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推崇天才，东方敬重圣贤。
因为西方总要永远地赞美上帝的创造和牺牲；
因为东方放不下承受尘世的苦难，负荷人间的救赎；
因为现代中国正道，已不仅靠才子、豪杰、英雄、领袖或民众、阶级、政党、主义，而非有圣贤心肠、圣贤气象、圣贤襟抱，终不可为。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 卢作孚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位圣贤。与其同时并生者，尚有社会改造家梁漱溟、国学大师陈寅恪、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国母”宋庆龄，以及革命家毛泽东。 1893年以来110年间，中国必须在承前续接五千年文明的同时，革除两千年专制毒瘤，又必须应对欧风美雨日侵俄化“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求取中华民族之新生。
卢作孚的道路；是孙中山的道路，是孙中山之后一条筚路褴楼而日久弥宽的道路。
他是孙中山之后，中国现代化思维和实践的不朽先驱。
他在中国率先提出“现代化”，强调中国积弱积贫积愚的拯救之途，唯在“建设”，尤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以“民生实业公司”和北碚实验的奇迹般的成就，历史性地予以证实；
他在历经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少年中国学会和同盟会、青年党各种…“纷乱的政治”动荡后，信奉改良主义和渐进哲学，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改良主义卓越而悲壮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中的坚毅、耐心、奋斗和牺牲，丝毫不逊于痛快纵性的革命造反，而更有工业革命以来三百年世界史和中国二十余年改革史的不刊之证；
他是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中国的敦刻尔克”——宜昌大撤退的英勇主持人，以布衣之身扶大厦之将倾，两次荣膺抗战胜利勋章；他是有高度历史自觉感的爱国者，绝非“一边倒”的“他信”主义者，是有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的民族主义者，绝非义和团式的奴性仇外狂；他是人类进步与幸福的坚定信徒，是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繁荣、强大的杰出典范；
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民族资产阶级最优秀、最卓越、最高尚、最伟大的代表，他把金钱与良知、精明与仁爱、事业与责任、个我与世界的矛盾，一一加以消解、转化、升华；把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与效率天才地融冶于中华人文风教和伦理秩序；他首创的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足为中国二十一世纪的企业家垂范，使其知所矜式。
卢作孚的历史遗产远不止此，其中任何一方面，已堪称不朽，已可进人中国二十世纪先贤祠。而这一切皆是外在评价，某种历史地位和社会角色的还原和确认。 圣贤者，人间光明的使者。对于一切真情、才气、志趣、理想，决不轻盲拒斥、批判、否定，亦不随意自铸伟词，逞推倒一世之能；而只是终身依循其本心真情，惟是“求仁得仁”，惟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古往来今，已知之世界历史上，垂法后世者，亦已夥矣。天才运神思，锋发韵流；英雄露肝胆，风云际会；豪杰义士，“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障百川而东之，以一腔热血惊当世之懵懂；更有高蹈隐者，千载一遇，犹旦暮遇之，“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而人格世界之集大成者，乃是中国的圣贤精神。对人世万象，皆能以侧怛仁爱，同情之、宽容之、成全之、转化之、升华之、赞叹之，“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
马歇尔、司徒雷登等美国人曾称颂梁漱溟为“中国的圣雄甘地”，梁先生则称颂卢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卢作孚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名圣贤式遁世者。当一切都反向终生为之奋斗的路径坠落，行将到来的是漫长而绝望的异常时代，悲剧和荒唐将笼罩大地时，卢作孚选择了从伯夷、叔齐以来古之高洁之途，慨然撒手尘寰，“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大质不亏，形随神去，留下两句至简至洁的遗言；“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无限感喟，无边忧患，无任情怀，都一如浮云过太虚，宜让千里之远的挚友黄炎培泣血浩叹“……识君之抱负，惊君之才，知君之心。呜呼作孚!今乃为词以哀君之生平。君其安息吧!几十百年后，有欲之君者，其问诸水滨。” 圣者不死，圣地不空，“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中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据东方亚细亚中土神州，其道途仍艰险，其使命仍修远伟大，中华仍是亟需圣贤的国度。
