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诸世界历史，所有民族的重大精神变迁都始于诗歌，因为诗歌是一个民族最敏感的神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旧时代结束了，新时代开始了。按中国人的观念，彼时距“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过了一个甲子，周而复始的时间进入了新的轮回。于是中国人重新唱起李叔同作于“五四”时期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胡风作于“五四”之后半个甲子(1949年)的诗歌《时间开始了》被赋予新的阐释，时间再一次重新开始——用流行话语叫做“开始新的长征”，这一长征迄今尚未抵达终点。
八十年代的民间诗歌运动是全国性的，上海的诗歌运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实早在七十年代末，民间诗歌运动已在全国兴起，如北京有北岛、芒克等人创办的《今天》，上海有王小龙、蓝色等人创办的《实验》——这两个刊名告诉我们，中国人正在义无反顾地告别“昨天”，在政治和艺术等各种领域全面开展“实验”。然而告别是艰难的，告别仪式十分漫长，实验的成果相当有限，直到二十年后我撰写此文的今、天，告别的慢镜头依然纠缠着我们，“昨天”梦魇般挥之不去。
总体来说，八十年代的诗歌运动比七十年代的诗歌运动规模更大，参与者更多，但两者都是非学院化的，虽然受《今天》、《实验》(他们被称为“朦胧诗人”)的鼓舞而投身诗歌运动的后继者们(他们被称为“后朦胧诗人”或“第三代诗人”)大部分都进入了刚刚恢复招生的高校，但学院中的诗人与学院外的诗人一样反叛。当时还没有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之分——今天似乎已经有点泾渭分明了，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因为彻底的告别一定是反叛的，因此在“告别”的时代；学院中的诗人甚至比学院外的诗人更为反学院。
八十年代初期，上海的诗人主要集中在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等设有文科院系的大学里，尤其是中文系里。这些分散于不同高校的诗人大都互有交往，学院外的诗人也经常出入这些大学，与学院内的非学院派诗人广泛接触(学院内那些不反叛的诗人现在大多已经成为作协的诗人，这些人或许在统编教材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不属于本文的主角)。这是上海诗歌运动的酝酿期和准备期，或者说是各据一隅、各自为战的力量积蓄期，全国的情况也大抵相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各地民间诗人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纷纷办起了各种民刊，如四川有《非非》诗刊、南京有《他们》诗刊、上海有《海上》、《大陆》、《撒娇》等。
《海上》、由我发起，于19855年2月16日假座华东师大丽娃茶室成立，《海上》诗刊首期于3月问世。成立前多次与基本成员(都是八十年代初诗歌运动酝酿期和准备期的佼佼者)进行了单独协商和集体讨论。《海上》之名由刘漫流提议，获得了大多数同仁的首肯。《海上》最初创办时的基本成员是：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刘漫流、周泽雄(诗歌笔名“天游”)、张远山(诗歌笔名“海客”)、杭苇(他们四人在校期间已自办油印刊物多种)；毕业于上海师大中文系的王寅、陈东东、陆忆敏、成茂朝(他们四人在校期间也自办油印刊物多期)；毕业于上海机械学院的孟浪，不在学院的默默等。《海上》之所以没有复旦大学的成员，是因为《海上》愿意接纳的毕业于该校的诗人当时都不在上海，如张真远嫁海外，卓松盛毕业分配至北京工作。
《海上》创办后又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后因多种原因停办。其后孟浪与郁郁等人又创办了《大陆》，默默与京不特等人又创办了《撒娇》，孟浪与东北诗人徐敬亚在深圳举办了《全国诗歌流派大展》，刘漫流、默默、盂浪等人则参与了全国性民间诗刊《现代汉诗》的创办和编辑。总之，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上海的主要民办诗刊不再局限于小范围，而是面向全市或全国。
需要补充的是，“海上”并不局限于诗歌。也许是受到《今天》诗刊与“星星画展”之互动的暗示，但更主要是出于对近代以来诗歌与美术之互动的认识(如未来主义之于诗歌和美术、超现实主义之于诗歌和美术等)，我向“海上”同仁建议增设美术部，获得了大部分诗人的赞同，不少上海画家也愿意加盟。“海上”美术部由陈立凡(毕业于上海轻工艺学校)和杨晖(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人负责联络，举办过多次画展，如“海上”成立日在华东师大丽娃茶室举办了“陈立凡画展”，1986年6月又在徐汇区文化馆举办了“四人画展”(杨晖、王小君、龚建庆、邹世龙)等。《海上》诗刊的封一至封四刊登过龚建庆(阿大，自学成才)、王小君(毕业于上海师大艺术系)等人的版画。
另外，我还曾打算俟条件成熟后向“海上”同仁建议增设学术部，后因文化气候改变及内部分歧增大，我退出“海上”开始十年面壁，学术部来及正式设立，未能对：海上”诗人和“海上”画家的作品开展任何学术批评。这至今成为我个人的一大遗憾！
八十年代以后至今，“海上”诗人的基本情况是(仅就我知道的而言，来必完全也未必准确)：我和周泽雄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离开教职，成为体制外的职业作家。刘漫流始终供职于上海一所大学。杭苇目前供职于深圳—家报纸。王寅离开教职以后辗转于各种形式的媒体，现为《南方周末》驻上海站的记者，陆忆敏离开教职以后，目前是上海某区一个街道办事处的主任。陈东东先供职于上海市工商联，现成为职业诗，人。成茂朝从，一名教员变成一位商人。盂浪漫游全国后于九十年代中期远赴美国。默默成为广告从业人员，近来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郁郁长期闲居，但一如既往地热心于各种诗歌活动。京不特先出家为僧，还俗后赴丹麦攻读哲学，目前正从事克尔恺戈尔著作的汉译。这些人现在有的已经不再写作，继续写作的也未必局限于诗歌，不少人已经把写作领域扩展到小说、散文和学术。
“海上”画家的基本情况是：陈立凡于九十年代初赴南斯拉夫，九十年代末科索沃战争期间回国；因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采访一度成为新闻人物。杨晖于九十年代初赴法国，九十年代中期回沪暂居数年，目前暂居台湾从事创作。最令人悲痛的是，龚建庆于九十年代中期在一次事故中溺水身亡，这一事件似乎预示着八十年代“海上”艺术家们的反叛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激情的挥霍而告一段落：二十世纪／叶年代至今，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一代人的青春激情即将耗尽，至今依然没能成功地“告别”昨天；但以反叛的姿态投身于中国新文化创造的每个人，无论其实际成就和贡献如何，或早或晚都将告别生命。
幸而薪尽火传，新一代的青春激情正在更热烈地燃烧。也许中国文化的新生确实需要两代人，因为以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来看，六十甲子就是两世，而一世是三十年，比西方人以十年为一个年代要缓慢一些。说实话我并不在乎缓慢，只要中国保持八十年代以来这种缓慢但坚实的进步，我就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作为八十年代艺术活动的参与者之一，我对上海乃至中国的新一代艺术家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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