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最重大的主题，就是我们的现代化历程。而在为这个理想而奋斗的众多优秀人物中，卢作孚称得上是为中国二十世纪现代化历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伟人。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智慧、才识、胆略和勇气，特别是他对中国国家现代化、乡村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超前思维、论述和构想：他在民生公司的企业管理、企业文化建设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努力，他在北碚进行乡村现代化建设时的大量社会改革和实践，以及在这些实践中创造的众多奇迹，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笔从精神到物质，从智慧到技术的宝贵文化遗产和财富。
卢作孚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友毛泽东称他是发展中国工业所不应该忘记的四个人物之一。实际上，卢作孚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作为五四时期所涌现出来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分子，他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对于改造中国的方向和道路等问题，都有过许多深刻的思考，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至今还不失其启示意义。
一、卢作孚关于救国根本道路的观点
自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由于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内政治依然黑暗，政争不断，军阀混战，时被外力所乘，民族危机依然严重，辛亥革命后所出现的那一点光明、那一点新气象又迅速消逝于无形。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振兴中华，救国救民的根本道路是什么，依然无可回避地摆在了中国人、尤其是先进思想家的面前。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其间的二十余年，国人对于救国问题和民族、国家发展的根本道路问题始终在进行着思考和探索，有许多有意义的方案，有许多有价值的启示，有许多虽未能实行、或者实行了却终未能成功的规划，至今还让我们感受到了思考者的理性、清醒和睿智。卢作孚要算这样的一个典型。
自鸦片战争以来，救亡一直是中国思想界一个中心言说。但卢作孚却独持异见，断然宜称，“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已有不亡的保障。”(见《卢作孚文集》下同)这种说法，提出于三十年代初，与胡适那个有名的“五鬼闹中华”、“帝国主义断然不能灭那五鬼不能乱的国家”的说法遥相呼应。如果说胡适的观点多少得之于他留学欧美，受西方理性主义熏陶浸染的经历，那么早年(直到此时)未曾出国的卢作孚又是如何形成他的这种根本认定呢?恐怕是来自于他对自己所面对的中国社会现实的考察和思索。因此，他们两人基于这种理性主义而设想的救国根本任务也就不同，胡适侧重反迷信、倡科学之类的思想启蒙，侧重于理论；而卢作孚则侧重于实践和实业：建设铁路、公路、矿山、工厂、农场，等等，侧重于自地方开始的具体建设举措。
卢作孚明确指出：“政治问题不是可以大刀阔斧解决的。因为政治上主要的是建设问题，是建设秩序问题。国家虽大，其建设秩序的工作细致，乃与个人生活秩序是一样细致的。分析起来，都是一点一滴的问题，不是大刀阔斧的问题。合无数一点一滴以成一桩事业的系统，合无数事业以成一个地方的系统，最后乃成一个国家的系统。”基于这样的判断，卢作孚把政治上的问题规约为主要是建设问题、秩序问题——联系到当时的思想界、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内，一直争论不休的走政治革命还是走实业与教育道路来救国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卢作孚对这些争论的间接回答。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他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和实践模式所做的理论思考、论证。在当时内忧外患、国事糜烂的局势下，一般人倾向于“大刀阔斧”地革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改朝换代心态，也符合当时的国人迫于内外交困的形势而产生的急切、焦虑的心态。而卢作孚以其在实业和建设方面的长期实践所获得的经验和巨大声望，断然坦言“政治问题不是可以大刀阔斧解决的”，进而试图制定规划，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从四川省做起，并且颇具雄心地提出要使四川成为全中国的榜样。
卢作孚以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分析来支持自己反对激烈的变革方式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源不在于外部或者表面，而在于内在的社会结构：在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集团生活”的特点，中国的改良或革命，都面临着“绝大的困难”，“这困难之源只在一向的集团生活——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的相互依赖……要变更这依赖关系，要变更这比赛标准，要变更这道德条件，乃是当前绝大的困难。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军人有力量打倒一切军阀，然而没有力量打倒军阀所由形成的集团组织。只要有人群，便有一群亲戚邻里朋友在各努力去解决其家庭生活问题。虽然亦有人群间相为的精神——亲戚邻里朋友间相为的精神，究竟还没有明了地为所在更大的人群努力。”即人们习惯于为小群体的利益而共同努力(“相为”)，却还不习惯于为大群体(民族、国家)的更高利益而共同努力。在卢作孚看来，建设“完好的国家”、改造社会，关键不在于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而在“整个社会组织的改变”!卢作孚此论，极不合于当时的国共双方的主流意识。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诉求及其背后的理论系统且不说，阶级分析与社会学的冲突且不说，当时挟反帝反封建口号以自重，以谋军政统一的国民党，也断不容此看来似乎在为地方势力和军阀割据辩护的理论。“要创造或运用现代的物质文明，便要创造或运用现代的社会组织”，这是他的结论。当时在这一点上，共产党方面的观点亦相似。不过卢作孚与此似乎又有区别：在共产党那里，创造现代化组织的诉求是以阶级斗争、政权更替、新型专政等话语表达的，实践中致力于创建破坏现有组织的组织：把旧式的农民起义组织成为新式革命军队。而在卢作孚那里，“创造、运用现代的社会组织”则意味着另外的运作原则：以各种区域性、行业性的组织为实践目标，在这些具体的建设实践中去培育他所期望的那种社会组织。，而在此过程中则须始终坚持他那长远的社会理想。这种实践常常受旧组织、旧体制的掣肘，故常常有失败、顿挫之感，不如共产党直接把目标指向消灭旧组织来的单纯痛快，但是以立为破、先立后破则是卢作孚及其同道不可放弃的原则