沧桑不改圣贤心。冥冥之中，苍天正色，作孚魂归兮，心系故园，心佑中华。编后：
多难兴邦。因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总会有一大批的英雄豪杰，以自己的智慧勇气和献身精神去应对挑战，肩负起天下的兴亡。在我们的文化中，他们千百年来都被当作圣贤加以敬仰崇拜。作为民族内在生命力的象征，他们的人格在历史的长河中就像航标一样永远闪耀着光芒。
卢作孚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圣贤似的英雄豪杰。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那是一个古老民族在因厄中对浴火重生的渴望和呐喊。卢氏正是少年中国会的会员。终其一生他都在履行着“少年中国”的宗旨广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他的智慧和勇气，有被称为“陪都的陪都”的北碚改造工程和“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的民生实业公司作为见证。曾为“少年中国”会员后为中共主席的毛泽东将其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并列，誉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家。事实上，正如吴小龙所说，“卢作孚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作为五四时期所涌现出来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分子，他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对于改造中国的方向和道路等问题，都有过许多深刻的思考，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至今还不失其启示意义。”
我们这里更想强调的，则是卢先生思想人格的文化内涵及其在今天的启示意义。在黄炎培引孟子语“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题赠卢氏半个多世纪后，其后人又这样写道：“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孕育了卢作孚的人格和精神；卢作孚的伟大与崇高又为民族文化的宝库增添了新的亮点。”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对卢氏一生“为公众造幸福的精神”、对民生公司“服务社会，便利人群”的经营宗旨最好的阐释和评价。卢作孚本人也的确是以儒家理念中的圣贤自相期许的：“中国人一向的美德是抑制了自己乃至于牺牲了自己以为集团生活——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今天虽然集团生活有所转变，转变为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乃至于一个国家的，而抑制自己乃至于牺牲自己以为集团生活的美德，却仍然是一样需要的。不但不会抛弃了而且会加强了。如果他们的生活集团小则变为一个经济的、教育的或社会的事业，大则变为一个国家；他们便会为了事业，为了国家，抑制自己甚至于牺牲自己。向来可歌可泣的忠臣烈妇的行动，现在便可以殉社会、殉国家；向来勤俭兴家的行动，现在便可以兴一桩事业，兴一个国家了。”
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儒学对卢氏立身行事的积极影响，同时还可以看到，卢氏的思考实践为儒学在“世变之亟”中实现创造性转换的广阔前景和巨大能量(虽然具体提法容或可商)。曾几何时，圣贤在人们心目中仅仅成了在庙堂端坐的既不可亲也不可敬的陌生造像。这实在是一种历史断裂的文化悲剧!博爱之谓仁。圣贤首先意味着一种“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胸怀。所谓；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者，就是对民生时局有着深刻的体察、诚挚的同情并具有扶危济困安邦定国的大智大勇。
诚然，在现代性和全球化业已全面改写世人生活图景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应也不会将自己的命运仅仅寄望于圣贤。但是，我们的社会对卢作孚式的圣贤人格仍然怀有一份期待乃是非常自然的。这不仅因为我们绵延了五千年的文化传统需要这样的人物延续自己的荣光，因为工商社会仍然需要利他奉献的精神，也因为各种制度的改革变迁尚假以时日。
在《紫雾——卢作孚评传》的征订文字中有这样一句话，“正如陈寅恪在九十年代风靡学术界一样，卢作孚将在二十一世纪初成为热点人物”。但愿这里对卢氏的讨论是一个真正的起点。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大家都来思考和讨论一下，人们心底最具普遍性的愿望和要求是什么?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实际是什么?应当是什么?应该如何去实现它?今日若有卢作孚出，相信他首先也要对此先作一番分析思考。
希望朋友们热情支持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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