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是一本文学理论力作，它通过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深刻反思，在学术层面上对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做了人情人理、实事求是的价值评判。
本书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学变革运动：梁启超领导的晚清文学改良运动，陈独秀、胡适领导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鲁迅、周扬等领导的左翼文学运动，虽然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其领导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家，从他们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对于文学的兴趣远不及对于政治的亢奋。“因此由他们所发动并领导的历次中国现代文学变革运动，以当代文学的理性思维来加以审慎观察，自然也就算不上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运动，其真正的意图只不过是要借助于文学的躯壳，来演绎他们的思想信仰和政治主张”(《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绪论第3页)。“从梁启超把文学革新推崇为实现政治目的直接的根本的途径，到毛泽东把文学视为革命的重要一翼……几乎一个世纪，就其主流而言，文学都是作为工具的存在而服膺于政治使命(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第41页)”。由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学的这种特殊关系，在五十年代，尤其“文革”期间，对于某个文艺作品的批判，如对《武训传》、《海瑞罢官》的批判等，预示着中国将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因此，对于文学作品的褒贬成为政治风向的潜台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关系的基本特征。 阶级斗争是二十世纪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它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在延安，王实味是最早触犯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人，他的《野百合花》即是用知识分子正直的笔锋直刺延安存在的“食分三色，衣分五等”封建色彩颇浓的等级制度。王实味的语言峻急、态度尖锐，以致犯忌，成了死在中国主流识意态文学枪口下的第一人。王实味的思想言论，从根本上触及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阶级的敏感问题。毛泽东针对王实味现象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根本上规范了文学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周扬、冯雪峰、萧三和国统区的茅盾等以其作为政治标准，全面阐释毛泽东文艺主张的正确性，并以此营造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体系，强化了文学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宣传工具的意义。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无一例外都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故文学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是文学自身内在的根本属性；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政治利益的代表，故它最根本的存在目的，也应该是传播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或价值理念；三、文学“寓教于乐”的重心是“教”而不是“乐”，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应以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前瞻性艺术描绘，去鼓舞人民大众的革命士气与必胜信心。这种价值理念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划下了一道警戒线，闯入禁区者得到的必将是王实味之流的下场。历史的报应是，曾经积极营造和维护或者赞成这种文学价值理念的作家、理论家，像周扬、丁玲等一大批主流意识文学精英，最终都跌人自己设置的圈套之中。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将们的文学实践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都背叛了曾经积极参与"tii四”中国文坛的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的新文学思想启蒙运动的精神，而最终落人政治斗争的窠臼。如鲁迅自1926年以后，：基本上放弃了对文学创作的具体实践而将主要精力转向了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他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17页)。曾经视艺术为生命的郭沫若也自觉地逃离了艺术的宫殿，目的明确地加入到了政治革命的实践中，“他们对于文学艺术自主意识的全然放弃，，是因为他们明确感觉到了文学艺术缺乏改造社会现实的直接效应；而他们对于政治革命和武力崇拜的自觉认同，则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反映出了他们对于五四人文主义启蒙精神的潜在否定”(《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笫8页)。
当我们回忆中国现当代文学那段悲哀的历史和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我想引用作者在绪论中一段发人深思的文字：“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首先还不是一个现代文论体系的创建问题，而是一个文学基本观念的理论还原问题；只有彻底断裂文学与政治的非理性联盟关系，恢复文学纯粹的艺术审美功能，我们才能运用独立的文学话语去建构真正属于艺术范畴的文学理论体系。这是我们对于未来中国作家和理论家的热切期待，也是我们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真诚寄语”(《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第27页)。
(《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宋剑华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版，21．7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