二、卢作孚的地方实业计划
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卢作孚开始具体规划四川省的地方改造问题——他设想的实际上是一种气魄宏大、目光长远的“小事”——以实际成绩取信于民，即使规模小，“影响也是很大的”。他把自己认为应该进行的“各种应该建设的事业和怎样建设的方法”“预说—个大概”，并且强调指出，“在进行中间，有三种必须留意的条件：1．各种事业必须同时努力，因为社会问题，都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各种事业都是可以相互帮助的。2，各种事业，都要天天有想法，天天进步或改良，没有一个可以永停的地位；一种可以永守的方法。3．在经营事业的途程上；对于一般人重在指导和帮助，期于引起他们的信心和同情，基于他们都有勇气，都有愉快的精神和积极的兴趣走到经营的路上去。”这些，看起来都是在把人引向非常具体的“经营的路上去”，以使社会的物质财富和改革资源得以增长。时至今日，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还能说卢作孚的这种“渐进改良”仅仅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吗?从他所阐述的整个方案看得出，卢作孚是很有行政能力和考虑成熟的通盘构想的。
而在当时，能以他这种精神真正去干实务，以求这种实践的积累扭转国运的人是很少的(另一种取向上的很多人，如少中会友恽代英等也干着实事，但是在另一理论大系统支撑下的别一向度上的“实事”)。卢作孚的思考方式既有其全局性(哪怕只是地域性的“全局”)，相当大气，又有其纵观历史以总结经验的深沉思考，又有其立足实践、求实务实的作风。具体说来，卢作孚为建设四川规划了一系列应当着手的实际工作：交通问题、经济事业、教育事业、财政问题、军事问题，等等。以卢作孚《四川人大梦其醒》一文的实质而言，他是清楚地看到了四川(乃至中国)问题根源在军人。只有军人的觉悟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军人当然不是指士兵，而是指军阀们。他的呼吁主要是针对军阀的。军阀中当然也有相对开明的、爱国的，但，叫他们作为一个利益群体，自觉接受对自身利益的限制和剥夺，显然不现实。甚至于，另外的新兴群体也明’白看出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军队，利益追求的根本在军队，于是乎，把自己的所有改革主张归结为抓军队。他们与旧军阀的不同只在于：同是靠军队、暴力、武装来实现自己政见和利益诉求，军阀们把这仅限于代表自己的某一地域、派系、家族、集团，而新兴者则声称超越这些，是代表某一阶级，某种社会理想。但是，如果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暴力手段之有效和有限则是一致的。
三、卢作孚的社会远见
作为一个实业家、教育家，和从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出发进行平实而深刻的思考的思想家，卢作孚在城乡关系、教育、卫生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些见解是相当出色的，具有令人惊讶的超前性。
他这样阐述农村问题：“如果人们仍是继续不断的重视城市而不重视乡村，努力于城市的经营而不努力于乡村的经营，必更有一危险的问题，便是：‘促成人口集中城市’……要避免它，便应赶紧解决乡村问题。所以乡村地位十分重要，是一般人应该知道的，尤其是乡村里的人应该知道的。”今天读到这段话，我们怎能不惊叹于卢作孚这一观点的预见性?他既借鉴、参考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又分析了中国乡村的具体问题(政治、经济、教育、人口、以及乡绅的作用等等)，他所要采取的办法也不是要铲除乡村既有结构，而是用渐变去改良它。他的这种改造设想是“不彻底”的，但这正是其高明之处。彻底的毫不妥协的方式在政治上常行不通，后患甚大。“不彻底”的改良则常常能够通过实验、示范、利诱、启蒙而将可能的内耗减少，充分利用传统资源和现有的民间组织结构。在这一方面，当年的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人的思考都颇具卓识，他们所致力的乡建运动都应算颇有成效，但最终，都由于外力(外敌人侵和革命形势)而中断，以至于他们自己也承认是一种失败。其实，他们是成功的。尤其是利用农村传统资源，利用农村民间组织，来推进一种实实在在的渐进和渐变，不但当时就功效立见，而且可以构成一种持久的良性发展过程。反观以“铲除”的方式迅速完成的社会变革留下的遗患，我们不是可以有所领悟吗?
对于教育，卢作孚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给与学生以知识，而在训练学生的行为。第一是训练学生在家庭中间的行为……第二是训练学生在政治上的行为。使他知道怎样选择，怎样会议，怎样参与地方的事业，怎样完成国民的责任。第三是训练学生在经济上的行为。怎样养成他在职业上的技能，怎样提高他在职业上的地位。怎样教他继续不断的努力于一种职业。第四是训练学生在交际上的行为。教他对人怎样恭敬，亲切，诚实，有信义，语言怎样明了，委婉而动听。第五是训练学生游戏的行为，教他怎样运用暇时……作正当的游戏，消灭以前社会上……种种不良行为。”这种训练，看起来只是一种社区训练而非国民训练，但它是必要的，是国民训练的基石。人总是依存于其具体生存环境的，总应先处理好此中关系。没有这种社区基石的政治和道德教育的宏大叙事，很容易随着政局变迁而沦落，成为高调掩盖下的无道德。脱离社区生活实践的教育是大一统集权制的需要。但在中国传统专制制度中，由于还有民间社会和家族社会，它可以此为具体补充。一旦把这种民间和家族社会铲除，把人的自然生活和教育完全政治化，以政治原则取代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和基本原则，那么，人的性格发展会变成什么样的呢?这也值得我们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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