价值观能得到多数大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另外美国的国际政治理念遭到了世界多数大国和国家的反对。因此，大国间一边展开新一轮合纵连横，寻求建立新的力量格局，一边也在致力于建构新的、具有一定包容力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以作为整合和形成新世界秩序的软性资源。
因应中国崛起与参与建构世界政治新秩序两大问题，中国外交的主动性，一大部分应是在建构和宣扬什么样的价值观上。未来中国在灵活运用军事、经济和科技等实力拓展国家利益和参与维持国际安全的同时，还尤其要重视主动培育和行使文化能力。外交不仅是对实力的运用，也是对文化与价值观的展示，没有—定的文化和价值观作为底蕴，外交的效力将大打折扣。而从以往来看；中国外交对文化力量的重视还有待加强，被动接受外来文化和价值居多，而自主选定与宣扬自身的文化与价值观明显不够。这不利于凝聚国力，也不利于提高国际社会感召力进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形象。
那么，如何在外交中培育和运用文化能力?在我看来，宜兼顾两方面：其一，应尊重并吸收那些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和民众所认同的文明准则、价值观与理想信仰，将它们作为建构新价值共识的重要资源；其二，应凸显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经验中引申发展出新国际政治价值观。尤其要重视后者。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又是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中的宗主国、在处理国与国、族与族、文明与文明的关系，上，有上千年行之有效的历史经验、历史传统，它在今天文明对立、大国对立、南北对立的人类政治场景中仍能发挥其良好作用。
在建构未来的国际政治新价值观的过程中，中国应注意全球与东亚区域两层面的相互协调。在全球层面，中国一方面要坚持中国的主体性，与其他主要国家和组织相协调，共同提出具有共通性的新价值观；另一方面，在处理与其他文明特别是弱势文明的关系上，宜大力宣扬保护文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多样性的必要性，并以实际的文明对话、文明合作的方式对此进行实践并确立一些新的游戏规则。以此维持世界安全，也作为汲取世界向心力、提高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途径。在区域即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更广义地，包括南亚次大陆)层面，服务于未来东亚形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及近期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暂时目标，应在大力宣扬东亚文明历史传统的同时，资助东亚跨国性文化对话，推动对于“东亚文明”或“东亚文化”的交流，形成新的共同知识空间，和东亚交往新经验。
一个有着文化与价值自主性的国家才真正有发展的主动权，今天的中国应当格外留心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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