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为招牌，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有两个学派，一个即大名鼎鼎的新制度经济学，英文为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一个为有—百年历史的制度经济学，英文为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从英文看，都可以译为新制度经济学，但这两个“新制度经济学”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想。 先说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s。新制度经济学是威廉姆森对关于合约的安排和组织的安排之分析的称谓，其核心之处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一阿罗—德布鲁范式的挑战。按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企业、市场及政府等等制度安排都是没有成本的，对经济结果的约束只有一个生产成本。但新制度经济学却认为，现实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约束变量不仅仅是生产成本，而且还包括交易成本，即张五常所说的制度成本。各种限制人类行为的制度安排，就是交易成本约束条件下选择的结果。它探讨的是所有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活动中所发生的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实际上，新制度经济学原来就称为交易成本经济学，只是因为1980年代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为威廉姆森的到来设立了新制度经济学专业，才最后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这样认为，交易成本的出现不仅使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扩大了，而且使它更贴近于实际。
虽然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已完全脱离了资源配置的分析，转而重点分析人与人的生产和交易关系，但新制度经济学首先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要素：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作了修正：即主体的环境约束问题、主体所拥有的信息问题和主体与客体间相互作用的方式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引入新的变量，如信息、交易成本、产权约束和政府行为干预等，从而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因此，实际上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对经济理论的一种修正，一种从非现实理论向更切合实际的理论的发展，从长久计，甚至可以看成是主流经济学的一种发展方向。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或依其传承称制度经济学或依其发展称后制度经济学)与此不同。这一学派中人大多数都受过主流经济学的熏陶，但都对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非常不满。因此，制度经济学的全部文献基本上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之作。其批评的对象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封闭狭窄的模型及非现实性，特别是鲁宾逊式个人的假设。在他们看来，新古典经济学为了分析的方便或是模型之美，将注意力只集中在经济变量上，忽视了非经济变量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甚至为了模型之美而牺牲了整个现实世界。这种分析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经济学，即经济学应该与实际经济生活息息相关。
制度经济学是在批评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创始人为一百年前的凡勃伦和康芒斯。虽然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对制度有多种理解和说法，但却一致认为，经济行为是人类适应环境的结果，对它的最好的理解只能通过对特定时间、地点的文化类型和社会过程，即制度的描述方可获得。从制度出发，制度学派关注的焦点是：经济生活为什么会表现成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世界上有的人富有而另一些人贫穷?制度经济学发展到后制度经济学以后，其核心之处与其前辈依然相同，依然是从整体的演进的角度，通过分析制度，并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加以处理，从而理解和把握人类行为并据此提出政策性建议。
两个制度学派的不同还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目前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基本的途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制度学派或称制度经济学是方法论的集体主义，这与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完全不同。一般而论，方法论个人主义是通过对个体现象和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一般，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则是通过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世界。制度学派认为，新古典假设的鲁宾逊式的孤立的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个人的行为是“社会”所形成的。因此他们认为个人的选择不受社会中其他人和自身习惯的影响的说法是荒谬的说法。由于群体现象或集体行动受制于制度，而且，制度本身也是集体行动的结果，所以，通过对制度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以及个人如此行为的信念。
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时候，仍然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要素，因此它实际上承认经济行为人的主体行为的个人特征。只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将它修正为：主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发生了变化；主体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发生了变化；主体与客体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在这里得到了一般化的应用。
或许由于新制度经济学从骨子里就与主流经济学息息相关，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一般对制度学家不太恭敬。科斯就认为制度学派“……是一个很沉闷的话题，是反理论性的，它除了有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流传下来。”然而，毕竟是制度学派首先认识到制度对经济运行的重要性质，而且，经济运行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到目前为止，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做到对其进行全面而准确的解释。在此情况下，从各个角度进行探索总是有益于相互开启思路。就制度学派而言，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责备，认为新古典经济学错误的只是对经济个体的行为做分析并进行简单加总；完全没有考虑制度等方面的作用的说法，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因为，物理学中的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已经证明，单个电子的规律和集合电子的规律及特性都有很大的不同。单个电子的物理规律很简单明了，但数以十亿计的电子的物理规律就让人挠头。尤其是在一些极端的条件下，它们的规律会怎么表现呢?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奖的就是对绝对条件下，数以十亿计的电子的运动规律和特质的发现，即分数量子霍尔效应。既然单个电子的规律与集合电子的规律有极大的不同，那么，引申到经济领域，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只对单个个体的行为做分析，就不等于了解了整个个体的集体行为。事实上，在制度约束下的整体并不是部分的简单加总，即使我们每个人都极力最大化自身的效益，也并不能表示或暗示N个个体组成的经济体，其行为就正好显示出N种经济力量。所以，对制度学派的方法论集体主义很有了解的必要。这对学习市场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的朋友们，恐怕尤有启发意义。
我们知道，制度学派是在对主流经济学攻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文献浩如烟海，而且攻击多于建树。因此长期以来制度学派本身的理论很难传播。实际上，某些制度学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理论的不足，已经开始了发展制度理论的尝试。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Wolfgang Kasper and Manfred E．Streit，Institutional Economics：Social Orderand Public Policy)一书就是对制度学派在1980年代重新兴起后所有发展的概括性介绍。虽然《制度经济学》是关于经济的制度主义的一本教科书，而且教科书重在对原创思想进行整理和分类并梳理成体系，所以在思想的原创性方面往往稍逊。但本书最大的优点正如作者所说，是为读者提供一本存在“完备信息”的入门指南。从体系上看，该书从“制度何以重要”开始，然后交代了“制度”、“经济秩序”、“协调成本”以及“公共政策”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开始讨论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因此，基本上为理解制度经济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1996年，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火”到中国，但商务印书馆独具慧眼，出版了思拉恩·埃格特森的《新制度经济学》(E，conomic Behavior and lnstitutions)，即《经济行为与制度》。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本较为系统、较为全面介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及研究成果的专著。该书完全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各自的理论探索，而是以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为线索，全景式的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和最新发展。诺斯对该书的评价为：这本书“远不只是一篇对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政治经济文献进行概括的报告，在综合和组织这些文献时，埃格特森教授对社会科学中这一萌芽领域作了开创性的拓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或许我们应该认识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很不相同，但本质上都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修护和发展。我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有世所公认的两大缺陷；一是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的个人主义假设；一是个人在市场上的完全信息假设。对于完全信息假设，已经有信息经济学对其进行了修正，可以说，信息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硬核的一种保护。对于个人主义假设这一缺陷的修正，基本上是由制度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的批评之中完成的。由于制度经济学对个人主义假设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许多修正的见解，因此，或许制度经济学从其本质上应该被我们视成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修护。其出发点虽然完全不同于信息经济学，不是主动的维护，但其最后的效果却正是在修正的基础上对新古典的完善。所以，将其看成为一种修护经济学也未尝不可。 新制度经济学则是一种发展。它是在新古典经济学只在生产成本这一种约束条件下说话的基础上，发现了另外一种约束成本：交易成本。这样，主流经济学就有了研究的两手(Ono Hand and the OtherHand)，一只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或价格)指导的成本；一只由看得见的手(制度)引出的成本。
或许这就是Newinstitutional和Neoin-stituional的不同。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新制度经济学》[冰岛]思拉恩·埃格特森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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